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漫谈高廷瑶(下)

□文/图 宋晓勇

　　(续接上期)

　　据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四记载：“通判，正六品，府或一、二人，或三、四人，管粮、督捕、水利诸务，量地置员，事简之府不设。”可见，通判只在府一级机构中设置，可多设，可少设，也可不设，其标准全在“量地置员”四字上琢磨。这本身也体现了通判一职闲曹的性质。

　　在清代府一级的职官序列中，通判一职高不成低不就，与同为闲曹的府“同知”一职合称“同通”。官场上谑称同知为“点头大老爷”，通判为“摇头大老爷”。意为州、县偶有公事相启白，同知惯例点头，不敢持异议;通判循例摇头，不敢表态。知县、知州虽为通判的下级，但因是知府的附属贰员，所以通判却不如县令、知州有实权。对此，清代文人笔记和晚清小说等描写得淋漓尽致。其中，尤以《清稗类钞》的记载最为生动传神：

　　“知州于通判为属员，公牍须用申文(即上行公文)。而通判六品，知州五品，以品级论，通判又可升知州。故为知州者，恒藐视通判，而称谓之间，又不得不稍稍自抑。尝有知州与通判争事，曰：‘俟宪台升至卑职时，便知此事之难也。’”阅之，令人喷饭，官场百态掩卷可知。

　　其实，高廷瑶本身对通判一职的尴尬也体会颇深。其《宦游纪略》记载，因仰慕他在通判一职上干得很出色，一个叫宋灼的后生通过捐纳也得了个通判。在即将赴任前，宋灼来请教高廷瑶，当通判一职“其道安在?”作为资深通判，高发表了一通精辟的“通判论”，他说：“别驾一官我久为之，深知其难……夫别驾，闲曹也，体近于郡守，而权轻于牧令。近于郡守，而俨然抗焉，则郡守憎。轻于牧令，而肆然临焉，则牧令憎。以闲曹介两间，而上下交憎，势将孤立。”随后，高廷瑶告诉宋灼做通判的三点秘诀：戒自高自大、戒攀比、知节俭。

　　细究高廷瑶于通判任上壅滞十年之久的原因，或与疾病缠身及其出身仅为举人而非进士有关。其于官场四边不靠、又不屑阿谀媚俗或也是一因。《宦游纪略》记载，他郡守广州府时，曾因意见不合，犯颜直谏广东某布政使(疑为赵慎畛)，直至众目睽睽之下当堂顶撞，使这位布政使恼羞成怒而失态。其言辞间，针锋相对，久经官场、绝意升迁的那种无所顾忌并不难体会。

　　履历显示，高廷瑶的升迁是从嘉庆十五年题升凤阳府同知加速的。在短短一、两年内，他实现了六品通判到从四品知府衔的升迁。相较过去十年“稳定”的品衔，其升迁速度提升了五倍。在此之前，为打破长年不升的仕途僵局，他曾有过一次未遂的捐纳。

　　或许是为追回徘徊不前的仕宦生涯，他于嘉庆十年七月捐官，目标职缺竟然直指跨越三级的知府。其补缺的优先级别也较高，为双单月即用。即不管是双月还是单月选官，一旦有缺，即行补用。当然，补缺的优先级别越高，意味着其捐纳的金额也就越高，这在清代叫“花样”。《清史稿》载：“捐纳官或非捐纳官，于本班上输资若干，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谓之花样。”

　　每一个“花样”对应一个补缺的优先等级和一个捐纳的款额，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官场现形记》里，钱伯芳进京谋求捐复时就有这样的笔触：“幸亏遇见一个相好的书办，替他想法子，把从前参案的字眼改轻，然后拿银子捐复原官，加了‘花样’，仍在部里候选。”高廷瑶能够跨越三级而捐，其“高家谷子”的掌故毕竟不是盖的。

　　细思高廷瑶此次捐纳的原因，极有可能是长期的通判任上，他虽政绩斐然，但却看不到升迁的任何迹象。纵观其长达十年的通判经历，因能力超群，他曾多次代理四、五品的府、州事而主政一方。分析其遗著《宦游纪略》中的许多令人拍案惊奇的案件的侦破，及其治理地方的善政举措，绝非区区无实权的六品通判所能自专。《纪略》中相当一部分谳狱和施政的华丽篇章，其实是他以六品通判署理府、州事期间的履历。

　　清代，低微知县或通判署理府、州事，这往往是升迁的吉兆，按理过度一阵均可实授。然而，在长达近十年的通判署理府、州事的经历中，高廷瑶一直未能从署理过度到实授。绝望之余，捐纳势在必行。再加上他政绩昭然，最关键的是，他遇到了一位知人善任的上司，捐纳获得知府缺似乎如探囊取物。

　　实际上，安徽甚至都为高廷瑶的此次捐纳预留了适合的知府缺分。然而，计划却赶不上变化。或许侯缺的竞争太过激烈，使得高廷瑶捐纳知府“双单月即用”的优先级别，被更优的“花样”所挤占。而最大的可能性，或许来自当朝皇帝的亲自干预。

