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山，撑起灿烂的天空

——怀念作家袁仁琮先生

□陆景川

　　2016年8月2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选结果揭晓，著名侗族作家、贵阳学院教授袁仁琮先生凭借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摘桂，获得该奖项的长篇小说奖，黔省文坛为之振奋鼓舞，全国侗族文学界更是欢呼雀跃，并且期待着他继续攀登文学高峰，创造新的辉煌。

　　不料，2017年6月24日上午，袁先生的爱人王敢凤老师给我打来电话，哽咽着说：袁老师于昨日下午二时因病医治无效已经离世。

　　晴天霹雳!我的心仿佛被利剑猛刺一刀，疼痛得几乎瘫倒。我亦是年过花甲之年，见过多少人世的悲伤哀痛。可是，想起这些年来，袁先生既像恩师又像朋友，在文学之路上扶助我引导我。回首往事，情何以堪……

　　记得他去世的二十天前，我打电话前去探问他的病情，跟他调侃说，大师，您是精猴，您得像家乡原始森林中的青杠树那样挺过这场风雪，您要硬棒起来，雄起来，扛着侗族文学这面大旗继续引领我们前进!

　　只听那边他充满笑态意趣地回答我说，领导，你放心吧，这点病没什么，老毛病了，我相信我能抗赢它，我会重新站立起来的，我有信心嘛!

　　我一听，对他的康复也充满着期待。因为这之前，我知道他因在家里猛提盛水的木盆而伤了腰，住了一次院后算有了恢复才出院的。这次再进医院又是腰伤复发而进去的，虽然他近几年来身体一直虚弱，但这回想来不会是什么大碍。之后，我因忙着其他事，也就没有直接打扰他了，而只在与王老师的通话中询问着他的近况，系念他的健康。不想到老天夺情，收吾师上了阴界。眼前阴阳两隔，只有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的眼前浮现，气氛冷落而凄清。

　　2011年，贵州省政府领导把《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学史》这一重大课题交由贵州省社科院承担，吴大华院长即指令我来牵头《贵州侗族文学史》的编务工作。为此，我联系了袁先生，之后就得到了他大力而无私的帮助与支持。他把自己掌握的贵州侗族作家的有关资料与联系方式全部提供给我，还亲自寄来了众多的相关文学原著和其他的参考资料，并就有关篇目框架设计与文学理论问题，提出了他的真知灼见与建议。他就像一个博学、温厚、宽广的前辈，又像一个幽默不失童趣的好友，为人是真实、诚恳、贤达、智慧与缜密、谦和的，令我可亲、可敬和可爱。因为侗族作家文学要重点写到他，我便知道了他作为“山里人”从那偏僻遥远的山区一路走来。

　　1937年12月18日，袁先生出生于贵州天柱县三合乡碧雅村一个贫苦的侗族人家，他父亲是远近有名的铁匠。他小时上过私塾，先生是清末秀才，藏书颇丰。他爱好读书，又喜欢写文章，作文曾获得先生“小子可造”的批语，对他鼓舞影响很大。后来就读于蓝田小学和天柱民族中学。1956年还在中学读书时，他就以处女作独幕话剧《小花和尚看梨》发表在当年的《贵州文艺》第95期上，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勤奋耕耘六十余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论文200余篇(首)，出版短篇小说集1部，长篇小说9部，论文集1部，理论专著3部，主编散文集10部，创作及撰写总量达800余万字，是一位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树兼优的多产作家。

　　期中，《破荒》是袁先生的代表作，是21世纪初侗族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是侗族文学史上标杆式的作品。一百万字的鸿篇巨制《破荒》包括第一卷《太阳从西边出来》，第二卷《梦幻岁月》，第三卷《土匪名单》)。它是袁先生创作篇幅最大的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作品时间跨度为侗族山乡解放前几年至改革开放，进入发展新时期的三十多年时间。这三十多年，侗族地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人民由被剥削被压迫者成为国家主人，经历了好心办坏事的大挫折、大失误乃至十年大动乱。历史出现了大曲折，党和国家与人民蒙受大灾难，但还是走过来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之后，前进了。长篇小说《破荒》站在历史的高度，真实地再现这三个特殊历史阶段侗乡的社会生活，视野广阔，揭示社会内容深刻，人物众多，人与人关系的复杂，人物形象生动与性格的多面性，都与他自己的其他写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有很大不同，是侗乡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

