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创办大夏大学的王伯群

　　□龙长启

　　提起位于中国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位列“211工程”、“985工程”，入选国家“2011计划”、“111计划”、“千人计划”，“长三角高校合作联盟”、“金砖国家大学联盟”、“亚太高校书院联盟”成员，设有研究生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华东师范大学与贵州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因为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是大夏大学，而大夏大学则是我们贵州人王伯群所创建的。

　　王伯群，原名文选，又名荫泰，贵州兴义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伯群等四人由兴义县首批以公费选送日本留学，先入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后入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在日本与章太炎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与革命活动，并与梁启超结识。

　　1915年，戴戡在被免去贵州巡抚使职务，改任参议院参议以后，决定不赴任。而是加紧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准备活动，积极协助安排被袁世凯软禁的蔡锷逃离北京。袁世凯复辟帝制后，王伯群主动与在京的梁启超、蔡锷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确定以滇黔为发难地共举反袁义旗。梁启超与蔡锷、戴戡、陈国祥、汤觉顿、王伯群、蹇念益等7人密谋反袁，定护国大计。决定蔡锷、戴戡、王伯群到昆明，蹇念益、陈国祥回北平，梁启超、汤觉顿经上海去广西，各自做好各方工作。云南在袁世凯称帝通电发出后，即宣布独立。贵州一个月以后响应，宣布独立。广西两个月后响应，宣布独立。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大约三、四个月之后，会师湖北，抵定中原。王伯群专程回贵阳与贵州巡按使戴戡及贵州陆军第一团团长兼护军使署副官长的胞弟王文华策划反袁。此时，云南军民反袁情绪高涨，起义时机已经成熟。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起义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李烈钧等及已举行三次反袁秘密会议的云南中下级军官代表参加。贵州方面，王文华派李雁宾出席会议。次日，王伯群、戴戡、李雁宾代表贵州参加歃血为盟的宣誓。23日，云南向北京政府发出警告电，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誓师讨袁。王伯群先后到兴义、贵阳，向舅父刘显潜、刘显世兄弟陈述护国大义，停止对护国军的敌对行动，应迅速发兵，拒袁军于省外，护国反袁。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为解决护国黔军军饷困难，王伯群向刘显世建议，中国银行贵阳分行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下令向该行借款30万元交财政厅作发军饷之用，解了护国黔军的燃眉之急。黔军分别在戴戡、王文华的率领下出川、湘、鄂，从而促使贵州护国战争拉开序幕。护国战争胜利后，王伯群任贵州督军府总参赞及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黔中道尹等职。

　　1918年王伯群入广州护法军政府，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1920年，王伯群跟随孙中山回粤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

　　王之弟文华于民国10年(1921)3月被刺后，王受任贵州省长。因袁祖铭“定黔军”入据贵阳，行至铜仁，未到任即与窦居仁转赴上海，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王伯群随同孙中山北上，奔走各方。不幸孙中山逝世，王继承遗志，回上海继续活动。1925年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

　　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王伯群任政治会议委员、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时因连年兵祸，交通事业备受摧折。王上任后，拟定交通事业革新方案，主张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航空，发展电讯，整顿交通教育，并拟有具体办法。任中身体力行，致力于交通改革，发展民族交通事业，并多有建树。其主要政绩有：收回外人主持之财政，免去法国人铁士兰邮政总办职;建立财政储金汇业局和真茹国际大电台;取消外国人在国内设立的电信营业局，设立国际电信局;开设南京、上海、武汉、青岛自动电话;将建设委员会在各地所设之无线电台收归交通部统一管理;接收英国人所设烟台、威海卫水线收发处;将腐败的招商局收归国营;恢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停止海关、海乡的航空管理局，创设航政局接管其事，推行新政;设立沪、蓉航空管理处，开通定期航班，并与美商合办中国航空公司，与德商合办欧亚航空公司;订立重要交通法律、法规。是时，航空方面已有一定系统，完成立法程序。而电信条例、财政汇兑国立法及邮政储金法已颁布施行。1932年王伯群辞交通部长职，受国民政府委派为西南专使，到四川调停军阀纷争。事未成功，匆促回京，所乘专轮被查获毒品，涉嫌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职务。1943年，当选国民政府委员，连任中央执行委员、国史馆筹备委员。

　　自1924年王伯群任董事长，创办私立大夏大学，1927年王伯群继马君武任大夏大学校长，到1944年，整整20年，王伯群全身心投入大夏大学的管理和发展，使大夏大学名声大振。而王伯群则为学校建设心力交瘁，积劳成疾。1944年12月20日，因胃溃疡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60岁。王伯群去世了，但是却给国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大夏大学。

