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随想

□李光平

　　不久前，我在贵州政协报上读到该报记者蒋兴华先生所写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幸福的小妹》。此文不过短短一千余字，但他却在我的心海里荡起了层层涟漪。

　　兴华先生文中所述，在他的兄弟姐妹中，小妹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但她的幸福指数却是最高的，无论何时何地，小妹都一付无忧无虑的样子，脸上总布满笑容，心中总充满阳光，似乎所有难事在她面前皆不值一提。

　　读罢蒋先生这篇短文，我为她的小妹感到由衷高兴，同时，也不由得不使我想起一个学术命题来，这就是：到底“幸福”的本意是什么，什么人才能感到幸福。

　　我首先想到的，是不久前在报上读到的一条消息：有记者问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普京先生，你在俄罗斯这个国度里想当总统就能当总统，想当总理就能当总理，如此事事如意，是否算得上俄罗斯最幸福的人?普京想了想回答说，“幸福么，这是个哲学问题”。

　　是的，“幸福和幸福感”的确是个哲学问题。 不同社会经历、价值观念的人。他们的幸福观和幸福感是千差万别的。

　　有人说，幸福的核心是既能给别人创造快乐，又能使自己得到快乐。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历史上那些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自己并不快乐。比如那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他为官的最高道德境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范先生本人却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像他这种时时刻刻都忧虑在心的人，其幸福感从何而来?难怪有洒脱者游岳阳楼后留言：吕洞宾、太无聊，八百里洞庭飞来飞去，一个神仙谁晓得;范仲淹、也多事，几十年光景忧先忧后，万家闲事独操心!

　　有人说，幸福感就是有成就感和获得感，成就越高和获得越多的人幸福感就越强。其实也不尽然。宋代大诗人、大政治家辛弃疾和陆游，其成就应该说不谓不大，获得也不谓不多，但其幸福感几乎等于零。辛弃疾年方二十岁就能只身闯入金兵大营，生擒了叛军首领张安国，立下千古奇功。后来又历任宋朝军中的高级职务，但他却因为报国之志始终难以圆满，于是有诗曰：“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抚英雄泪”。陆游的职级比辛弃疾更高，是个大约是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政委级别的文职将领，但此公同样因一统山河的抱负未能实现，到死也不瞑目，有诗道是：“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象陆游、辛弃疾这种有大成就的人，因为他们的抱负太大，其愿望也就难以实现，幸福感也就无从谈起。

　　有人说，幸福就是平安祥和，一生平平淡淡而又平平安安者的幸福感最强。但我说，此论同样也不准确。如果一个人一生只追求平安祥和，其最大的保险系数就是什么事也不做。有一个寓言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母亲十分关爱自己的儿子，最怕他有一星半点的失误，于是，从小就不教儿子学走路，原因是怕儿子会走路后跌跤伤了筋骨。结果儿子一生平安了，但却成了个废物。人要学做事就会有失误，人们的幸与不幸说到底并不在于有无失误，而在于一生到底是会不会做事，做了多少事。如果做父母的对孩子的失误无论大小都采取所谓“零容忍”态度，这个人一生干脆不学走路就得了!

　　说了这么多关于“幸福”的不同感受，那么，我意念中的“幸福”应是什么呢?

　　我觉得，幸福的本意其实就是“幸”和“福”的结合体。幸，就是幸运;福，就是福气。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想要幸运，应该先有追求，因为要有希望才会有结果。如果你自己都不想去过小康生活，别人想让你过小康是白白辛苦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追求圆满效果的过程甚至比达到幸福的结局更重要，这好比谈恋爱，此事最圆满结局当然是结婚，但过来人都知道，恋爱的过程实际上比结婚幸福得多。

　　我还觉得，幸福感的本意是对现实生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的一种主观评判，但这种获得感和满意度是因时、因势、因地而变化的。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因为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没有其他参照物，于是，哪怕这个社会里物质不丰富，精神文化不充实，那样社会里人们的满意度反而更高。而在开放的社会里，人们有了横向比较，哪怕自己的日子比以往好得多，但只要他觉得自己比过得更好的人差，他就会产生仇官仇富心理，幸福感也就下降了。当年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中的人为何幸福感程度高，原因就是他们“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有人问我们今天物质比过去丰富，但幸福感反而会下降是何原因，我告诉他，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因为我们今天已从过去的封闭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人们的参照物和可比性比过去多了，幸福指数就下降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也没有必要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要去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要知道，那幸福指数并不是随意可以提高的，有些人，他只要觉得干部比他好，你再苦再累他也是不满意的。

　　我更觉得，幸福感还是伴随着人的先天性格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素质。一些性格开朗而又不屈不挠的人，任何困难在他们面前都是小菜一碟。毛泽东 同志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你看他所写的那些诗词，很多诗都是在革命事业受到挫折，他自己也很不走运的情况下写的，但从那些诗中看不出半点悲观失望情绪，体现出的总是充满必胜信念的霸气和豪情。像这种性格的人，你想叫他忧愁也难，幸福指数岂能不高!

　　此外，我还觉得幸福感更是一种善于在对比中找到自己的快乐的思想境界。心态好者正如增广贤文所言，“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足，等我回头看，还有挑担汉”。而心态不好的人不是这样想，而是会在胡攀乱比中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贵为封疆大吏，他却在生活方式上喜欢去与那些私人企业主攀比，羡慕那些人灯红酒绿且有私人飞机，比来比去觉得自己还是多捞点钱才好，结果犯了罪被判了终生监禁。我真想不明白，你白恩培那一省最高首长的至尊之位，是那些亿万富翁们比得上的么?你的话可以成为决定别人命运的政策，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主席台上发号施令，你实在想比，怎么不比这些高贵无比而去比那些穿金戴银的寻常生活呢?

　　我最后要说的是，幸福感与财富的多少，成就的高低没有多大关系。一个脚踏实地地去规划自己奋斗目标的人，他的获得感一定比那些好高骛远，这山看到那山高的人强。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多养几头猪就满足的老农，他的幸福感不一定比那些有了一百个亿还想赚一千个亿的富翁差。同样道理，一个只想有一份好工作就满足了的职员，其幸福感也会比那些当了处长还想当厅长、省长甚至入阁拜相者要高。

　　基于此种缘故，我很欣赏蒋兴华先生那篇文章。他提出的主题的确是一个哲学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