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画背后的浓浓爱国情

——沈嘉蔚先生与《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

□本报记者 万里燕

　　9月13日，沈嘉蔚先生来到贵州，在贵州美术馆、遵义美术馆及贵州大学美术学院举办了三场讲座，我有幸得以与沈先生接触。沈嘉蔚先生虽是第一次见，但大名实在听得太久——上世纪70年代中国最有名的的油画之一《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即是出自沈先生之手。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是整个7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但作品经历了“改脸”、破损、修复，也曾藏于床底17年，现被上海龙美术馆收藏。《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以宏大的表现手法展现了1970年中国大地上的重大事件，这件作品是沈嘉蔚先生26岁时创作完成，他比喻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犹如自己的孩子，“它的前世曾大红大紫，但却差点夭折，后来被一个电话救了一命。今生再一次回到公众视野是因为美国学者安雅兰举荐至《中华五千年》大型展览。来世这件作品会藏于龙美术馆，我很放心。”

　　著名艺术家陈丹青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看到油画作品《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时的心情：“1974年，我去中国美术馆，看到了沈嘉蔚的这件作品，震惊!当年我21岁，没想到一个比我大5岁的年轻人能画出这样优秀的作品。我发现了一个很牛的感觉，这是等到我在国外开眼后才知道——当你站在这幅画面前，在地理位置上，你是仰看这两位站岗的战士，同时又是俯瞰这座塔下面的江山，因为这是15世纪意大利人搞透视法以后，在处理上帝和人的关系之间给世纪美术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遗产。”

　　沈嘉蔚成长在浙江嘉兴小县城里。嘉兴南湖有召开中共一大的遗址，沈嘉蔚就在画布上开始画毛主席在党的一大。同时还临摹当时在《人民画报》发表的一张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后来这张画变成了样板画，还得到了江青的表扬。1968年夏天，南湖烟雨楼举办了一个展览，展品都是工人做的各种歌颂毛泽东的作品，其中就展出了沈嘉蔚画毛主席在南湖船上的与马恩列斯毛两张油画，这是沈嘉蔚的作品最早参加展览的记录，从此奠定了沈嘉蔚作为历史油画家的基础。后来沈嘉蔚回顾这段经历时，他说：“因为‘文革’，我一开始画画就进入了创作，完全没有经过科班的训练。我也不像那些文革一结束就进了美术学院的那一拨人，受到很好的熏陶，我跟他们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我的兴趣就定格在对历史的喜好和兴趣，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我对读书的爱好远远超过我画画的爱好，所以这一切综合起来让我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从表面上看，我好像还在坚持一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创作方式，实际上我只是保留了一个写实的外壳，一种传统写实的面貌，其实我是用这种写实手法来表达我的思想，我对历史的看法，我的背后都有观念在支撑。”

　　1970年，沈嘉蔚自愿支边到黑龙江，参与开发建设北大荒，次年任宣传股美术员。在列车上他开始了画速写，并持续了10年。这些基础都为《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4年，全国美展征集作品，沈嘉蔚与一众画家来到乌苏里江江畔收集素材。经过当地连队同意，众人上到被积雪所覆盖的一二百米宽的江边的20米高的瞭望塔。这使沈嘉蔚很是激动，毕竟是离上游仅百十余里的地方就是珍宝岛。众人兴奋地往瞭望塔上攀登，一会儿便到了顶部的瞭望台，受到两位执勤的边防战士的迎接。这第一次上瞭望塔的机会仅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而在有限的时间内，沈嘉蔚形成了《站岗》的初步构思：他放眼观察，只见苏联那边没有村庄，也没有相传几十里外的铁路，只有大架子、营房，和“乱七八糟”的树林。转身再看祖国的土地，辽阔无边，有房子、拖拉机等。沈嘉蔚的一个构思油然而生——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描绘伫立于瞭望塔之上，庄严站岗的边防战士。

　　构想的产生如此顺利，但实际作画的过程却十分曲折。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沈嘉蔚画了大大小小二、三十幅草图，力求找到一个较好的瞭望塔角度和画面构图，来反映边防战士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尽可能深刻地揭示油画的主题思想，但，草图连连被否定让沈嘉蔚压力陡增。在沈嘉蔚当时的日记中，仅有一次提到具体的情景：“今天讨论新构的稿，《站岗》新构图被否，弄得我心神不宁，十分难受!因为原来的构图我不太满意，而且，搞成肖像也不理想：这是个‘标准的’战士，很不能画得生动。心情不佳!” 可以看出沈嘉蔚在巨大压力之下，已经不想在日记中提及《站岗》构图的具体进展了。

　　及至1974年2月底，沈嘉蔚从董振厚的革命歌曲《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所抒发的豪情节奏中受到了启发，完成了正式的草图。“确定了作品的基调是抒情的，因此把画面的情节，从初稿的‘发现敌情’改为正常的值勤，以利于更深入细致地刻划我边防战士为伟大祖国站岗的庄严、自豪，又富于责任感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在后来的访谈中，沈嘉蔚说：“在‘大架子’(瞭望塔)上时，当你从望远镜里清清楚楚看到对方也在用望远镜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时，你便真正地、真切地感受到，你真的是站在祖国的大门口，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敌人的监视下，因此你身上肩负着祖国的尊严，这是多么光荣而又责任重大!在你的身后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八亿人民，这就叫《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并不是所有的人能真正体会这里面的感情的!只有真正到过这最前沿的人才能体会到。因此我是感到自豪和幸福的!”画家的一席话，轻描淡写的带过了当时创作的种种艰辛，也许在浓烈的爱国情感下，一切辛苦都将甘之如饴。

