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湖湘文化　执著现代历史

——浅淡胡玉明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章罗生

　　继《沉醉湘水》与《浏阳潭湾梦》等厚重之作后，又读到胡玉明40多万字的新著《走读浏阳罗汉》(团结出版社，2017年4月)，不但深为作者的勤奋、进取与自我超越而由衷感佩，而且更为湖南乃至全国纪实文学创作的发展而倍感欣慰。

　　综观胡玉明至今为止的文学创作可知，他由诗歌与散文写作开始，到近年的三部纪实长篇，其创作稳步发展，己形成了其鲜明的风格与特色。即在题材与视角上，聚焦家乡浏阳，立足湖湘文化，执著现代历史，还原“苦难辉煌”;在文体形式与艺术方法上，以纪实散文或文史笔记为主，融合诗歌与传记等，将写人与叙事、歌颂与批判，以及历史与现实熔为一炉。如在《沉醉湘水》中，既有“一河浏阳润之情”、“管窥萍浏醴大起义”、“小河，有一支活跃的湘鄂赣边区解放武装”、“毛泽东身边的浏阳人”与“管窥浏阳花炮的金融涅槃”等与浏阳关系紧密之篇，更有“金融悟道醉湖湘”、“用真情放牧邵阳文化”、“齐白石星斗塘故居行吟”、“管窥雷锋精神”与“管窥‘湖南精神’”等探讨湖湘文化之作;既有集中回溯历史的第二篇“秋收起义耀乾坤”，也有具体反映现实的第五篇“春华秋实日月藏”。《浏阳潭湾梦》虽主要是写浏阳的红色历史与革命英雄，但也有不少章节以湘潭、常德、益阳、郴州、娄底与张家界等地为重点，阐释、探讨了湖湘文化的广博、深厚与古今、源流等。而至《走读浏阳罗汉》，这一点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即作者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自己的以往优长，并将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有力说明了作者的开拓创新与其创作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走读浏阳罗汉》不但仍“聚焦浏阳”与“立足湖湘”，而且还“放眼全国”;不但仍反思历史，而且还干预现实;尤其是，它不再宽泛地反映浏阳与湖湘文化，也不再一般地解读历史与歌颂英雄，而是以罗汉这一中共早期重要党史人物与革命先驱为中心，反映浏阳、湖南与中国一一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历史。因此，它不只通过艰苦深入与翔实资料，还原了罗汉这一个被历史遮蔽了的时代英豪，而且通过“走读”浏阳的罗汉，也“走读”了湖南的毛泽东、林伯渠、罗章龙与李立三，以及北京、上海、湖北、重庆与海南等地的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张国焘、王若飞、王文明等重要历史人物。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它不只是一般地还原历史与描写人物，而是以自觉的责任担当与独立的理性思辨，主持历史公道，澄清了长期影响陈独秀与罗汉评价的有关“托派”问题等。

　　其次，在艺术上，作品一是以“走读”为线索，以“浏阳”为基点，以“罗汉”为中心，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叙述清楚;二是将资料考证与对话描写等融为一体，生动地再现了陈独秀等历史人物;三是大量运用诗词，将作者的主观情感与思想倾向，与写人叙事有机融合，从而有效地深化了作品主题，增强了其“文学性”与感染力。

　　以《走读浏阳罗汉》为代表的胡玉明创作的价值与意义，除表现在其“文史”尤其是中共党史与湖湘文化方面外，还在于它丰富和发展了湖南以致全国的纪实文学创作。

　　湖南是现代革命家与军事家的汇聚之地，在全国有着广泛影响与重要地位。但与之相比，湖南文学在挖掘、反映与宣传其革命英雄和“红色”文化方面还远远落后。回顾以往创作可知，在这方面，我们主要是集中在毛泽东、刘少奇与彭德怀等少数革命家与将帅身上，而对其他——尤其是早期的革命英烈以及如浏阳这样的“红色”热土等，却严重关注不够甚至有所忽视。近年来，这种情况在纪实文学创作中有所改变，出现了余艳的杨开慧系列与张雄文的粟裕系列，以及王杏芬的《青春·缪伯英》、杨远新的《奇人帅孟奇》与纪红建反映湘西“红色”革命热土的《马桑树儿搭灯台》等。而在这方面，胡玉明的《走读浏阳罗汉》是又一典型代表：它不但如《青春·缪伯英》一样，也挖掘、再现了罗汉这一中共早期的重要历史人物，而且如张雄文的粟裕系列为粟裕主持历史公道一样，为罗汉与陈独秀等所谓“托派”分子进行了历史平反，从而表现出可贵的知识分子的正义良知。

　　当然，如果联系全国的纪实文学创作实际，我们也可看到，《走读浏阳罗汉》也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了其“党史文学”创作。所谓“党史文学”，是叶永烈提出的概念 ，即他认为他于20世纪90年代初推出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与《毛泽东与蒋介石》，开创了中共“党史文学”。其中《红色的起点》以翔实的史料考证 ，围绕中共“一大”的召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在探究众多历史谜团的同时再现了陈独秀等中共早期领袖的形象。而《走读浏阳罗汉》则通过罗汉、罗章龙与林伯渠等众多中共建党时期的浏阳先烈和湖湘英杰，尤其是通过陈独秀后期的生活、思想与性格描写——包括对所谓“托派”与“托陈取消派”等问题的辨析和考证等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题材创作。

　　不仅如此，作品还在湖湘文化的挖掘、研究与湖南精神的宣传、弘扬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方面，近年湖南的纪实文学创作也有不凡的成绩与不俗的表现。如张步真的《江湖之远》以岳阳和岳阳楼为基点，深刻挖掘了以“先忧后乐”与巴陵文化为特色与内涵的湖湘文化 ;甘建华的《蓝墨水的上游》与《江山多少豪杰》以衡阳为基点，集中揭示了湖湘文化的源流与发展等。而胡玉明的《走读浏阳罗汉》与《浏阳潭湾梦》等 ，则不但以浏阳为基点 ，而且结合长沙、郴州与张家界等地，更全面、广泛地挖掘和宣传了湖湘文化与湖南精神。总之，尽管我们可以批评《走读浏阳罗汉》的内容与人物还不太集中，某些章节的文学性也有待加强，但无论如何，它和作者的其他创作一道，不但为中共党史研究，而且为湖南纪实文学的发展与湖湘文化的弘扬等，作出了积极、有益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