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教父”汪健

□许文苗

　　中国国家基因库坐落在深圳市大鹏新区观音山脚下，这个外形宛如巨轮的建筑远离市区，内部被各类植被覆盖得绿意盎然;以层层梯田为基地的基因库，从一层到三层依次是高通量基因测序房、超级计算房、冷冻资源房。这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信息银行，存储着各种人类资源、动植物资源、海洋资源及微生物资源，一年拥有5PB数据量，相当于1000万名孕妇产前诊断的数据。

　　目前，这个国家级基因库由华大基因运营和管理。依托这个大本营，华大基因及其掌舵人汪建在全国基因界、资本市场刮起了一阵龙卷风：2017年7月，华大基因在汪建带领下成功上市;半年多来，这家生物公司屡屡创造奇迹，股价一度从发行价上涨18倍、市值突破千亿元大关。

　　汹涌的财富巨潮之下，汪建却过着苦行僧式的克制生活。他穿着印有华大基因logo的黑色T恤、宽松的黑色运动裤，类似极简主义穿搭出现在华大基因上市敲钟现场及各类商业峰会上，不同场合变化的仅是T恤颜色;在他兴致勃勃展示的日常背包里，除了笔记本、《science》(科学)杂志、数篇学生论文及一副骑行运动墨镜、一个用于教学的微型投影仪，再无其它东西。

　　与极低的物质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汪建对生命科学、未来世界充满激情的想象及断言。对话时，惊人之语不断从其口中涌现：“我提出让全国女性免费检查宫颈癌，我们可以在很多产业挣钱，让3亿到4亿适龄妇女免费，多大一点事情”“我把自己的细胞都保存下来了，到时随便克隆一下就能活过来，我将永生永存”“用化学的方法制造生命，这会影响全世界”。

　　在汪建讲述中，总会出现非常极端、宏大的词汇。这与其个性相呼应，这位带着科学家底色的企业家性格豪放耿直，行事横冲直撞、毫无顾忌，常有“出格”之举：1999年，他和工作伙伴杨焕明在未获政府授权之下，代表中国承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1%的测序任务;2010年，他和王石等人组队从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刷新了国内登顶珠峰“最年长团长”记录。而谈及与好友王石的交往共事时，他诙谐地表示“有个老头一起多好玩”。

　　从某种程度而言，汪建仿佛金庸笔下的“老顽童”周伯通——他看似不懂人情世故、总放出狂妄之言，却是一位隐藏的绝世高手。汪建习惯于用极具感染力、想象力的语言，消解基因科学的神秘性、勾勒出行业远大前景，这种姿态也常被外界质疑为“癫狂”“吹牛皮”。

　　沧海横流，汪建依旧不改本色，丝毫没收敛狂逸个性的打算。近期正在读金庸小说的他，直呼自己不要做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要做就做“造物主”金庸。

　　然而有人担心，在华大基因敲响深交所上市钟声、正式转型为一家公众公司之际，身负理想主义色彩、对资本态度强势的汪建或是企业最大风险之一。

　　上市以来，围绕华大基因的争议从未消退。连续取得19个涨停板的它，一直背负“妖股说”“泡沫论”的质疑。去年11月，其因涉嫌IPO数据造假引发股价暴跌。虽然公司随后回应数据差异由统计口径不同造成，但资本市场的阴霾并未完全散去。

　　如何消褪广大中小投资者对华大基因的质疑?如何处理好公司长远使命与投资人的关系?如何将宏大愿景转换为切实可行的商业方案?这些命题都考验着汪建和华大基因。

　　最富有的“深漂”

　　2007年，汪建率团队南下深圳创办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在这座“候鸟城市”生活近十年的他，至今仍保持着租房习惯。这位极简主义者自述无房无车，平常上班靠骑自行车，办公无独立办公室，与普通同事一起分享工位。

　　汪健坦言自己对物质的需求非常小，甚至对人们追求奢侈品的行为嗤之以鼻。出席深商大会的他说：“我是一个穷人，来这个场合不合适。我在深圳没房、没车、没西装，就是一个‘深漂’。”这位“深漂”详细聊起自己的租房经历：因害怕被房东赶出来，一直撺掇对方签下3-5年长约，“这样房东就不能老赶我走了”。

　　与极简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汪建身后汹涌的资本力量及其半年多来狂飙的身价。

　　去年7月14日，身穿红色T恤的他注视华大基因团队敲响上市钟声。随着华大基因股价一路上涨、跃居创业板新市值之王，汪建的财富神话也随之诞生。在福布斯公布的当年富豪榜中，间接持有上市公司32.51%股份的汪建，凭借218.5亿元身家排行83位。

　　但在贫穷、饥饿状态中度过整个青年时代，他对巨额财富保持着极强距离感。1968年，14岁的汪建下乡到湖南湘西偏远山区。有时吃不饱饭，他一度跑去粮仓“监守自盗偷米”、甚至抓老鼠来安慰饥饿的胃。这种经历给汪建带来了深远影响，以致于不停地阐述肉体痛苦远比精神痛苦更痛苦，“吃饱饭、活得长久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面对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他坦言自己对贫穷、富裕的感知非常迟钝。在其一生中，既无贫穷之时、亦无富裕之时。“几个月前我什么都没有，这(几百亿元)是虚幻的东西，它跟我有关系吗?”汪建始终表现出对金钱的克制、淡然，继续重申“至少5年内不减持华大基因股票”的承诺。