　　但在这里为了让读者有直观的感受，我还是要讲述沈嘉蔚先生创作《站岗》时的一双皮鞋的故事：在近20天的写生取材中，沈嘉蔚每天平均奔波(在泥泞道路和没路的积雪中行走)三至四小时以上，一双用一个月工资买来的皮靴，每天在雪水中浸泡，致使后跟很快磨秃，使得他颇为心疼。在这20天中，沈嘉蔚平均每天画画时间大约是10小时，而且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立于严寒的室外，甚至直接坐在雪堆里，且一坐就是两小时以上，留给每天睡眠的时间仅约6个半小时，而经由此次写生经验所形成的修改，则成为《站岗》最终的素描稿。

　　当被通知《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入选，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 沈嘉蔚特意去了中国美术馆。但仔细看自己作品时，发现人物的脸部被“改”——那个时代中全国美展的“改画”是将每一位画家的个性汇拢到时代认同的标准化之内，作品脸部被改成“粉红，脸圆”。尽管如此，这件作品仍为沈嘉蔚赢得了知名度，不断出版印刷在报刊、宣传画中，自然而然也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后来“文革”结束，这件作品被退回黑龙江的美协，无人问津。直到朋友电话通知，1981年沈嘉蔚才将自己的作品取回。但当时的沈嘉蔚知道作品可能已经出现颜料剥落情况，所以并没有马上打开，而是放在床底17年。直到1997年，古根海姆博物馆合作的大型展览《中华文明五千年》，现代部分的策展人安雅兰自1986年便对沈嘉蔚这件作品颇感兴趣，沈嘉蔚才决定将这件作品“重见天日”。

　　1998年，《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从古根海姆的纽约巡展至西班牙，回到澳洲后也不断被借展亮相。而它最后一次参加的大型展览是亚洲协会博物馆的《艺术和中国革命》，其后2009年亮相北京嘉德拍卖，被龙美术馆纳入馆藏。被问及看到这件作品的心情，沈嘉蔚表示“非常自豪”，为能在26岁取得这样的艺术成就而自豪。但画家更表示，如果不是当时被心中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所支持，在那种严苛的条件及巨大压力下，要完成这样一幅作品是非常不易的。

　　1989年，沈嘉蔚先生为了追寻艺术的发展，远渡重洋来到澳洲，一住就是30年。虽然人在澳洲，但沈嘉蔚先生心中的爱国情怀不但没变淡，反而愈发浓烈。在澳洲的工作室内，沈嘉蔚先生创作了不计其数的中国历史画作，其中历时四年多创作的巨幅油画《兄弟阋于墙》由由22块画布组成，每块画布的尺寸是198公分)高，137公分宽，经过横向拼接，全长达30米，共计有422个人物，全部由其本人照片为依据，其中389位的姓名直接写在画布上。若观者有心，把画中的人名上网查询一遍，就会发现画中每个人都有或长或短的波澜故事，连贯起来看其实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百年史, 此画创下了大型历史人物画中真实历史人物数量的新纪录。沈嘉蔚先生出于历史研究者的强烈兴趣和职业画家的强烈创作驱动，在长达四年多的创作过程里，没有接受任何金融资助，没有使用任何助手，调动大半生的生活、知识和技术积累，独力完成了这件巨作，在这背后是沈嘉蔚对祖国浓厚的感情和社会责任感的自觉。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陈履生先生说：“沈嘉蔚是一个在异国他乡还坚持革命历史画作的值得尊敬的劳动模范，是当代少见的超级勤奋的画家。难以想象，他是如何以超常的毅力坚持艺术理想和艺术使命的。”

　　鲁迅先生曾说：“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隐蔽，便是公道耳。”这段话，非常贴近沈嘉蔚先生的创作宗旨。在沈嘉蔚先生的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在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画家的任务只是将他们在观众面前复活。沈嘉蔚先生自我评价说：“我觉得我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这些作品将在我离去后，继续向无数代后人讲他们前辈的故事。借用巴金的说法是“讲真话”。进而言之，便是“做真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今天画历史画，后人看我画的历史画，也是在看已经作古的我们的历史。我们先要写好写正自己的历史，才能画好画正前人的历史。”

　　今年是伟大祖国建国70周年，各地都在以各种形式轰轰烈烈的开展着庆祝活动。诚然，爱国情怀需要宣发，爱国情怀必须纪念，但事实上，就如同沈嘉蔚先生毕生用自己的创作来表达爱国感情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为伟大祖国站岗”。最动人的爱国之情，正是存在于每一位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中，一点一滴汇涓成流，汇聚成大海，必将陪伴伟大祖国直到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