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苗族历史考略

□罗国锦

　　一、苗族迁入毕节的大概时间

　　目前，关于苗族迁入毕节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对挖掘利用苗族历史文化十分不利。笔者查阅了二十年以来出版的相关毕节苗族史料，大概有三种观点：一是战国时期迁入的，比如《杨汉先文集》、《毕节地区苗族百年实录》持此观点;二是南北朝梁承圣年间(公元552年—555年)迁入的，比如《赫章苗族志》和《纳雍苗族》就持此观点;三是三国时期(公元前200年)迁入的，比如原毕节地区民委主任祝朝珍等持此观点。还有认为是唐末宋初迁入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观点不一，让人云里雾里，对后世的负面影响大于积极影响。

　　为何出现这样多的观点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几点：思想认识、研究方法、历史知识、参考资料缺陷所致。思想认识上，对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认识不足，缺少服务发展、面向未来的应有高度;在研究方法上，或侧重于史料研究，或侧重于田野调查，无法从多角度进行考察研究，视野存在巨大局限，难免出现张冠李戴或一叶障目的情况，比如以家族史代替民族史或以个别现象代表普遍现象等;在历史知识上，以往的苗族作者汉文功底不深，后来汉文功底较好的大多疏远苗族文化土壤，无法形成具备多重文化背景下历史知识的专业性人才，所以观点难以较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在参考资料上，更是严重不足，尤其是以往研究，参考资料的欠缺是一大制约因素，有的史料可信度并不高，导致有的作者不加分析人云亦云的情况发生。

　　关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苗族迁入毕节的时间，当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是没有疑问的。支撑的证据，主要是研究成果和苗族口碑文学两个方面。从研究成果上看，杨汉先的《杨汉先文集》、李文渊的《也谈赫章威宁汉墓出土文物族属问题》、曾力和杨质昌的《论古代苗族书写文字变异分流的成因》等等，都认为苗族进入贵州的时间是春秋战国时期。而毕节作为贵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苗族进入毕节的时间，也当属这个时期。其充分的理由，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楚庄王派遣大将军庄蹻(苗族)带兵入巴蜀，一路平定蛮族，苗族以征伐的形式有组织有目的地进入贵州;二是从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出土的文物，都有苗族的人物形象和习俗遗物，威宁中水的出土文物包括商周到西汉时期，赫章可乐的出土文物包括战国至西汉时期，足以说明苗族到毕节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而且在这一历史时期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从苗族口碑文学看，毕节苗族民间有着诸多英雄人物传说，包括杨鲁、佑总、袍素、酉禄、豪佳尔、刘联等，都与战争和打虎有关，一直被民间广为颂扬。杨鲁是古苗族的领袖，曾带领苗族在东方故地与沙努作战，为保护家园做过巨大贡献，但属于哪个年代的人物，民间说不清楚，这里不赘述。佑总是打虎英雄，曾杀死一百只老虎，创造了彪炳千古的伟绩，与《华阳国志》、《大定府志》记载中的“廖仲”“右总”同为一个人。不同的是，前者记述中佑总是巴蜀夷人，以杀白虎之威与秦昭王盟誓;后者是通过记述袍素杀虎救父的英勇事迹，顺便把佑总写入历史，与前者的角度和态度不同。但这记载并不矛盾，巴蜀其实包括今天的遵义和毕节部分在内，古书经常把苗族写成“夷人”，所谓的太平里苗民袍素，居住地就是今天的织金县境。这些史料相互印证，说明了两个问题：苗族到毕节的时间至少是春秋战国时期;苗民以独立的身份存在。袍素已经讲过，不再赘述。酉禄是打虎英雄，曾经在现在的纳雍县董地乡的大石坝(原名打虎坝)消灭了很多猛兽，据说是祝姓苗族的祖先。豪佳尔和刘联都被民间尊为王，曾经带领苗族在毕节开疆拓土，多次与封建王朝和地方势力做过斗争，召主上粮的历史典故就出自苗王刘联的故事里。这些都足以证明，苗族进入毕节的历史极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以前甚至更早。后来，部分苗族因为种种原因陆续进入毕节，形成苗族多次迁入的历史事实，这可能是造成后人对苗族迁入毕节的时间混淆不清的主要原因。

