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阳爱国将领张涛的戎马生涯

□匡兴洪

　　张涛，幼名伯春，学名巨富，字文渊，于1909年2月12日出生于绥阳郑场下街，1973年病逝于贵阳，享年64岁。张涛的祖籍系四川重庆府巴县长生桥人。清朝晚期，当时国运衰危，四川境内连年大闹灾荒，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张涛的祖父母迫于生计，便携带叔伯兄弟五人，流离转徙来到贵州定居。张涛的父亲名叫张吉胜，家贫未跨进学堂门半步，目不识丁，是典型的文盲。

　　张涛是县立郑场小学第五期学生，由于家庭并不富裕，时值地方天灾人祸不断，兵匪交相为患，张涛小学没有毕业便只好被迫辍学。张涛姐夫的弟弟叫刘舜生，在外从军，1924年底回乡探亲，常给张涛谈国事。如今国难当头，军阀割据，加之刘舜生对他的倾心长谈，更加激起了张涛的一腔爱国热情，顿生了到广州去报考黄埔军校的念头。但是广州距离古镇郑场极其遥远，且路途艰险，极为尴尬的是没有路费，让张涛的父亲张吉胜颇费心思。于是张吉胜专门把一些要好的朋友和亲戚请到家中作客，向他们开诚布公禀报儿子到广州一事。亲友们都认为张涛聪明，胸有鸿鹄之志，气宇不凡，纷纷给他筹集路费，支持他外奔广州。

　　1925年元月，张涛与刘舜生、付波等人离家前往广州。这时张涛未满十六岁，且小学尚未毕业，临行时就把自己侄儿张启模的毕业证件带在身上。到达广州，张涛便以侄儿的证件报名，办理报考手手续入试，幸亏终于被军校录取。入学后，张涛自知文化程度低，必须加倍努力，一面刻苦学习军事，一面抓紧时间，争分夺秒，认真学习文化，深受世人敬佩。张涛严守纪律，听从长官命令，摸爬滚打、射击劈刺、行军布阵，无一不勤学苦练，精益求精。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黄埔军校的学生也编成队伍，随军北伐。张涛作为普通一兵，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行军作战，从不掉队。在著名的龙潭战役中，张涛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张涛毕业后，被分配在本校卫生连当见习排长，开始了带兵作战的军官生涯。

　　张涛在做见习排长期间，因勤于工作和善于带兵，与士兵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其军事才能渐渐显露出来。1928年张涛调至宪兵团任连长，驻扎武汉。何应钦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育长和国民政府第一军军长时，在国民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就读的贵州青年并不多，所以他对贵州人极为重视，张涛通过别人的推荐引见，认识了何应钦。何应钦见张涛身体结实，言谈举止显得十分朴实稳重，于是就看中了他，经较长时间的考核和查证，1931年张涛被调到何应钦身边，当上了他的上尉侍从副官。

　　1932年何应钦调任国民党北京军分委代理委员长，张涛跟随前往，住进中南海。不久，张涛由上尉升到上校，旋即又由少校晋升到侍从副官主任。

　　1937年12中旬，南京失陷，国民政府军政部被迫迁往湖北武昌。张涛多次向何应钦提出要求，直接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寇作战。何应钦本不想张涛离开自己，但迫于张涛的求战心切，又为他的前途通盘考虑，终于应允。张涛从此便置身于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

　　1938年，国民政府军政部调张涛任一百四十师上校团长，在湖北沙市整训。1939年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张涛带领全团官兵坚守阵地，在密集的炮火中奋不顾身，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多次打退和挫败日寇的猖狂进攻，因而荣立战功，并在全战区受到传令嘉奖，同时张涛还因此而授衔被晋升为少将副师长。1942年，张涛调到军政部特务第二团任少将团长，驻防贵州独山县，主要担任黔桂线上黔南至毕节等地一带的护路和军械库的防守工作。1944年张涛调陆军总部特务团担任少将团长一职。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陆军总部由昆明移驻湖南芷江，特务团改名为警卫团，张涛仍为团长，负责芷江保卫工作。

