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从周：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

□吕金华

　　曾是惊鸿照影来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贵州通志·人物志》载：“冉从周，遵义人，举进士，时呼为破荒冉家，历官为珍州守，有善状。(《明一统志》)从周，宋嘉熙二年(1238)，周坦榜进士。(《四川通志》)”清康熙年间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卷450载：“冉从周，举进士。历官为真州守，有善状。”这两条简略的记载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太少，只知道冉从周是遵义人，是宋嘉熙二年(1238)中的周坦榜进士，曾当过珍州(也叫真州)守。当时的珍州是一个县郡，所以“珍州守”应该是一个“守令”，相当于县令，是一个正七品官员。冉从周在珍州守任上也做过一些好事。“破荒冉家”的意思是：冉家子弟结束了贵州无进士的历史，是贵州文化史上一个破天荒的壮举。

　　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一点的信息，笔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对冉从周有了更多一点的了解。

　　清郑珍、莫友之纂《遵义府志》载：“冉璞墓，在绥阳金里徐阳台，与其子从周同兆。今碑记无存。按：二墓通志题云‘二冉墓’。注，在朗水里，县志亦然。今考，在朗里为琎墓，而璞墓在金里，前志并误。”从这条记载可知，冉从周是冉璞的儿子，死后与其父冉璞葬在一起，墓在绥阳金里徐阳台，而不在《绥阳县志》所载的朗水里。查《绥阳县志》，原载为：“冉璞墓，在城西南朗里徐阳台。”其实，两部志书所载均为徐阳台，这一点没有争议，有争议的仅是金里和朗里。其实绥阳的徐阳台，是一个地质台地，就在冉琎、冉璞故宅——青山平母台附近，应该是在金里和朗里的交界地带，但所属应为那时的金里。关于这一字之误，或许是行政区划造成的，今天也无争议的必要。不过，这个记载使我们弄清了冉从周的家族和墓葬地点。可是因为历史久远，又无碑记，所以已很难找到冉从周的墓葬了。

　　冉从周能考中进士，与播州第十四代土司杨价(?-1243)有关。清郑珍、莫友之纂《遵义府志》载：“价好学，善属文，先是设科取士未及播，价诵于朝，而岁贡三人云。”这才有嘉熙二年(1238)冉从周由三名岁贡之一得举进士。当时播州人感到非常荣耀，“时呼为破荒冉家”。史家也认为：“天荒之破，杨氏之功也。”

　　清康熙《贵州通志·秩祀志》载：“冉进士祠，在遵义府城西南隅。”这个祠应当就是冉从周祠。明代长官司(今道真)人何敏树曾写有一首《谒冉进士祠》，被清人唐树义等选编的《黔诗纪略》收录。全诗为：“一自先生贡礼闱，播州山水有光辉。二百年来拜祠宇，令人长忆宋雄威。”诗中的“礼闱”，指的是古代科举考试的会试，因其为礼部主办，所以称为礼闱。诗中的“雄威”指的就是杨价。杨价曾被授予雄威军都统制之职，故有“雄威”之称。诗的大意是：自冉从周先生考中了进士，结束了贵州没有进士的历史，播州的山水就陡然显得有了光辉。两百年来，无数人来拜谒冉从周先生的进士祠宇，这不能不令人常常想起播州宣抚使杨价杨雄威的功德啊!这首诗把冉从周考取进士与播州土司杨价重文联系了起来。

　　在播州土司杨文墓发现的《杨文神道碑》碑文中有关于冉从周的 点滴信息：“令漕宪赵定应、□参冉从周深诸蛮宣布上意，慕授以杀贼方略。”联系上下文，其意是：蒙古军攻克了云南大理国，进攻罗鬼国(即今贵州毕节、大方、黔西)一带，进逼播州、思州，皇帝派遣了当时的漕宪赵定应、□参冉从周深入播州、思州等地宣布皇上的旨意，授以这些地方杀贼的方略。当时冉从周的职务是“□参”，“参”前究竟是个什么字，因石碑年代久远，造成缺失，已不得而知。有的研究者将其写为“幕参”，可是查遍宋代的官职，均无“幕参”一职。历史上曾有过官职叫“大参”，是布政司参政的别称。相关资料显示，明代布政使(而非司)曾设左右参政，相当于副县长的职务，这肯定与历史真相不符。历史上还曾有过官职叫“丞参”，不过，这是清末新官制中的一种职务，是于各部尚书、侍郎以下设左右丞和左右参议，统称丞参，这肯定也与史实不符。回过头来再看“□参冉从周”这条记载吧，排在冉从周前面的赵定应，曾是一名管漕运的高官，后来是继余玠之后的四川制置史兼重庆守官，是朝廷高官。由此，估计冉从周当时也随他的父亲冉璞和伯父冉琎前往四川助南宋官府防守蒙军，是赵定应的高参之类也未可知。