　　大夏大学是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部分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1924年夏天，王伯群在上海期间，何应钦的弟弟，在厦门大学读书的兴义人何应炳(纵炎)来访，说到因为学潮，厦门大学许多教授愤而辞职，300多学生到了上海，要求王伯群出面，邀请原厦大的部分教授另组新校，解决厦门大学学生失学问题。王伯群听后对失学青年表示同情，愿意尽力解决失学问题。经何纵炎介绍，王伯群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见了面，决定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拿出2000银币租校舍、登招生广告、制教具等，当年秋天开学。学校聘马君武为校长，王伯群任董事长。“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学校定名为大夏大学，含有是从厦门大学走出来的及光大华夏之意。1927年，王伯群继马君武任大夏校长。

　　大夏大学创办之初，因无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1929年春，学生逾千人，租房不能容纳，王伯群决定在上海自建校舍。王伯群具有超强的学校经营能力和募捐能力。王伯群自出白银6、7万两，贷款30多万元，于次年建成占地300余亩校舍，包括教学大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蜿蜒秀丽的校河等。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到1932年底，学校捐款总额38万，其中王伯群一人捐款17万。群贤堂11.7万，他募捐了8.2万。他还跟杜月笙、贺敬之等募得办学款项。同时，他向企业家卢作孚、军界、政界、银行界广为募集。占地66.9亩的丽娃河就是王伯群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

　　作为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王伯群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十分先进。在办学思想方面，王伯群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提出民族教育复兴发展纲要，坚持 “复兴民族”与“教育强国”发展理念，提倡“三苦”精神(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员工苦干)、师生合作和读书救国。他始终认为校长最主要的职责，在于为学生选聘优质教师。在他任校长期间，把这些精神贯彻始终，为大夏具有较好的师资条件而不懈努力。

　　大夏大学是国内高校最早实施导师制的大学，导师制也成为大夏人才培养的魅力和特色所在。在导师制教学下，导师首先关注学生心智的训练和培养，其次关注学生对学习的理解，培养他们探索和创新精神，这也是“大夏教你有中之无”的内在含义。

　　通识教育很早就出现在大夏，学校要求理科生要学文科课程，文科生则要求学理科课程。以文科课程为例，普通必修课程除了国文、英文、历史，还有涵盖化学、物理或生物的自然科学，而理科生则要涉及英文及演说学、政治学、社会学等。

　　当代教育提倡的服务地方与社会的理念，王伯群当时就已经实行。自1937年内迁入贵州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8年，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8年，极大地充实贵州省的地方教育。

　　随大夏大学迁入贵州的专家教授，半数以上都有留学背景，在各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大夏大学一方面从事教学，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事务，着手改革、重建贵州教育体系。

　　当时，大夏大学设五个学院及三个专修科，包括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师范专修科、体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从1937年到1946年，大夏大学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这部分毕业生中很多人应聘到贵州各部门工作，六个行政区均有大夏大学毕业生担任重要教育工作岗位，如省教育厅职员、各县教育科科长、师范学校校长、省和县立中学校长、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以及各级中小学教导主任及教员、各保甲职员训练所教育长等。尤其是理学院毕业生充实了贵州各中学的数理化教师队伍，改变了贵州缺少理科教师的局面。学校的建筑、土木系也为贵州的路桥建筑培养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其他如法学院、商学院也为贵州培养了很多人才。

　　1938年6月，王伯群主持增设大夏附中(后改为伯群中学)，开辟了学校生源，也为大夏大学教育等学科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大夏大学回迁上海后，这所中学仍留在贵阳，后来并入贵阳一中。

　　大夏大学在学术上对贵州最大的贡献，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由吴泽霖和陈国钧负责，吴泽霖是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奠基与发展时期的重要学者，其苗族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陈国钧也是著名的民族学家，留学荷兰，归国后在大夏大学任教，在社会研究部协助吴泽霖工作。在大夏迁来前，只有日本考古学家、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讲师鸟居龙藏曾于1902年对贵州苗族进行过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调查。在贵州办学期间，大夏大学社会调查部组织“西南边区考察团”，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先后到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云、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以及广西的三江、融县等地调查社会状况和民族资料，先后出版了《炉山黑苗的生活》、《威宁大花苗语字汇》、《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大夏大学这些民族调查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开始，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后庐山联大迁重庆，两校解除联合，各恢复原校名。1940年，王多方劝募，择定于贵阳城郊花溪辟地2000余亩为固定校址，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王当即赴渝奔走各方，商诸各校董，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结果维持大夏大学体制不变。1944年，日军窜扰黔南，王安排大夏全体师生迁往贵州赤水。自1937年内迁入贵州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8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迁来时300师生，离开时有1800师生。

　　抗战胜利后，大夏大学迁回上海继续办学，成为一所名牌大学。当时，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和大同大学同列上海四大著名私立大学，其中大夏大学更被称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上还一度把上海大夏大学与天津南开大学并提，有“北南开，南大夏”之说。1951年10月，教育部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同时调进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等院校的部分系科，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创办了华东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当时的第一所师范大学。

前排右四为王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