　　《清仁宗实录》卷之一百八十记载，时任安徽巡抚初彭龄专门为高廷瑶留任本省知府缺上了奏章，但因恐此举开了地方博弈朝廷用人大权的先例，被嘉庆帝驳回。嘉庆十二年五月戊辰，谕内阁：“初彭龄奏请将现任通判捐升知府高廷瑶，留于安徽以知府补用一摺。外省现任捐升人员，各督抚每以熟悉地方为词，将该员奏留本省补用。此端一开，不但于铨政有碍，且易启属员巧为趋避之渐。前经两次降旨，通饬各督抚不得滥行保留。所有初彭龄请将捐升知府高廷瑶留于安徽补用之处，不准行，仍著该部照例铨选。”

《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关于高廷瑶捐纳知府留任安徽不准行的记载

　　这是一次失败的捐纳，甚至引发了嘉庆帝对地方官同气连枝、巧为趋避的警觉。五年后，高廷瑶按照程序，赴部铨选，仅得正五品的安徽凤阳府同知。这应该是一次正常的升迁，与此前的捐纳无涉。前文已述，同知是“点头大老爷”，乃知府的“佐贰”官，同样无实权。好在高廷瑶随后又被保举“卓异”。

　　据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一一记载，每隔三年会对地方文职官员进行一次考绩，谓三年“大计”。对知府以下(含)的中下级官吏，才、守俱优，且无加派、亏空等弊，境内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者，则举“卓异”。且规定“大计卓异则注册，引见，得旨，加一级回任候升。”据此，高廷瑶于嘉庆十五年以五品同知衔被保举卓异后，其本身已实现从四品的提升。得到嘉庆帝的召见后，仍回原任，等候知府有缺，再赴吏部掣签即可实现知府的实授。于是，他于保举卓异后的嘉庆十六年五月，赴吏部掣签，分发广西平乐府知府，成为一省之内的方面大员。

　　窃以为，高廷瑶于嘉庆十五年二月题升安徽凤阳府同知，又于当年保举卓异，这与他在安徽官场上长达十年的良好政绩和官声不无关系。若题升同知后被分发别省任职，另起炉灶之下，或许还不能这么快被保举卓异。

　　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高公家传》记载，高廷瑶升迁广西平乐府后，因受安徽一桩了结已三年的旧案的诖误，曾受到降级处分，后经时任两广总督蒋攸铦奏请捐复原官。结合《宦游纪略》关于此事隐晦的记载，这次诖误应是官场上的一场倾轧，牵扯到的官员较多，倾轧的主要对象隐约便是高廷瑶。结合蒋攸铦总督两广的时间及高氏履历分析，此次捐复当在嘉庆十七年至二十一年间，与高廷瑶嘉庆十年的那次失败的捐纳无涉。

　　在现有文献资料中，笔者均未找到有关高廷瑶生年的记载，《贵州省志·人物志》在为高廷瑶列传时也说其“生年不详”。或可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的相关记载作一番探究。

　　嘉庆十六年十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邹炳泰奉旨与户部尚书刘鐶之等，验看完毕将要引见的19名候选官员后，缴旨奏道：“秉公验看，均无事故。相应奏闻，恭候钦定。”随后开列了19名引见官员的履历，其中有：“高廷瑶，贵州贵阳府贵筑县举人，年五十三岁，由现任安徽凤阳府通判，衡工例捐升知府，双单月即用，续经题升凤阳府同知。嘉庆十六年五月，掣签广西平乐府知府缺。”的记载。

　　随后，高廷瑶通过吏部进呈了自己的履历折：“臣高廷瑶，贵州贵阳府贵筑县举人，年五十三岁。”中间的履历陈述，与邹炳泰等所奏完全一致，惟系本人口吻，结尾处遂有“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谨奏”等语，落款时间为“嘉庆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据此，则截至嘉庆十六年十月，高廷瑶53岁。由此追溯53年，其生年当可断在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再证之《宦游纪略》：“余守广郡二年……自顾年将耳顺，酬应实难，桑榆日暮，志切悬车。适患怔忡，于嘉庆二十三年春间，引疾告归”等语，也与上述推断暗合。这是高廷瑶第一次因病引退。古称六十为“耳顺”之年，以嘉庆二十三年高廷瑶年届耳顺倒推60年，其出生也指向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值得一提的是，细观清宫档案中候选各官的履历折，格式井然，但其笔迹却各有不同，颇不似吏部二、三笔帖式誊录的体例。窃以为，那份以“臣高廷瑶”自称的履历折，当系高氏亲笔手迹。

高廷瑶亲笔履历折(摘自《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高廷瑶于嘉庆二十三年春第一次引疾归里后，他即遭遇了一场地震。当时，他在贵阳府城内“大坝子”处的深宅大院，及城郊故里北衙寨的老宅，应该会有强烈的震感。据“美盛相传”碑记载，是年秋，贵阳府发生地震，文昌阁受损。鉴于城东乃贵阳“入脉总处，风水攸关”，乡贤、知名书法家张大学发起倡修。高廷瑶与地方乡绅鼎力赞襄，其名字至今镌刻在文昌阁下的“美盛相传”碑上。更可瞩目的是，目前所见古籍及各新修方志，尚无此次地震的相关记载。高廷瑶此次病退长达近七年，随后的嘉庆二十四年、二十五年，贵阳府地震不断，他在故里也经历了从嘉庆朝到道光朝的改元换代。