　　二、关于苗族的历史地位问题

　　苗族在历代的社会地位如何，搞清楚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正视历史，还以历史真相和公正，服务民族团结进步;另一方面，可以传递精神财富，奠定发展基础，形成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动力之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目前，毕节苗族的历史研究，由于对苗族口碑文学的重视不足，受一家之说尤其是近代史料的影响极大，很难客观分析历代苗族的历史地位，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有些专家、学者、媒体动不动就将以往的苗族定为“奴隶”“农奴”的身份，受封建思维影响极大，既不能客观看待历史，也不利于各民族团结进步，理当引起反思。

　　笔者认为，要考察苗族的历史地位，必须从苗族的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人口数量等方面进行分析。史料的立场不管如何，但始终能够提供一些线索，只要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问题，就会得出较为理性的判断;民间传说虽有走样的可能，但毕竟是一种植根于人心的深刻记忆，其参考价值不容忽视;人口数量是一个决定力量的重要指标，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人多力量大，我们在研究历史中绝不能忽略人口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认识，结合历史战争，笔者将历代毕节苗族的社会地位分为四种：主导地位、平等地位、附属地位、独立地位。

　　主导地位。毕节苗族的主导地位，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庄蹻是楚庄王的后代，系战国时期楚国著名苗族将领。楚国国君楚顷襄王在位时期，派遣将军庄蹻率领军队顺着长江而上，夺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区。庄蹻一直打到滇池。滇池方圆三百里，旁边的平地肥沃富饶，方圆有几千里，庄蹻凭借军队的威势平定那里，并且使它归属楚国。这个时期乃至以后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毕节苗族作为庄蹻势力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毕节处于一种主导地位的强势状态，苗族民间关于皇帝将云贵川分封给苗族的传说、史料关于佑总与秦昭王盟誓的记载，以及赫章可乐和威宁的出土文物，可以予以佐证。此后，因为封建王朝的多次征伐，毕节苗族依托大箐高山生产生活，主导地位不太明显，但在内部以及一定范围内，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平等地位。历史上，不存在莫名其妙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对等都是靠综合实力作为保障的，尤其是独立自主的意识显得更关键。毕节苗族的平等地位，笔者认为主要靠地理环境、武力实现的。明清以前的毕节境内，尽管存在那样这样的势力，但因为毕节地广人稀，苗族主要处于一种平等的社会地位。尽管有些封建王朝将各民族分为三六九等，实质上苗族保持较大的平等地位，这种地位并不是以入朝为官为依据，而是以独立自主的生活现实为标尺，苗族与其他民族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相互影响尤其是政治影响不大，苗族的传统文化沿袭至今就是一个铁证。同时，民间关于皇帝希望苗族在黑洋大箐被猛兽吃掉的传说，也足以说明毕节的封闭凶险，这种地理环境恰恰保证了苗族的平等地位。随着封建王朝势力的逐渐深入，毕节苗族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抗争，比如陶新春起义等等重大行动，一度彻底摆脱封建王朝的束缚，成为平等的身份与各民族相互尊重。此外，封建王朝对水西政权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极大地弱化了强加在毕节苗族身上的不平等标签，使之得以用独立自主的姿态参与各民族的抵御行动，而且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附属地位。苗族的附属地位，主要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封建王朝加强对毕节的统治，尤其是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实行土司制度和流管制度，使饱经战火、小家族式对抗的苗族处于被动局面;二是苗族原有的土地被外来人口巧取豪夺，无奈之下寄居人下或迁入高山密林居住，比如纳雍、赫章等苗族民间一直地流传着外来人口利用高利贷、酒、鸦片引诱苗族，甚至使用武力霸占苗族田地，导致大量肥田沃土易主的深刻教训;三是毕节苗族人口大量迁出，据传说当初居住毕节的是12支苗族，从纳雍县董地乡迁出9支，仅仅留下3支苗族，人口锐减造成被动挨打局面。上述原因，造成两个结果：一是水西政权和外来势力得以快速扩张和巩固;二是毕节苗族在一定程度上处于附属地位，比如苗族向官家交租、为官家服役等。必须强调的问题是，苗族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没有丧失人身自由和自主权。在苗族的故事传说里，除了个别支系存在被奴役的个别情况之外，苗族都是将地方官吏作为封建王朝的代理人看待，而不是当成“主子”。有史料也显示，哪怕是水西政权最强盛的时期，一些苗族同样在地方政权里充当管理者角色，关键时刻还形成同盟配合较大的战争。有些专家、学者利用一些史料的偏见和个别出现的陪嫁现象，将苗族视为封建领主的奴隶或农奴，这种陈词滥调实际上是断章取义，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其危害性十分巨大，必须立即叫停，尤其是正规媒体和正式场合不能再出现，否则就会造成民族偏见和民族隔阂，不利于和谐社会、法治社会的建设。

