辛亥革命先驱——刘莘园

□唐 皓

　　刘莘园，名端裳，字树苑，今贵州省仁怀市人，以“莘园”之号行于世。据其《遗稿》所载：刘莘园出身于书香仕宦之家，幼时，家庭延师授教，攻习四书五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刘莘园以童子应县试，次年入怀阳书院就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遵从父命，他考入省城贵阳“贵州陆军小学”第二期(校址在贵阳市次南门新桥西端)。

　　贵州陆军小学是清末清政府仿效日本陆军制度、在全国培养新军骨干创办的陆军小学，学生由各府、州、县保送，学生的大多是十五岁到十八岁的青年，一般具有“秀才”的头衔，或受过科举教育的人。学校设置的课程有兵学、格致(物理)、日语、算学、图画、文史、兵学常操、体操等。随着国内革命运动高涨掀起，学生通过阅读《民报》等革命刊物，了解到“不少提倡革新政治、提倡民族平等、扫雪国耻、挽救危亡的议论”，思想转而倾向于孙中山的同盟会。

　　刘莘园与同学席正铭、阎崇阶等情趣相投，友谊深笃，大家常聚于“陆小”附近的荒郊，谈古论今，评论时政。每当谈及清廷腐朽、丧权辱国，无不痛心疾首，感慨不已。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黄兴、黄明堂等在云南河口起义。消息传到贵州，给刘莘园等人极大鼓舞。为了增强实力，扩大影响，他们决定广泛联络同志，“开公口”，成立 “黄汉公” (哥老会)，由席正铭任大爷掌码头，总负其责;阎崇阶、朱毓善分任正副钱粮(帮会称“管事三爷”); 刘莘园、江务滋、朱导江分任正副管事(帮会称“管事五爷”)。其任务是团结一切反清力量，主要活动对象是在新军内部发展成员，以此加强军事力量。为了不使官府注意，他们成立革命团体“历史研究会”，表面声言宗旨是以历史研究近代社会。然而却通过讲座形式，宣传满虏入关残杀汉人的惨痛史实，刺激青年学生的革命情绪;宣传《民报》的革命理论，鼓动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历史研究会的活动经《黔报》披露后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统治当局对此十分恐慌，随即明令取缔。面对禁令，刘莘园、席正铭、阎崇阶等决定变更活动地点和方式，使革命宣传活动继续下去。

　　宣统元年(1909年)冬季，“陆军小学”第二期毕业生升学到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刘莘园、席正铭等离筑赴鄂。

　　晚清时期，清王朝陆军部办了四个陆军中学：第一中学在北京的清河，第二中学在陕西的西安，第三中学在湖北的武昌，第四中学在江苏的南京。到武昌后，刘莘园等人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中去。在席正铭的联络下，他们加入了同盟会，并参与了湖北“革命文学社”“共进会”的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当晚七时，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共进会总代表熊秉坤率队占领楚望台军械局。消息传出，各营奋起，矛头直指总督署。当楚望台枪声响起时，席正铭迅速召集刘端裳、阎崇阶、田子玉、雷洪、谢复初、刘莘园 等二十余人参加紧急会议，集合全校500余名同学，撞开学校军械库，携械整队入城，直奔楚望台。之后，刘莘园参加了湖北咨议局的防卫战、以及守卫革命政府藩库、官钱局、铜元局等工作。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刘莘园派往都督府，担任被革命军逼迫出任鄂军都督的黎元洪的看守任务。在都督府中，他见到了被革命军逼迫出任鄂军都督的黎元洪。黎元洪出任鄂省都督后，刘莘园以学生代表资格，任军务部总务科长。“中华民国”成立后，刘莘园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深造。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刘莘园闻讯后奔赴南京，参加了黄兴领导的讨袁斗争，事败后出走上海，接着转赴保定。

　　1914年，刘莘园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分发到北洋陆军第三师曹锟所部见习。1917年6月，刘莘园应贵州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之邀，离开北洋陆军第三师，返回贵州到该校担任战术教官，随即参加护法之役，担任王文华所部步兵第一团少校团副。由于与团长袁祖铭是陆军小学的同学，加之交谊不错，因此被袁祖铭视为股肱。在之后的4年间，刘莘园追随袁祖铭转战奔走于西南，卷入了川、滇、黔军阀的纷争中。

　　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被袁祖铭所派刺客刺杀于上海。次年3月，在北洋政府支持下，袁祖铭趁着 “五旅纷争” 黔中政局大乱的时机，率“定黔军”入据贵阳。1923年3月，滇军二次入黔，刘显世再次入主黔政。迫于滇军的攻势下，袁祖铭率部入川，再次投靠吴佩孚。在北洋军阀的武装下，很快恢复了元气。