　　对物质的极低需求，直接影响了汪建的生活方式。他曾拿钥匙环当结婚戒指戴在手上，直到很久之后才被员工发现这个秘密。这位从事科研工作的理工男，则“不解风情”地解释说：“用合成碳做成的钻石戒指，和塑料、钥匙环有什么区别呢?钻石这种概念，不过是被犹太人忽悠出来的。”

　　“投资人不听话，我就打屁股”

　　一直以来，汪建以对投资人苛刻闻名。田朴珺描述，他是自己“见过唯一敢对投资人拍桌子咆哮的人，声似洪钟、势如猛虎，大有气吞山河之姿”。

　　诞生于1999年的华大基因，长期在争议中前行。在赞誉者眼里，它是“生物界的腾讯”、A股最亮的未来之星;在看空者眼里，它却是披着生物高科技概念的“富士康”。

　　当高新生物概念开始兴起之际，汪建和华大基因撞上了时代风口。过去5年，包括红杉、软银、云锋基金、光大控股在内的50家投资方，通过关联、非关联方式入股华大旗下的华大科技、华大医学，共计72.15亿元。

　　身为华大基因掌舵人，汪建在资本面前表现出了高度自信、甚至是专制，这让投资人对他又爱又恨。2012年下半年，华大首次对外融资时即对华大医学报出100亿元估值，而汪建对融资的态度是“不许投资人讨价还价，华大基因不变的天条是不给任何人打工”。

　　上市后，汪建对投资人的态度并未改变。在他看来，投资人仍需服从华大基因的理念、方向，这一原则不容挑战。“资本能左右华大的研究方向、前进轨道吗?”谈及此话题，前一秒还是笑颜的汪建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语调也提高了几度，情绪有些激动地说：“我们确定为全球人民服务的方向需要讨论吗?我们确定以科学为支撑的发展思路需要讨论吗?不需要讨论，只有命令和执行。”

　　对外界赠予的“强势”标签，汪建并不认同。他给自己、投资人的定位分别是“总指挥”、战友——对投资人不强势，只是有自己坚持的发展道路：“投资人是我的战友，作为总指挥我会恨战友和兄弟吗?不可能。但他们如果不听话，我就打屁股。”

　　汪建的“强势”、极具鲜明特色的个性，也被部分投资人视为华大基因的潜在风险：“无论我们怎么说，他都有自己的想法。还有一句玩笑话，华大最大的风险就是老汪，我们怕他出昏招。”

　　当一个人位高权重后，距离真实情况比较远，如何防止自己做出一些错误决策呢?汪建似乎已考虑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开始逐渐将具体事务交接给年轻人，“我不再参与日常工作决策了”。从公开活动亦可看出，华大基因CEO尹烨主管企业具体业务，汪建更像是这家公司的“精神导师”。

　　“世界归根到底属于活得长的人”

　　汪建有一块“事先张扬”的墓碑，上书“汪建：1954-2074，精彩人生”。在多个场合，他曾表示自己要活到120岁;如今，这位科技乐观主义者喊出了一个更具科研前沿色彩的梦想：我要永生永存。

　　对生命长度的极度渴望，被汪建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他反问：“三皇五帝最终求的是什么?还不是长生不老。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就不能有这样的梦想?”

　　在华大基因办公总部国家基因库，一只硕大的猛犸象标本矗立着，“永生永存”4个大字被投影到标本中心，如同汪建理念的具像化表现。他认为，技术进步将使“永生永存”不再是梦想;亦早早地将自己的细胞存储起来，期待技术突破的时刻来临，“克隆一下细胞，我就活过来了”。

　　问及是否思考过永生比死亡更令人恐惧时，这位对技术、未来极度乐观的科研工作者说：“祖国处处是春天、世界处处都好玩，我对那些悲观主义者的东西没有任何兴趣。”

　　技术进步会带来伦理新命题，一度是无数科幻小说、电影热衷的主题。但在汪建眼中，那些都不是问题。这位曾研究气功、后抓住中国科研人口红利机会从事基因测序工作的科学家，对未来的想象十分广阔。

　　华大基因的最新一篇顶级论文，主题是“人工合成生命”，即用化学的方法制造生命。曾经，基因革命带来的“定制超级人类”假想引发小说家们笔下的伦理梦魇，化学合成生命同样遭遇伦理挑战。汪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生命伦理是在现有科技认知、生产条件下大家建立的共识。“当科技、生产力突破时，现有伦理就不存在了。”

　　汪建毫不掩饰对永生的渴望，曾有同事拿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与其比较，并搬出一段非常具有感染力的话语来形容华大人：“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是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你可以认同他们、颂扬他们、反对或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只有那些疯狂到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然而，这位老顽童的回复是：“谁要做老乔?咒我呀!”这样直接的话语，从汪建口中说出并不奇怪。毕竟，他也曾在巴菲特宴会上毫无顾忌地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属于活得长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