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沙特和他的《神灵之手》(下)

□刘渝安

　　海纳百川，铁流两万五千里

　　相遇红军相处18个月后，勃沙特在《神灵之手·序言》中写道：“本书是我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者俘虏一年半的经历”，“按保守的估计，我们曾惊人地在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范围内行了长达六千英里(主要是步行)，并在外宿营达三百多处。”“六千英里”，以1英里=3·2187市里计，勃沙特随红军辗转行走了长达18312里!

　　我们常说“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依据中央红军红一军团总部，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一年行程的统计。

　　勃沙特相遇的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早在1934年8月就开始了长征。在先后经历了与红二军团的会师(1934年10月24日，贵州木黄，总第一次会师)、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1936年6月12日，四川甘孜，总第六次会师，红二方面军诞生)、与红一方面军的会师(1936年10月22日，宁夏将台堡，总第八次会师)后，最后完成长征。红一、红二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 “三军过后尽开颜”，胜利结束长征的标志。

　　红六军团长征最先开始最后结束，长达两年多，历时最长;在地图上连线看其路线，似乎路程也最长。

　　作为长征先遣队，历时八十多天，红六军团跨越敌境五千多里。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挥师东向，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牵制敌人。 1934年11月至1935年11月，坚持南方历时一年，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

　　再度长征，先遣变后卫，历时近一年，红六军团跨越敌境两万多里。

　　红六军团的长征是前后两段分别计算的。

　　勃沙特所说随红六军团长征“六千英里”，即18312里，则是将前后两段合并计算!

　　勃沙特说，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中心——位于湖南永顺与桑植之间的塔卧， “停留了几个月”。住的是四合院，睡的是“一张用细绳编织的棕床”，铺上一层稻草，在当时“它就是一张相当奢侈的‘弹簧床’”。 勃沙特所说，反映了红军对俘虏的优待。

　　然而，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生活后，久静思动，勃沙特兹因“唆使逃跑”，被判刑达“十八个月”。

　　红二·六军团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围剿，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会师时的八千人，刚过一年，就发展到两万多人。蒋介石坐不住了，调集了嫡系、半嫡系中央军为主的130个团，再度气势汹汹向红二·六军团压来。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战略转移。两万红军抢渡澧水、智涉沅江、声东击西，把敌人引向湘中。然后调头向西，直指贵州石阡。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了石阡!这里有原黔东根据地的广泛影响和红六军团的鲜血浇灌。

　　勃沙特的《神灵之手》第七、第八章中，谈及石阡八次。“提到下一站石阡是非常令人兴奋的，那里有温泉。” “温泉使那些洗澡的官兵很惬意。他们在温泉洗泡后，看上去都很精神、脸色红润。……洗一次需三百文。”等等。勃沙特对石阡是熟悉的。

　　基督教1908年传入石阡，时称“福音教”。教堂设于中河街东侧三级巷北面50米处一个半节巷子内(现县纺织品公司宿舍基址)。离城南温泉不远。1897年5月1日出生的瑞士籍英国人勃沙特，受前辈传教士影响，10岁就种下到中国立业志向。他1922年秋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华，在中国贵州的遵义、黄平、石阡、镇远等地传教，并娶同为传教士的瑞士籍女士为妻组成家庭。被俘时，勃沙特来华已12年，在石阡度过“来华四分之一的时间”。提起石阡温泉，勃沙特如数家珍。

　　在石阡，勃沙特有了一个新伙伴，被俘的天主教德国籍传教士汉斯·凯勒，中文名叫耿友华。

　　天主教传入石阡较早，教堂较大。红二·六军团总部设在天主教堂，留下许多红军标语遗迹，解放后被列为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教堂借光得以妥善保存和维修。

　　湘鄂川黔根据地中心立足石阡12天。1936年1月中旬，红二·六军团在这里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宣传了群众，补充了兵员近千名，收拢了甘溪战役失散流落民间的伤病员，转移时担任掩护的红十八师也归了队。此时，蒋介石的追剿重兵杀气腾腾围了上来。

　　石阡“1·19”会议审时度势，1月下旬，红军两万将士先后撤离石阡，挥师黔西北。

　　1936年1月24日，是中国的鼠年春节，勃沙特写道：“中午我们到达猴场(今瓮安草塘)……房东给我指睡觉地方时，告诉我一年前红军朱德的部队也曾经过这里。军中也有两个外国人，但他们是朱德的顾问。”

　　2月2日，红军智取鸭池河。3日，进占黔西，至9日，实现战略转移“黔、大、毕”的目的，创建川滇黔根据地。红军在“黔、大、毕”立足21天。贵州知名人士周素园等近千人参加红军。

　　1936年2月27日，红军开始向安顺作战略转移。

　　勃沙特写道：“没走多远，我发现队伍中有一个穿得很得体，胡子老长的中国绅士。神甫指给我看，他以为是个外国人。的确，远远看上去他那副打扮如不是个天主教士则真会让人惊奇。行进中从他那里经过，我注意到他的滑杆下面还铺着软褥子。红军抬着他前进，简直像是出游。红军带他走，但他的确不像是个犯人。红军对他很尊重，称他周先生。”这就是时年57岁、在毕节自愿参加红军的贵州民主人士周素园。他长征到了延安，解放后担任贵州省副省长兼省文史馆馆长。

　　红二·六军团战略转移，牵着敌人的鼻子，进行了历时一月、辗转千里的乌蒙山大回旋战。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有异曲同工之美!3月中旬，红二·六军团跳出敌人5路纵队的包围圈，进入云南。