　　笔者曾就所知有限的清代职官章服制度，对今新添寨北衙路口休闲广场上的高廷瑶铜像进行了一番揣摩，颇感该像的塑造中规中矩。惟对高廷瑶的那部不怒自威的大胡子感到蹊跷——作者何以知道高廷瑶是个大胡子?关公必是红脸，高廷瑶断案如神，遂给配上个包公似的大髯?及至检索故纸堆才知道，塑造者乃是有本而作。

　　《宦游纪略》记载，道光五年，高廷瑶病愈还任广州府时，即奉命重审一桩牵涉两广的盗案。接手该案不久，他竟将广西省岑溪县人黎维祺释放了。因两省博弈，势成骑虎，使本来极简单的案情复杂化。高廷瑶以广东首府长官，却力证广西人黎维祺的清白，无疑使广东官场更为被动。即使在今天看来，高廷瑶此举也是需要极大的正义感和政治勇气的。更可虑者，他在调用广东广州府之前，曾任职广西平乐府，其以广东现任之官却“偏向”旧迹广西，更易招致动机上的猜忌。

　　原来，因敲诈未遂，复以诬陷平民抵罪，以交差了事，广东省校尉胡成韬，窜通缉捕的兵役，将广西省岑溪人黎维祺以窝藏逃窜之盗贼，并聚众抗法为名，逮捕至广东首府关押长达近两年。因两省大员互为掣肘，案情久拖难决。被无辜关押的黎维祺回到广西岑溪，见人就说起这件事。因之前高廷瑶曾郡守广西平乐府，大家就问黎维祺：“是吾平乐美髯太守公活尔耶?”曰：“然!”可见，高廷瑶因有部大胡子，又官声素著，以其曾大挑一等的伟岸身材，被时人称为“美髯公”。

　　或谓上述为高氏的自我溢美之词，恐不足为凭。且看清同治《淡水厅志》卷九对一个叫林平侯的大胡子的传记：“林平侯，字向邦……补桂林同知，署南宁柳州府。与高廷瑶并称粤西贤守，时为‘二髯’。”可知，高廷瑶确实是个“美髯公”。

　　关于高廷瑶的卒年，《贵阳府志》记载，引疾归里后，家居四年而卒。另据《高公家传》记载：“庚寅(即道光十年)八月十五日，卒于里第。”不意每逢中秋月圆之夜，竟是这位乡贤的忌辰。再结合前文关于高廷瑶生于乾隆二十三年的阐述，则高廷瑶享年72岁。虽然得享高寿，但若非遭受疾病的羁绊，以他的才干和政绩，跻身藩、臬大员行列并非遥不可及。

　　《宦游纪略》记载，嘉庆七年底，清廷平定宿州教匪的战争结束后，高廷瑶被调到宿州军营处置善后。他采取一系列区别对待的措施抚治地方，在申报抚恤金时，幕僚们都怂恿他，这么大的战役，“即声言四万金不为过”。但通过实际调查，高廷瑶仍禀称地方善后实需银五千两。原准备与高廷瑶砍预算的布政使长舒一口气，问：“宿州一役，吾以为费必不赀，乃仅若此，何耶?”高廷瑶将其抚治措施禀报后，布政使喜形于色，说：“如此居官，其后必大，君其勉之!”

　　同治间督察院左副督御史、工部右侍郎、贵州人石赞清在为高廷瑶遗像题赞时感叹道：“矍铄哉，是翁茂其德，渊其中，活千百人而不伐，仕二千石(汉代郡守食俸二千石，后世以为知府别称)而终。”对高廷瑶身负经世济用之才，却因疾病缠身，官才至知府而终，扼腕叹息。

　　民国二十九年，乡邦贤达凌惕安，将毕生搜集所得清代贵州名贤传记及画像整理付梓，辑为《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四卷。在时代排序上，高廷瑶位列十二。然对其“黔之言循吏者，必首廷瑶云”的评价，似又不受该书人物排列体例的束缚。

　　《好了歌》词云：“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颇有是非成败转头空，勘破世事变迁的苍凉。然而，都似这等消极颓丧，避世自保，历史又靠谁来推动?辛弃疾又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大哉斯言，功名利禄和物欲横流皆不过过眼云烟，一个人真正能永恒的可不就是身前身后名吗?或谓凌惕安滋滋搜求以辑成《清代贵州名贤像传》的举措，乃“为他人作嫁衣裳”，此又不免小人之见。度其动机，定是在高廷瑶等一众乡邦先贤事迹的感召下，激发了凌氏的自豪感，使他如沐春风，又恐乡邦文献时久湮灭，遂束为一编。揆其用意，当期以流诸后世，润物无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