　　抗战胜利后，陆军总部撤销，警卫团改为重庆绥署警卫团，由南京移驻重庆，张涛仍为团长。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共六十五天的徐蚌会战，蒋介石以60万兵力被歼灭而告彻底失败。蒋家王朝纵然气数已尽，仍想负隅顽抗，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于是便成立了国民党贵州十九兵团，其兵团司令是何绍周，副司令是王伯勋，且下设两个军，即四十九军和八十九军，何绍周兼四十九军军长，刘伯龙为八十九军军长。八十九军下设两个师，即三二八师和三四三师。三三八师师长为张涛，三四三师师长为项荣还。

　　蒋家王朝在大陆覆灭后，逃往台湾的蒋介石还把希望寄托给残留在大陆西南边陲上的一小撮心腹将领身上。当时担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一职的是谷正伦。蒋介石把谷正伦和刘伯龙进行认真对比，始终认为，无论反共决心，还是残酷手段，谷正伦都远远比不上刘伯龙，滇黔危局需刘伯龙支撑是较为理想的安排。1949年8月，蒋介石由台湾飞抵重庆，召集西南三省高级将领密谋部署，以作最后挣扎。刘伯龙的老家在龙里，他在那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一天，刘伯龙正在给学员训话，重庆派来的专机飞到了贵阳，他乘专车到筑后，即被接往重庆。刘伯龙回来后，由于得到蒋介石的进一步赏识和授意，紧锣密鼓与谷正伦展开了一场争权与保权的斗争。何应钦与谷正伦是同学关系，私人感情笃深，而刘伯龙手下的两位师长即张涛与项荣还对刘伯龙的傲慢气焰及其所作所为极为不满，两人都偏向于谷正伦。这对刘伯龙起到了掣肘作用，也给谷正伦铲除刘伯龙在客观上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贵阳即将解放，国民党军政人员极度惊慌。谷正伦逃离前在贵阳召开了紧急“应变会议”，张涛同刘伯龙一道前来参加。会上，刘伯龙狂妄叫嚣，要学古人张良烧绝栈道的办法，从安顺至晴隆，要烧毁房屋，毁灭桥梁、道路，企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挥师前进，给解放贵州、四川、云南造成障碍和困难。“应变会议”后，绥靖公署和省府一切机关都撤离出贵阳，准备向云南方向逃窜。

　　刘伯龙在贵阳三桥以开会的名义，将民主人士卢焘(曾任过广西省主席)残忍杀害。张涛鉴于刘伯龙的暴虐无情和平素个人积怨甚深，于是就秘密签呈谷正伦：“刘伯龙克扣军饷不发，要求脱离刘的领导”。此时正值刘伯龙、谷正伦钩心斗角达到登峰之期，刘伯龙痛骂谷正伦是昏庸无能的老朽，并数次向他逼官，要谷正伦立即交出贵州绥靖公署和省府大印。谷正伦便秘密向张涛下了一道手令：“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图谋不轨，克扣军饷，着遣三二八师师长张涛就地正法”。张涛想方设法，终于干掉了刘伯龙。

　　张涛的三二八师虽然有三个团，一个警卫营，一个输送营，但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军心纷纷动摇，毫无作战精神。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贵阳、都匀、遵义等重镇和广大城乡，国民党地方残余部队有如惊弓之鸟，仓皇溃逃。此时张涛屯兵普安、晴隆、关岭、永宁等滇黔公路沿线上的重要城镇，传令各师团：“未有军部命令，部队不许妄动，违令者必按军法严惩不贷”。张涛此举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率部起义作准备。1949年12月1日，张涛召集军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和动员起义。张涛作出抉择和决定后，准备派用司农、李光勋二人为代表到贵阳接洽起义事宜，此时副师长王光炜主动向张涛要求，到贵阳去当代表。

　　迫于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原驻守贵州的其他国民党官员及部队，在张涛首先倡导下，也纷纷表示愿意起义，与张涛商议联合发出《起义通电》，并签了字，正式起义时间为1949年12月9日。《人民日报》、重庆《新华日报》、贵州《新黔日报》均以一版头条新闻刊登了此通电，并公布了起义人员名单。由于张涛的起义，杨勇司令员的十六军便畅通无阻由毕节直插四川泸州，全川顺利解放。

　　解放后，张涛调离军队，任贵州省体委副主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于1973年在贵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