　　冉从周的家族后裔对冉从周也十分崇敬。在《道真冉氏族谱》中有一首署名冉子于写的诗歌，全诗是：“承郎事务作公卿，琎璞接生又克明。愿颂从周擢进士，高才俊似海东青。”诗中写到了冉琎、冉璞兄弟，冉璞的儿子、渝州车骑将军冉克明，贵州第一个进士冉从周的事迹，并把他们比成了“万鹰之神”的海东青。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冉从周曾任州守的珍州，所以许多珍州后学也把冉从周当成了偶像。清人郑珍、莫友之纂《遵义府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郑宜的人，是康熙五十年(1711)的珍州举人。他自幼家贫，但十分好学，想到当时的珍州在改土归流(1600年)一百多年来还没有出过举人，就倍加努力，一心想考中举人。珍州知州汪曾垣得知这件事后，召见了他，询问他的志向，他说：“宜得为珍州冉从周足矣!”汪曾垣听了很高兴，说：“果尔，余当迎子于州界上!”郑宜中举归来，汪知州果然如约相迎，并题写了“破天荒”三字悬挂在郑宜家大门上。郑宜还写了《乡荐归，州牧汪公枉驾远迎，马上口占奉谕二首》(见清郑珍编《播雅》)，其中第二首全诗为：“降珍不降已千秋，举子山名空自留。不赖文翁能教授，破荒那得冉从周。”诗中的“降珍”为珍州降珍山，文翁为汉代蜀郡太守，在这里喻指汪曾垣。诗歌表达了对冉从周的崇敬之情，和对汪曾垣的鞭策、鼓励和器重的感激之情。

　　虽然历史久远，史料缺乏，但通过笔者努力，如能为今天的贵州人提供一个学习的范例，使某个今人能在某个领域像当年的冉从周一样“破荒”而出，就不枉笔者撰著此文了。

　　“从周”之名蕴深意

　　冉璞的儿子冉从周，是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他的名字“从周”大有来头。

　　《论语·八佾》中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句话：“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从周”的最早“现身”。在《礼记·中庸》里还记载了孔子的另一句话：“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这是孔子“从周”并身体力行的文字证明。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从周”呢?因为这是孔子主张修德以治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起点。

　　殷商时代，天命观是左右人们思想和精神的核心价值观，人们特别迷信上天和鬼神，决策大小事情完全靠问卜吉凶，统治者们也总觉得他们的权势是上天赐予的，是祖先在天堂里保祐他们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殷商的最高统治者纣最后竟坠落到了极端无道的地步。《淮南子·要略》记载：“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戮无止，康梁沉湎，宫中成市，作为炮烙之刑，剖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意思是，商纣王时期，对老百姓残酷剥削，随意杀戮，宫中成了杀人的“屠宰场”，他们把人绑在烧红的铜柱上活活烧死，把忠臣的心肝活生生地挖出来任意丢弃，把孕妇的肚子剖开玩耍……害得老百姓没有了活路，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而他们却认为这是上天给他们的权利，是天下任何人都不可能违逆的。

　　但就在商纣王抱着天命观不放的时候，却有一个人在悄悄地修德行善。“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义，处歧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垂归之。”(《淮南子·要略》)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商纣王迷信天命、神道，进行残暴统治的时候，周文王正在“修德行义”，而且得到了天下百姓的敬仰和归附。

　　后来，本为小邦的周以“卑弱制强暴”，用道德战胜了神鬼，以道德为主的核心价值观战胜了笃信天命、鬼神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周重人事，修道德，实行仁爱之政，使天下归心，万民归附的结果。

　　孔子对商周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纵观殷商以天命观为核心价值观，最后导致统治的坍塌，而被周朝“郁郁乎文哉”的德治所取代，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德者得天下，无德者失天下。形成了他全新的以修德与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观念。所以孔子对周代形成修德治国为中心的礼制充满了崇敬，发出了“吾从周”的肺腑之言。可见，孔子从周，是形成他修德以治国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起点。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冉璞为什么会给他的儿子取名“从周”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冉璞家族的祖先冉雍是孔门“五冉”之一，他们家又世代业儒，是受孔子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一个大家族;二是冉璞学问渊博，对儒家学说的来龙去脉了然于心，对孔子“从周”的思想内涵有精准的把握;三是对修德治国思想有发自内心的追求，这从他们向余玠献钓鱼城之策保家卫国的理想和智慧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冉璞为儿子取名“从周”，是他及他的家族学识、思想、道德和理想的集中体现，是渴望天下尚德、去除侵略和杀戮的一种美好愿望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