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77级》(续)序

□姚钟伍

　　我们77级，是一个总有说不完故事的话题。

　　2012年，为纪念贵阳师范学院(即今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30周年， 《我们77级》首集正式出版。据悉，这是贵州省高校77级毕业生出版的第一部纪念文集。这本书最初于2006年动议，原拟于2008年纪念77级入学30周年时出版，终因诸多原因，延至2012年纪念77级毕业30周年时方才付梓。书中汇集了74位同学撰写的76篇文章。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各方关注，好评如潮，不少报刊不仅转载了其中的一些文章，还发表了书评。在出版之后不久举行的中文系77级纪念毕业30周年聚会上，《我们77级》一书正式举行了首发式。在这次聚会中，不少同学在兴奋地捧书阅读之余，纷纷感到“77级”是一段终生难忘的岁月，对学习期间和毕业以后的日子，还有许多话要说，还有许多故事要写。一些因诸多原因未能如期交稿的同学，也都一再表示回去之后就写稿，希望有机会再出第二本。在同学们热情洋溢的期盼和激励下，编委会诸君再起炉灶，再次聚集，商讨约稿、出版等相关事宜。尤其是主编谢赤樱同学，约稿、看稿、改稿，不辞辛劳，令人感佩。好在各位同学多已退休，空余时间多了，撰稿热情很高，筹备出版的事宜得以顺利推进。这就是促成出版《我们77级》(续)的主要动因。

　　1977年10月，国务院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10月21日《人民日报》等众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之后的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我们77级学生，作为这一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在有生之年将自己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前后的经历诉诸文字，反映其对个人、对家庭，乃至对社会、对民族的影响。这无疑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我退休前工作的最后一个岗位是“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由于工作关系，与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结下了一份情缘。从这个角度，我感到《我们77级》这部书还真颇具文史资料的特色。作者通过回忆和记录考入77级前后“亲历、亲见、亲闻”的事件，讲述了自身在这一重大事件中的喜、怒、哀、乐，也客观、真实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在这一重大事件中鲜活、生动的社会变迁，表现了中华崛起、民族复兴这一宏大主题。我国从来是文史不分家的，文字的功能是用来记事，而记录的事均可称之为史。清代乾嘉年间的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就说过： “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也说过： “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由此可见，文学与历史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我们77级》这部书，我认为既是文学著作，也是一部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史料著作。

　　我们中文系77级，是贵阳师范学院建校75年以来最具特色的一届。我以为这些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与全国、全省的77级学生一样，当年10月21日获悉可以报名高考，到12月15日进入考场，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复习期间几乎没有参考书和资料，甚至连课本都找不到，全凭脑海中的记忆。在因“文化大革命”沉淀了11年的570万考生中，有幸以4.8%的录取率考上大学，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届冬季高考、春季入学、春季毕业的大学生。而且自此以后，高校毕业生不再论“届”，而论”级”。

　　二是我们这个班组建完毕时是105人，是贵阳师范学院建校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班。进校后从当时系党总支领导那里方才得知，我们这个班是分三批录取的。最初的招生计划只有50人，远远满足不了当时众多考生期盼上大学的要求。由于贵阳市教育部门的一再要求，省里研究决定，在贵阳市已上分数线的考生中扩招，中文系因此得到了30名走读生。之后，又因为省里原拟举办一期计划招生100名的高师班，但经费未落实，迟迟未发录取通知，这批考生多为高龄高分者，反应甚为强烈，教育部要求省里尽快解决。省里研究后决定由贵州大学与贵阳师院分别承担其理科、文科的招生任务。贵阳师院录取了50名文科考生，中文系在其中录取了20来名学生。此外，学校又从数学系76级学生中调剂了2名学生到中文系77级，最终形成中文系77级105人的规模。

　　三是由于我们中文系77级学生多，当时文科教学楼内找不到可以容纳105人的教室。最后院里决定，将院办公楼三楼的大会议室改作中文系77级的教室，我们才得到安身之地。我们在院办公楼内一待就是四年，直至我们毕业后，教室才又改为办公室。中文系77级有幸成为贵阳师范学院建校以来唯一在校办公楼内上课四年的班级。

　　四是我们这个班同学，论年龄，入学时年长者已经32岁，不少人已经结婚，甚至有的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年少者未满18岁，尚在情窦初开的年纪;论学历，有65届、66届的高中毕业生，也有初中尚未真正毕业的中学生;论经历，入学前从事工、农、兵、学、商的皆有，有的已工作近10年，有的刚当知青，尚未工作过一天。

　　五是77级学生录取时，是按照高龄生、低龄生区分的。录取时25岁以上的称为高龄生，25岁以下的称为低龄生。高龄生多是“老三届”的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较好，加之多年沉淀的原因，人数较多，竞争也相对激烈。当年77级高考，共考了政治、语文、数学、史地四门课程，按百分制记分，总分为400分。文科高龄生的录取线为240分，低龄生的录取线为180分，为体现公平，高龄生较低龄生高出60分。高龄生本已无上大学的希望，有了这一线曙光，自然愿意奋力拼搏了。这样的录取线标准，是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使然，据说在共和国高校招生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六是1980年2月，正值77级在校学习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们77级成了共和国历史上首批获得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因为是首批，当时的条件比较严格，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有幸的是，我们全班同学都成了首批学士学位的获得者。

　　这些特色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我们这批人也常常因为这些特色而引以为荣。在这样一个少长咸集、经历各不相同的班级里，我们105位同学相识相聚、相互关爱，长者如兄姐，少者似弟妹。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同学们也产生了终生难忘的友情、亲情和爱情。 《我们77级》首集中不少文章都讲述了大学四年里发生的故事，这不仅让我们重温了那段魂牵梦萦的校园生活，也让我们知晓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宋人朱熹有诗云：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我们77级与春天结缘，春天里入学，春天里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又正好遇上改革开放春潮涌动的大好时机，各行各业急需人才，77级毕业生一时间成了“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宝贝”。我们了77级毕业后，工作领域大致分布在教育、公务员、新闻出版这三大领域。虽然职业不同，每个人在不同岗位上经历磨炼，最终成为各自领域挑大梁的骨干人才，不少人都获得了教授、高级编辑、研究员等高级职称，有的同学担任了省级、厅局级、县处级等领导职务，有的同学还取得了在省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当然，也有的同学坚守基层几个年，为贵州基层建设和农村教育做出了令人敬佩的贡献。

　　我们毕业已经34年了，年长者已近古稀，年少者也近花甲，大多数人已经退休。在我们撰稿咸集，讲述春天里的故事、谱写春天里的画卷的时候，我们77级全体同学犹如这万紫千红的鲜花，向我们敬爱的母校——贵州师范大学，向授予我们知识、培育我们成长的中文系王强模、关贤柱、郦亭山、寸震东、陈锐锋等各位敬爱的老师、向我们的辅导员阎慧芝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表达衷心的感谢!

　　书稿汇集之后，序言是一个难题。按照常例，应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尊长作序。编委会诸君商议，认为自己的事还是自己办吧!于是各位推举我代表编委会作序，我再三请辞不允，只好勉为其难，代表编委会写一个开场白，谁叫我当了四年的“班头”呢!

　　受编委会诸君委托，谨以为序。

　　(作者系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