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伴随着战争的硝烟、正规化的步伐已经走过了91年的光辉历程，人民军队壮大与发展的历史构成了20世纪中国军事题材美术的主体。不论是在战争状态下，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均产生了大批影响深远的军事历史画和感情质朴的现实军旅佳作，充分发挥了美术的宣传教化功能与审美感染功能，并以它独特的精神气质、美学品格传播着积极的社会影响和文化价值。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中国军事题材美术(1927至1977年)的概略梳理和回眸，简述中国军事题材美术的传承和发展、成就与挫折、特征与影响。

红色史诗：中国军事题材美术回眸

(1927—1977年)

□许向群

　　救亡的激情与黎明的曙光

　　早在红军时期，江西一带为革命战争服务的苏区美术已经兴起，这种以宣传为主要目的的美术工作，将美术的图像功能与教化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不识文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只能有一小部分接受本党的文字宣传，图画宣传乃特别重要。”1926年，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聚集了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时任所长的毛泽东为学员专门开设了美术课程。据称，当时毛泽东曾说：“不要叫美术课，也不要叫图画课，叫‘革命画’好。”而这个名称表明，他要把革命的美术与其他已有的美术形态划清界线，突出明确革命美术要服从并服务于革命斗争的主导思想。

　　中央苏区美术的兴起和发展，与早期红军领袖的重视和推动是紧密相连的。壁画、标语画、传单画、插图、舞台美术以及建筑与设计等多种形式在内的美术活动，在红军中蓬勃开展起来。如现存的中央苏区标志建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等，成为今天人们凭吊和怀想“红都”的历史证物。红军所办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红色中华》报、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等报刊经常刊登时事漫画和政治宣传画。《红星画报》是工农红军创办的第一份全军性的画报。红军还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出版了《红军优待条例画集》《革命画集》等。1962年出版的《长征画集》，是黄镇在长征途中边走边绘的速写作品，一路画过四五百张速写，虽仅残存24张，但这些用简陋的笔和锅灰调制的墨，画在收集来的各色纸张上的速写，为长征留下了一份鲜活的图像记录。

　　抗日战争时期，军队美术工作在继承红军时期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围绕全民抗战展开了积极的宣传创作活动。1938年5月，毛泽东在对鲁艺师生的讲话中强调：“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军队美术工作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方向。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时刻，“笔杆子”发挥了与“枪杆子”一样的威力和作用，以其内容鲜明的革命化、战斗化和形式显著的民族化、大众化特征，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新篇章。

　　以延安木刻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美术犹如黎明的曙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和喷薄欲出的朝气。古元的《哥哥的假期》《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等作品，带着陕北高原泥土的芬芳和阳光般的明快，具有朴实无华的生动形象。当这些作品亮相陪都重庆时，徐悲鸿观后称：“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元……”1945年，周恩来将彦涵根据真实战例创作的《狼牙山五壮士》木刻组画交给了美国朋友，并由美国《生活》杂志社出版，后被美军观察团又带回延安。当时活跃在陕甘宁地区的美术家有王曼硕、马达、力群、张望、罗工柳、胡一川、焦心河、江丰、夏风等，在晋察冀解放区有徐灵、沃渣、陈九等，晋绥解放区有李少言、牛文、苏光等。

　　新四军的美术工作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从1938年起，上海及南方各大城市革命和进步的美术工作者，纷纷来到皖南，在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绘画组、军部《抗敌画报》社等有关部门开展抗日美术的宣传工作。“皖南事变”后，军部移师盐城，成立了鲁艺华中分院，培养了大批能战斗的美术人才。当时新四军改编后为七个师，每个师都有美术宣传队伍，办有报纸画刊。涌现出许多化笔为枪的“铁笔战士”。莫朴、吕蒙、程亚君创作的木刻连环画《铁佛寺》影响较大，作品共计110幅。他们吸收民间年画、剪纸等工艺美术的特色，改变了原来木刻作品在创作上强调人物阴影和复杂背景的形式，广为读者接受。新四军各师人才济济，代表人物有赖少其、邵宇、莫朴、吕蒙、沈柔坚、刘岘等。

　　敌后根据地的美术家，没有因战争而放弃对艺术功底的磨砺,也没有因战争而失去对艺术品质的追求，他们寻觅并捕捉着与当代相适应的视觉表达样式，浓郁的艺术气息仍然弥漫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如《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瞄准》《到前线去》《冰雪中的东北义勇军》《八路军铁骑兵》等，均以战斗的姿态和充满表现意味的形式，将民间美术质朴、简明、单纯的艺术元素融汇在粗犷豪放、刚劲洒脱的创作中，使它在葆有鼓动性的同时，更具有亲和力和普及性，充分发挥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