　　独立地位。从古至今，毕节苗族一直为独立地位而战，从未放弃当家做主的地位。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封建统治的反动本质没有改变，苗族独立自主的地位一直时断时续。红军经过毕节，曾考虑在苗寨建立根据地，可见红军对苗族在解放毕节中发挥重大作用是有先见之明的，所以寄予了厚望。从毕节的解放、清匪反霸、土改和建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中，苗族没有辜负党的希望，涌现出诸如李绍北、杨炳南、罗文达、祝绍伍、刘兴文、罗学芳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制定了十分开明的民族政策，毕节苗族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从此开启了当家作主的新生活，开始以一个崭新的族群面貌走上历史的舞台。

　　三、苗族历史文化的价值估量

　　毕节苗族历史文化，包括口碑文化、节日文化、服饰文化、医药文化、龙虎文化、丧葬文化、芦笙文化、音乐舞蹈等等，内容博大精深，辉煌灿烂，是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支的奇葩。从文化传承发展和挖掘利用的角度考量，结合扶贫攻坚和小康建设的需要，笔者认为毕节苗族的历史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存在价值，值得认真梳理、对比、研究和利用。

　　从历史文化传承发展上看，苗族历史文化植根苗族民间，深受苗族人民喜爱，是苗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巨额财富。毕节苗族文化的自身优势，在于独特性和历史性，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从市内各民族来对比，苗族的语言没有消失的迹象，蓝染刺绣蜚声中外，节日活动广受各民族同胞欢迎，名医名药造福一方，等等。从市外看，毕节苗族的历史文化优势明显，尤其是作为西部方言的苗族，人口数量十分庞大，在全省的苗族集聚区中位居第二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承发展苗族历史文化的大本营。当前，国内外都将民族文化上升到软实力的高度郑重对待，苗族历史文化在提升竞争力方面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其意义不容小觑。一方面，苗族历史文化既有实物载体，也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能够满足精神生活需求的基本要素，关系到苗族群众生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毕节苗族历史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区域竞争、国际竞争等方面，起着积极的补充和强化作用，这种优势得天独厚，没有替代性，其作用在今后将会越来越明显，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从挖掘利用助推发展上看，毕节苗族历史文化在推动苗族地区扶贫攻坚和小康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潜力是非常巨大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当前，全省大力开展扶贫攻坚，力争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这项艰巨任务，主战场就在毕节，而毕节的主战场就在苗寨，毕节的扶贫攻坚实际上主要是苗族的扶贫攻坚。因此，如何发挥历史文化的推动作用，而不是一厢情愿，这是抓好苗族村寨扶贫攻坚的关键。简单地说，就是要挖掘利用毕节苗族的历史文化，使文化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比如，加强毕节苗族传统节日的保护和支持力度，使之正常举行形成人气，在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中推动全域旅游的发展;在苗族乡镇的旅游开发中，充分发挥苗族民间传奇人物的积极作用，诸如苗族祖先战神蚩尤、苗族打虎英雄佑总、苗王豪佳尔等等的积极作用，加深历史文化的厚重感，突出亮点和精彩，形成人无我有的绝对竞争优势;认真梳理和开发毕节苗族传统医药，使之尽快与市场接轨，充分发挥经济效益;等等。可以说，苗族历史文化，是用之不尽的财富，也是苗族地区实现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充分挖掘利用可以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一旦跳出苗族历史文化谋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舍近求远的思维，不仅会步履维艰，有可能还会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四、苗族开发毕节的历史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对毕节苗族的历史以及文化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九黎部落，战神蚩尤是毕节苗族的祖先。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苗族随同楚国大将庄蹻进入巴蜀，然后居住于毕节境内，历史十分悠久，文化丰富多彩。而苗族的社会地位，根据时势的变化作变化，从主导地位到平等地位经附属地位再到独立地位演变。但不管社会地位如何，毕节苗族靠自己的勤劳和勇敢，创造了诸多彪炳千古的业绩，为开发毕节和人类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是传播先进文化。苗族有没有先进文化，可能很多人持否定的态度，其实这是不懂历史的表现，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就像现在很多人一样，莫名其妙给别人标上文盲的符号，其依据仅仅是是否接受汉文化。实际上，毕节苗族历史文化博大精深，自成体系，自古有之。尽管历史坎坷，但从苗族的历史中完全可以看到，其本身是一个古老的先进民族。从五千年前的蚩尤时代，苗族已经率先实现定居生活，并掌握了先进的农耕知识和冶金技术等科学文化。随着苗族的大迁徙，其先进文化必然传播四海，对新的居住地产生影响。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苗族人民又不断总结经验，提升文明层次，在实现自我进步的同时又与其他民族兄弟分享知识，从而实现共同进步，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出土的有关苗族文物，是苗族历史文化与其他民族历史文化相互借鉴的一个实物佐证。随着生存空间的不断缩水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加深，苗族社会发展曾经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现象，但其传播先进文化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