　　1923年7月，袁祖铭部驻扎重庆期间，一艘英国军舰驶入嘉陵江、长江汇流处的朝天门码头，不顾城防黔军阻止欲强行靠岸。遭到拒绝后，英舰悍然炮轰黔军守备队和街市居民，制造了“重庆惨案”。面对英舰的暴行与挑衅，时任北洋政府援川前敌总司令及川、黔、陕、鄂、甘五省联军总司令的袁祖铭，害怕引起外交冲突，主张对英妥协。这下子可惹火了袁祖铭部参谋长兼任六十八旅旅长刘莘园。刘莘园没想到袁祖铭竟然置国家主权、民众苦难于不顾，对外人的暴行视而不见，于是愤然正色，当着袁祖铭的面说道：“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岂能坐视百姓无辜死伤而不顾?!总司令不还炮，我还炮，一切后果由我承担。”随即拿起电话，下令守备炮队开炮。英军见势不妙，慌忙起锚溜走。此情此景，令刘莘园感触万分，返回驻地后他奋笔疾书，写下 “英舰侵我内河，炮击我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同胞速起!速起!”之语。

　　刘莘园抗御外侮的义举轰动了山城，中共地下党人萧楚女、张闻天主办的《新蜀报》特别报道了这一事件，称刘莘园为“反帝将军”。重庆女师、巴蜀女中等学校相继邀请他到校演讲，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袁祖铭对此大为不悦，十分嫉恨。刘莘园亦从这件事中亦看清了袁祖铭的嘴脸，于是与其貌合神离，渐行渐远。1925年7月，刘莘园以回乡省亲为名，由重庆溯长江至合江，在赤水登岸后由陆路返回仁怀。之后，他应“新桂系”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之邀，以宾客身份寓居桂林，为“新桂系”联络川、滇、黔地方实力人物进行反蒋活动……

　　1937年7月7日，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守军，面对日军的悍然进攻，奋起反击，从而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受川军四十五军政训处长刘仲容之邀，刘莘园脱离了6年的寓公生活，到成都邓锡侯、孙震领导的第二十二集团军部任高级参谋。

　　第二十二集团军全部兵力约三万三千人，仅有步枪、机关枪等轻武器，连山炮都没有一尊。而这些枪支均为四川内战多年的武器，在刘莘园眼中，靠这些老旧不堪的武器，与日军抗衡，实在不堪一击。然而作为一位军人，他十分清楚，一个遭受外敌入侵、由此凝聚抗战决心的民族绝不能忽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以死相搏的抗战热情是任何敌人不可战胜的。怀着必胜的决心，刘莘园随第二十二集团军由川北徒步行军到陕西宝鸡，乘车到潼关集结后，渡过黄河，在风陵渡乘火车抵达太原。

　　时值娘子关、太原战事紧张，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先后命令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娘子关、太原增援。鉴于该集团军在增援中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和伏击，死伤惨重，刘莘园奉邓锡侯、孙震之命到南京与唐生智、白崇禧“深相接约”。到了潼关，刘莘园闻知南京已被日军占领，估计唐、白二人撤往武汉后，他由郑州转车南下。到武汉后，刘莘园在武昌阅马场拜见了白崇禧，呈上邓锡侯的信。一两天后，白崇禧将回复邓锡侯、孙震的信交给刘莘园，并告知第二十二集团军现已调往徐州方面作战……

　　刘莘园返回第二十二集团军后，参加了徐州会战中的藤县保卫战。藤县失陷后，经过整顿补充，该集团军立即投入台儿庄战役，担负坚守台儿庄西南两门的任务。激战多日，终于将日军击退。随后在韩庄的争夺战中，敌我几易其手，战事胶着。在高级参谋会议上，长官部徐祖贻参谋长主张韩庄守备队退过运河、据守南岸。刘莘园对此坚决反对。其认为：“守备队一但撤退，台儿庄主力方面侧背空虚，受敌威胁。韩庄、台儿庄距离不过四五十华里，重炮射程都打得到。我军主力方面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不主张撤退。”见徐祖贻态度松动，刘莘园随之建议：“据我内战的经验，不必撤退，死盯着他们，挖深战壕，昼伏夜动，敌军长于守御，利用地形，火力炽盛。我们白天藏匿壕内，避免死伤，晚上就用少数兵力，轮班攻打，搞得他们三魂不灵，七魄不安，天亮了大家就回来睡觉。就这样的兵也不撤，掩护主力的作战任务也可以达成。”徐祖贻最终采纳了刘莘园的建议。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刘莘园在第二十二集团军长官部接待了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和苏联塔斯社的记者的采访，向他们展示缴获的战利品。外国记者对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给予高度的评价。之后，刘莘园代表邓锡侯、孙震接受苏、鲁、豫、皖社团和人民代表接受的献旗致敬。当晚他万感交集，夜不成寐，口占一律云：