　　乌蒙山大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专门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尽管生活条件恶劣，但却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神灵之手》第九章如实作了记述。

　　思想碰撞，以人为本信念PK以神为本信仰

　　红军的信念是共产主义理想，勃沙特的信仰是耶稣基督!前者以人为本，后者以神为本。共产主义讲“人人平等”，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人人平等。二者和而不同，有相通之处，共同点是“人类友爱、扶贫济困、心灵一家”。

　　勃沙特在《神灵之手·序言》中写道：“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归根结底，俄罗斯是其范本。”

　　在《神灵之手·第一章》，勃沙特写道：“红军很体贴人，凡遇到危险路段，总会有人走出队列帮我们一把。”“我们被迫一点点去认识那些多么空虚抽象的共产主义，并且这种认识随着事件的发展而日益加深。一些卫兵使我们感慨万分，对他们就像在路边看到一块璞玉混珠，我们只能用中国话发出‘哎’的叹息。有些卫兵能流利地阅读，常就一些人性、品质等哲理询问我们。”“一个同志发现了我脚上的水泡后，非常善良地治好了它。我们再次看到那些红军战士是多么勤奋。在这里，他们除了忙着打草鞋缝衣服外，还抓紧时间武装思想，一边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一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

　　“第二章”写到，“红军的业余活动，它通常是在黄昏时刻”的“聊天”、“表演”、“唱歌”、“摔跤”、“游戏”、“刀术”、“剑术”， “看到这些清新向上、健康的娱乐是相当有趣的。中国最盛行的消遣是赌博，但在这里是严格禁止的。有时红军也打篮球，不过球场那边我看不见。”“我们总是遵守礼拜天休息制，它使我们很容易记住日期。我们解释这一天停止工作的理由是要对‘上帝’祈祷。红军一边听一边取笑我们的迷信。不过一到礼拜天，他们自己也停止操练，但只能擦枪和待命。可能红军也认为需要休息，不过还要适当准备应付政府军的偷袭。他们经常记不清礼拜几……甚至军团领导也向我询问……从那时之后，我们改变了过去因白吃人家饭而惴惴不安的局面。”这期间，红军与勃沙特在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着!

　　“第十章”写到春光融融中，萧克将军来看他，他“为自己掐虱子而染满血的手感到羞愧”。将军告诉他：“我们决定对两个外国人做不同的处理。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不平等地对待中国，没有租界，我们决定给你自由。”

　　之后还写道，红军将领两次请他吃饭，同时邀请神甫(石阡天主教堂的汉斯·凯勒)、张将军(被俘参加红军的国民党中将张振汉)、周老先生(贵州毕节参加红军的民主人士周素园)等人。

　　“宴席上始终都在交谈，但话题总围着宗教。萧克将军对我说：‘我不理解你们外国的教育，为什么总让人相信上帝，实际上你也知道我们都是从猴子进化来的，我认为人的聪明才智都是靠实践来的。’”

　　“‘关于这个题目的意义，科学家们没有疑问，’我回答。‘并且这也是真理。对我自己来讲，则需要伟大的精神，因此我相信全能的造物主，超过相信低层次的实践进化。’张将军此时插话说：‘他相信上帝耶稣，相信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再生;当灾难降临时，所有的好人将永生。共产主义和他们的设想差不多。’”

　　“姓王(王震)的红军领导仍坐在我旁边，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当你向报纸介绍时，你应该记住我们是朋友，你曾幸运地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为了穷人，而不是像一些人诽谤那样的普通土匪。’”

　　“吴法官(时任军团保卫局局长吴德峰)补充说：‘如果你能来信，我们将很高兴，希望能得到你的消息。’”

　　就要分手了，这里离昆明有两天路程，勃沙特记述：“‘我需要的钱不多，我想两天的路，一天两块银元的话，也得需要四块银元。’

　　吴法官叫来分管财务的同志，告诉他：‘给这个外国人十块银元。’”

　　1936年4月12日，在云南富民县距县城15里的地方，勃沙特获释，结束了他相伴红军的长征。

　　在昆明，他写下了传世回忆录——《神灵之手》。

　　之后回瑞士、英国探亲与旅居美国时，多次应邀报告其独特的经历。

　　1940年，勃沙特携妻子再度来到中国，在贵州盘县继续他的传教事业。

　　1951年，被召回国前，勃沙特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像我所见到的红军，都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以人为本的信念共产主义理想，与以神为本的信仰基督教义，在思想碰撞中相互交流，一同走过了560天18312里长征路。

　　13年后，“三军过后尽开颜”的红军，遵循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建立了新中国。而“礼拜天”、“信仰”等基督教义名词，与“觉悟”等佛教名词一样，为红军所借用，成为新中国的流行语。这是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新中国没有忘记以各种形式帮助过自己的人。经多方沟通，萧克与居住在英国曼彻斯特市的老年勃沙特取得了联系。

　　勃沙特说：“在晚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时年92岁的勃沙特送给萧克的1978年版回忆录《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1989年由昆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该书有时年82岁的萧克提笔撰写的背景介绍，文中指出：“人的信仰可以不同，但并不影响相互间的交往，甚至互相影响，发展友谊，成为朋友。”“这本书他不可能讲我们更多的好话，但只要他讲的东西是真实的，有史料价值，揭了我们的短又有什么关系呢?逝者不可追，但来者可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胸怀!

　　人类同处一个地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就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勃沙特的长征，见证了红军队伍的“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