　　光荣的记忆与理想的光芒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是中国文艺的一个繁荣期。社会的激变给艺术带来了新的选择，大多数艺术家自觉地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为胜利而欢呼、为理想而歌唱。图绘革命历史，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艺术家社会责任感和觉悟的体现，革命历史题材的宏大创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1956年初，军委和总政决定举办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该展于1957年8月1日起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参加创作的400多位美术家，经过18个月的劳动，创作了774件各种形式的作品,展出420件。展览作品以反映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历史的军事绘画最为突出，包括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王盛烈的国画《八女投江》、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宗其香的《强渡大渡河》、吕斯百的《瓦子街战斗》、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冯法祀的《刘胡兰》等。这次展览后亦被确定为“第一届全军美展”。从此，“全军美展”也变成了一个定期的美术大展，成为展示中国军事题材美术作品的权威平台。

　　对入选本届展览的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时任董先生助教的靳之林后来著文回忆：他由长征路线回来，很快地完成了素描草图。但我看他绷好画布以后却迟迟没有动手制作，在他的画室墙上钉了几块杂志大小的纸块，每块纸上他用各种不同的油画颜色刷着两三块色标，过了几天我又去时，发现其他纸块都不见了，只剩下一张纸上刷着普蓝和黑色两块颜色，在上面点了一小块橘黄色。他说：“现在可以动手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现在我找到了画这幅画的色彩表情。”董希文认为在油画色中普蓝是最痛苦的，黑色是最刚强的，“一幅画的色彩表情很重要，人有人的表情，色彩有色彩的表情，一幅画离老远还看不清人的表情的时候，就先看见了色彩的表情，让你产生情感上的反应，可见色彩表情是很重要的。”

　　1958年开始筹备的建国十年大庆首都“十大建筑”工程，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为配合这些展馆内容的陈列，国家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与相应的物质条件，组织画家创作了大批军事历史画。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艾中信的《夜渡黄河》、方增先的《围攻北站》等，均是这一时期诞生的军事历史画名作。石鲁的《转战陕北》几易其稿，但这幅后来享有盛誉的画险些胎死腹中。罗工柳回忆：“画面上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拿着拐杖，站在悬崖上，两手放在身后面，拐杖有点弯曲，有个我很熟的同志，也是鲁艺的，他对我悄悄说：哎呀，怎么像绳子绑着啊!我为了争取这张画能展出，建议把拐杖挖掉。其实挖了是不好的，石鲁不吭气，但也不拒绝，我们一起连夜挖补，以后再没有人提这方面的意见了。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来审查作品，有人对他说：‘陆部长，你看这张画，毛主席转战陕北怎么就一个人，只有一个马夫拉马，没部队怎么行啊?这不合适吧。’陆定一说了句非常高明的话：‘队伍在沟里!’……这张画好就好在：一、以少胜多，二、以小见大。这是革命历史画一大飞跃”。

　　何孔德的朝鲜战地生活，为他的军事题材美术创作提供了富矿，同时也塑造了他作为军旅画家的特质——献身精神和人文关怀。《祖国来信》《出击之前》等作品，构成了他早期军事题材美术创作的辉煌。“红小鬼”出身的高虹，在战火的洗礼中创作出《董存瑞》等佳作，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油画《孤儿》《转战陕北》等作品，奠定了他在军事题材美术创作中的地位。油画家艾中信曾说：“高虹的《转战陕北》是一件在艺术风采上很成功的、平易而又富有诗意的好油画。这是淡彩写意在油画上的尝试。”

　　高亢的变奏与深邃的挽歌

　　“文革”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时期，其美术创作中的形象表达和视觉特征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1972年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军事美术作品有何孔德的《古田会议》，秦文美的《铜墙铁壁》，延松的《延安新春》，何孔德、严坚的《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等。

　　1975年，以何孔德、高虹为首的一批军队美术家，受命“反映伟大领袖毛主席预见的红军长征后今天的收获——长征路上的新貌”，分批重走长征路，创作了一批后来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的写生作品。艺术家在当时创作受压抑甚至没有画画自由的情况下，能够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回归自然采风写生，不能不说是一次十分愉快的旅行。崔开玺那时还很年轻，但有一个细节他记得十分清晰，在红军走过的“跑马山”上，何孔德等人竟开心地唱起了当时的禁歌——《康定情歌》。虽然有反映“新面貌”的框框，但大自然的美景触发了他们的灵感，使他们早已技痒的画笔有了用武之地。他们笔下的长征沿途风景，更多呈现的是对自然的真诚礼赞。

　　1976年10月6日，“文革”宣告结束。1977年举办的纪念建军50周年美展，汇聚了“浩劫”后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优秀的军事题材佳作。其中陈逸飞的油画《黄河颂》及《蒋家王朝的覆灭》(与魏景山合作)给人印象深刻。《黄河颂》中那朵曾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枪口上的小红花，在今天不留意是难以注意到的。1995年，陈逸飞在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大型个展，他曾站在《黄河颂》前，不无感慨地对笔者说：“那是我们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时期的代表作，虽然免不了受到历史的局限，但那份热忱和激情，是无法替代和重复的。”

　　(作者系解放军出版社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