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镇化助推贵州脱贫攻坚
□徐和平
一、贵州贫困现状及其原因
21世纪后,贵州贫困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引起政府及社会的广泛关注,贵州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贵州贫困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低,人均GDP低,贫困人口比重大。贵州贫困地区面积大,2012年国家贫困县全国共592个,西部 375,贵州为50个,贵州贫困县数与陕西一起排列全国第二,贵州贫困县占全省县级行政地区的62%。贵州贫困人口占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数的1/7,占全国贫困人口数的1/10,贫困人口比重大。
由于城乡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比重更大。贵州城乡差距一直存在,上世纪80年代后,当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之时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差距进一步拉大。2010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之比为4.54:1,近年来这种差距仍然保持在3:1之上。城乡间的巨大差距,使农村贫困远高于城市。
贵州贫困问题突出有着深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镇化水平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东部地区城镇化加速之时,贵州城镇化显得步履艰难。2010年全国城镇化率达49.68%,高出贵州16个百分点。同期,广东城镇化率达到66.18%,高出贵州33个百分点。到2014年贵州城镇化率达到了40%,与全国55%的水平仍有相当的差距。贵州绝大部分人口仍生活与居住在农村地区,城镇化水平仍很低。
第二,工业化水平低。国内学者研究认为,贵州工业化仍然处于初期后半段,而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沿海广东等省则进入工业化后期,贵州与国内平均水平差距巨大。由于工业化水平低,反映在工业化的核心指标上,就是贵州经济总量很低。2010年全省GDP4593.97亿元。同期广东省的GDP突破了5万亿元,超过贵州的10倍。2012年,贵州人均GDP13221元,江苏为 51999元,天津为 70402元,贵州为江苏的25.4%,天津的18.8%。人均GDP低意味着贵州人均收入低,贫困率高。
第三,生存与发展环境欠佳。贵州属于喀斯特地区,73%的国土面积属碳酸岩发育区,土壤层薄,95%的地区有喀斯特分布,耕地短缺。自上世纪50年代起,贵州农村人口持续增长,农村人口的膨胀使土地资源更加短缺,迫使农民大量毁林开荒和过度放牧,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石漠化程度逐渐加深。上世纪80年代后,贵州的石漠化面积每年以18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耕地面积则以每年11.4万亩的速度减少。同时,房地产的开发也导致大量的耕地消失。到1998年,贵州耕地面积已降为2777.81万亩,人均仅有0.76亩,而全国整体水平为人均一亩。耕地的不足及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加深了农村地区的贫困。
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及社会富裕的关系
第一,城镇化需要工业化作为支撑,为农村人口向市镇流动提供支持。农村地区缺乏就业岗位,农村人口向城市与城镇流动必不可少,工业化为农村人口及城镇化提供经济支撑及就业岗位。工业化是城镇化深厚的物质基础,城镇化需要优先推动工业化的发展。
第二,城镇化为工业化开辟异常广阔的市场,为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镇提供机会。城镇化把大量乡村人口直接转化为城市人口,动摇了农村自然经济基础,代之以市场经济,极大地增加工业品市场需求,刺激制造业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消费市场,城镇化则为工业化开辟异常广阔的市场。
第三,城镇化创造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就业及产业结构转变。工业化需要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则提供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出现在城市劳务市场上,企业家可在此找到大量低廉劳动力,产品成本大幅度下降,有力地增加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第四,城镇化有利于培育和开辟农产品及农村市场。城镇化还可为农业生产提供巨大市场,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与商品化。城镇化为农产品提供日益增长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发达的交通为农产品市场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五,市镇的扩张有利于扩大对毗邻地区的辐射影响,推动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工业化创造了发达的交通网络,城市和城镇沿着这些交通线渐次推进,形成区域性城市网络,将辐射影响带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
三、以城镇化助推贵州脱贫攻坚
城镇化是贵州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但需要认真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使城镇化能够惠及广大农村地区,带动更多的人口脱贫并走向小康及富裕之路。为此,建议:
第一,根据资源禀赋,选择合适的城镇化模式,扩大市镇容纳空间。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市镇容纳空间,也需要一定的城市规模结构体系与城镇化模式。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市镇及城镇化获得了一定发展,但除省城贵阳市之外的城市规模仍然不大,不足以推动整个省域的经济与城镇化发展。基于此,贵州要改变其大城市偏向的城镇化模式,将反磁场中心的发展战略用于城镇化分散中,推动各等级城市协调发展。一是构建空间广阔的贵阳现代大都市区,扩大中心城市空间容量,打造多中心、分散型、组团发展的现代大都市。二是打造一批大中城市。打造一批第二等级的大中城市,使之成长为贵阳市之外的次级增长中心。三是积极推动县城等中心城镇的发展,编织贵州较为发达的城市空间网络系统,并带动农村发展。
第二,以制造业及实体经济支撑城镇化发展,为居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地方政府应将资源优先用于制造业发展,应将土地、矿产资源及资金等优先用于制造业等基础部门的发展,通过基础部门带动服务业等非基础部门的发展,从而为市镇提供长期、稳定的财源。不仅如此,地方政府应主动承接东部地区转移出来的产业,推动市镇经济的发展。随着土地价格上涨导致用工成本上升,东部城市经济空洞化难以避免,其制造业正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贵州矿产资源丰富、劳动力低廉,可利用有利条件,移植外部的产业,但应避免引进高污染、高耗能的工厂,以免破坏良好的生态环境。
第三,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业,使之成为我省极其重要的增长极。贵州虽拥有一定的生态资源,但景观旅游者并不多,从中获得的收入十分有限。贵州各市镇拥有丰富的民族与传统文化,需要精心保护与经营,要将民族元素植于市镇建设中,建立城市及城镇特色;要保护历史文化及历史地带,通过对外宣传,吸引外地游客,以此做强城市及城镇旅游。
第四,继续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优化市镇及农村地区物流条件。交通促进人流、物流,是城市与城镇发展的重要条件。贵州城镇化需要良好的投资环境,最为重要的是城乡良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发达的交通系统。发达的交通设施系统带来巨大的人流、物流,推动产业发展及城市兴起。交通设施向小城镇及农村延伸,促进小城镇发展,并带动农村腹地的现代农业兴起与非农产业发展。
在上述政策基础上,推动贵州城镇化发展,并以城镇化助推贵州脱贫攻坚,加快实现经济发达、社会富裕、人民安居乐业。
(作者系省政协委员、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