　　正是《破荒》瞩目的创作成就，因而先后荣获贵州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奖”和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荣膺全国大奖的第一部多卷本侗族长篇小说。可以说，《破荒》堪称是一部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生命大歌，历史长卷。

　　虽然袁先生创作《破荒》的念头由来已久，但他真正敲击键盘进行创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仅仅用了九个多月。那九个多月，他像一个勤劳的老农，在田园里日夜劳作，辛勤耕耘，达到了废寝忘食、宵衣旰食的境地。那一年，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而且身体又向来虚弱。也许是“老牛自知夕阳晚”，他把生命都豁出去了。

　　待到《破荒》三部曲全部出版，他已明显地透支了生命。但为了文学，也为了民族，他在七十七岁高龄时，还担纲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侗族卷》的主编，该卷四十三万余字，他都字斟句酌地审改把关，还将一些无电子版的稿件亲自打印成电子版分发给相关评委审读，在短短数月间，他白加黑五加二，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到2015年，他的体质已明显地江河日下，气色黯淡，说话吃力，脑壳常有支撑不正的颓势了。

　　2015年10月，我的作品研讨会在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举行。事先他已确定参会并写好了发言稿。可到了那一天，他的身体明显地吃力，走路都由夫人扶着。我知道情况后，力劝他不要来回赶路坐车劳累了，他的发言稿可由其他人代为宣读。可一向温良谦和的老先生，任凭谁劝说都不听，“一意孤行”地要夫人扶着他到文史馆二楼会议室，仅仅是上两轮楼梯，他就挪动着脚步休息了两次，举步艰难，令人心疼，又使人肃敬。在会场上，他呆坐一个下午，喝点茶水也味同嚼蜡。我过去向他致意，劝他不要强撑，不如早点回去休息方才放心。可他抬起头来漾着惨淡的微笑说能坚持得住，一定要给这样的会议衬气场。贵州省文联主席、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先生亦过来亲切问候他，向他表示感谢，并祝他多多保重。看着他那布着不少老人斑的苍白脸上漫出赶不走的倦意，我的心海掠过了歉意不安的涟漪。终于，他硬是撑着坚持住了，并且作了《我读景川》的专题发言，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反响。

　　2016年6月， “侗族文学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为了文学，也为了民族，袁先生又是抱病一路颠簸赴京参会，并作了为侗族文学鼓舞打气、嘉勉新秀的深情发言，比如他说：我的教训不少，最初是喜欢钻研我们侗族有什么民族特点，书写一些比较表层比较表面的东西，搞了几年发表了不少东西，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后来越写越窄，我决定把侗族文学放下来，把注意力扩展到我国的传统文化，研究王阳明、庄子、孔子，回过头再找一找我们侗族民族文化根基。之后我写侗族不仅仅停留在写衣服、头饰、发饰、唱山歌上面，而是深入到民族特性，表现民族性质。我们要不停地上山，上高山才能够看到山底下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不停地上，我现在腿有点不大行，还是要上山。我快80岁了，老天爷没有告诉我还能够写多少，能走一天就走一天，能干一天就一天。我已经把写作作为我的生活方式作为我的一种生命的需要，到底能写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管了。侗族文学的希望就在潘年英、杨仕芳这些年轻人身上，希望你们为侗族撑起灿烂的天空。

　　其情拳拳，其言诤诤，令人感怀，促人深思。

　　当《破荒》喜获全国“骏马奖”的消息传来，他虽然倍感荣幸，但更显得淡定从容，定力常在。9月份，他从北京领奖回来后，还在家里闭门静思，重新对自己的大量作品进行缜密考量，希冀以后的创作不断升华。他说，如果说文学创作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要写一写，我就进入了一种令人愉快的境界，徜徉其中是一种享受，舍不得放弃。如果是为了名利或获奖，那我早就不干了。以后，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想写写学校生活，毕竟我教了几十年书，不写写心里欠欠的。如果还允许，就再跟荀子打打交道，写写这位“性恶论”的祖师爷。看，马上逼近耄耋之年的人了，袁先生还壮心不已。

　　可恨天不假年，今年4月他因腰损住院后，诱发了多种疾病，最后发展至肺炎，最终又发现到肺癌，他那近年来每况愈下的虚弱身体，怎能经受得了病魔四面八方的强势袭击呢。就这样，一个在祖国文坛执着闪烁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火炬，无奈地渐渐熄灭!

　　再也见不到这位温文儒雅的老先生了!斯人已去，书卷长存。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