　　二是开发毕节地区。专家、学者分析一个民族的历史作用，往往把官帽、财富作为基本的标尺，甚至不加分析地将一些缺乏客观公正的史料作为论据，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官本位的惯性思维在作怪。如何正确看待苗族开发毕节的功绩，需要牢固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懂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否则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苗族作为一个较早踏足毕节的古老民族，在毕节生产生活并不像犹太人进入的迦南地流着奶和蜜那样美好，相反时刻要与天斗与地斗，尤其是豺狼虎豹毒蛇猛兽威胁着族人性命，苗族把毕节等地统称为黑洋大箐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苗族的民间故事乃至史歌里，经常提及苗族的打虎英雄，以及开荒种地的事迹等等，这些足以表明苗族在开发毕节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贡献十分巨大。因此，离开苗族谈毕节历史，显然是片面的，必须予以正确对待。

　　三是推动社会变革。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上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几个时期，每一个时期更替都经历了艰难的变革过程。苗族人民置身社会的发展进程之中，由于深受压迫等等原因，客观上成为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充分体现在“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就毕节苗族而言，陶新春起义、苗族独立团的建立、齐心会的运动等等，对打击封建王朝、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意义深远重大，尤其是对毕节的解放具有一定的基础性作用。

　　四是致力毕节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毕节苗族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积极主动投身各项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重大领域出现苗族的身影，对毕节试验区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经济界有杨明生、张义柏、王定芬、熊信辉、金大能等，在政治界有杨文才、张斐然、黄绍臣、陶正华、杨智光、杨新举、李顺臣、王正义、罗文达等，在文化界有李羡道、杨文武、杨永光、杨朝厚、李道、杨银象等，在教育界有杨汉先、朱焕章、王维阳、杨忠信、杨世敏、潘建芬、杨锡光、李芹、杨树清、李朝轩、杨忠帅、李登高、杨清安、王仕邦、李珍荣等，在医疗界有张超伦、吴性纯、李学高、杨开会、朱琳琪、杨昌权等。可以说，毕节苗族人才辈出，对毕节试验区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杨汉先、朱焕章、张超伦、吴性纯等老一辈还具较高的学历甚至是博士学位，在省内外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搞清楚苗族到毕节的准确时间，可以尽量地消除杂音和负面影响，更好地宣传打造毕节苗族历史文化。重新认识历代毕节苗族的历史地位，有助于理性看待历史，避开一些偏见和主观判断的左右，还以历史真实和公正，进一步推动民族和谐进步。提高毕节苗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对苗族地区的扶贫攻坚和小康建设意义十分深远，有利于党委政府在重大民生项目的实施中做到因地制宜和科学决策，更好地推动苗族地区的健康持续发展，进而实现各民族的共存共荣。而重温苗族对毕节的历史贡献，对消除封建社会遗留的民族偏见和歧视，丰富历史知识，乃至贯彻落实好国家的民族政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