　　滴尽西川万人血，博得同胞一面旗。

　　近日台庄欣战捷，当时藤县苦撑持。

　　纵横荆楚包胥泪，破碎睢阳许远师。

　　遥忆故人慷慨死，星梁月落梦迟迟。

　　1938年4月，日军在台儿庄战败后，调整部署，重新集结十三个师团三十一万兵力，分六路夹攻徐州。中国军队为扩大战果，确保主动地位，从各战区调集四十五万大军，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统率下协同作战。中国军队战于鲁南、津浦线南段、陇海线及台儿庄、禹王山一线，给日军以相当杀伤，粉碎了日军中央突破直下徐州的企图。由于日军向西迂回部队行将占领肖县、沛县、黄口，为保存实力，中国军队避免被优势日军合围，决定放弃徐州。1938年5月15日，中国军队分五路突围，向西南撤退。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

　　1938年5月20日，刘莘园带着卫兵撤至符离，得收容整编部队上千人，受命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前敌临时总指挥。当得知鲁南兵团司令孙连仲驻扎小燕庄，他立即前往打听李宗仁和孙震的去向。孙连仲告诉他：“李长官退往安徽颖州方向……孙震好像化妆后退往上海……”

　　孙震去向不明，长官部不知所踪，刘莘园率领部队移军安徽亳州及河南信阳等地。在与在潢川的李宗仁取得联系后，旋即奉命开赴湖北襄樊待命。这时孙震邀他到汉口见面，许其师长一职。虽然两人是保定军校的同窗，但刘莘园厌恶孙震身为主将临阵脱逃的行径，于是请假返渝。

　　1938年8月，刘莘园返回贵州，积极参与抗战救国的爱国运动。1941年秋季，仁怀私立昆山中学因办校以来受县长严道生阻扰不得在省教育厅立案，学生毕业证亦因此不能验印升学。鉴于学生有的自行离去、学校有瓦解之势，校方特向刘莘园求援。刘莘园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于是函告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敦请其转令贵州省教育厅，批办该校立案问题。在陈立夫的干预下，昆山中学校董会得以立案。

　　1942年春，刘莘园受聘昆山中学校董事长。为了振兴家乡的教育，刘莘园以培育人才为乐事，全身心地投入到昆山中学的教学事物中去。他一面捐出私人藏书二百余册，充实学校图书馆;一面教书育人，自己无薪担任一个班的国文课;教学之余，他常给学生讲述抗战经历，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刘莘园对有志青年尤为爱惜，听说当局将拘捕革命教师石化田，他不惜以收到的25石年租款资助其逃亡。当家人责备时，刘莘园慨叹曰：“我一生靠朋友过活，区区之钱能救一革命志士，何惜之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莘园先后任贵州省文史馆馆员、贵州省民革委员、贵阳市政协委员。在此期间，刘莘园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遭受了历次的清洗和苦难，身心受到嶊残。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送到农场劳动。“文革”时，他又遭抄家，所藏图书、碑帖、字画被毁之一炬。当时贵州省文史馆处于瘫痪状态，他无处领工资，生活困窘，求助无门。面对“耄耋独居”的凄凉晚景，刘莘园贫不坠志，穷且愈坚，化幽愤于诗文，困厄书写春秋。

　　刘莘园善诗文，工书法。文精简洗练，诗典雅雄浑。书法宗北碑，师古而不泥古，气势磅礴，苍朴遒劲。其著述丰厚，大多毁于“文革”，诗文墨迹，也多散失。其文史作品有《清末光宣年间我所受的封建教》《武昌首义回忆录》《回忆黄克强》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生活回忆》《辛亥革命时期贵州陆军小学的一些活动》《贵州北伐军始末》《护国时期我在北洋军的亲历》《护法之役我参加黔军在重庆会战与成都会战》《民九滇川黔军混战记》《护法之役黔军第五路援桂纪略》《滇军唐继虞部侵黔记》《抗日战争回忆录》等，为史学爱好者研究贵州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护国、护法之役、西南军阀史及黔军抗战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其《山樵诗选》，是刘莘园一生诗作的精华，生活气息浓厚，饶有情趣;刘莘园平生喜爱碑帖，爱好收藏，所藏有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珍品，惜“文革”被毁。

　　1977年，刘莘园病逝。十六年后，其侄刘一鸣与友人龙先绪将刘莘园的事迹、著述整理出版，取名《辛亥革命老人刘莘园遗稿》。2011年，刘一鸣、刘增永撰写出版《辛亥革命老人刘莘园传》一书，从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知识性、可读性兼具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