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山贵水尽朝晖

——贵州书画艺术小引

□龚勤舟

　　如果说中国当代书画是一条奔涌不息、波澜壮阔的大江长河，那么贵州书画便是这大江长河上游的出水山泉，它的纯净、古朴与黔山茂林完美融合，它的清新、高逸滋润着众多饱含性情的艺术家，并且让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成就斐然。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山川连绵，峭峰攒簇，历史上长期受到少数民族的统辖，又由于路途偏远、交通闭塞，当地的文化教育相对滞后。东汉时期，先师尹珍，刻苦求学，千里迢迢，问学许慎。诗人李白在安史之乱中遭到惩罚、流放此地，于是写出了“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的诗句。王阳明更是触怒了当朝皇帝，发配贵州，在远天远地中艰难悲愤地写成了千古不磨的《瘗旅文》。明朝嘉靖年间，滇黔一隅开始设立科举考场，这项振兴边疆文化教育的举措为贵州的青年才俊创造了求学问道的条件，它也成为边疆地区接受中原文化、开启全新理念的不二法门。于是，这块沉睡多年的蛮夷之地开始孕育着文化的新芽，这片孤陋愚昧的地域转而成为人杰地灵的福祉。随着时代的变革和外来移民的入迁，贵州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满载着心向中原的梦想，一代代文人雅士走出大山，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他们如沐春风，沾溉法乳，他们情系故土，满载而归，成为贵州文化史上的先驱。在唐树义、莫友芝编撰的《黔诗纪略》中，收录明朝贵州文人的诗歌多达两千余首，其中以孙应鳌、谢三秀、杨龙友、吴中蕃为代表的本土诗人诗作完全有力量和明朝诗坛巨子一争高下。该书的整理，充分地表明了明朝贵州文化的发展和兴隆。清朝文人循着前人的文化踪迹，在更大程度上拓展并丰富了贵州文化的独有内涵。随着乾嘉学术的兴起，郑珍和莫友芝这两位土生土长的贵州士子以其渊博的学识在诗词、书法、文字、训诂、考据、版本、金石等领域成就卓著，振聋发聩，成为极富盛名的西南大儒，他们的声誉极大地提升了贵州的文化地位。借着郑莫的遗风，贵州开始涌现出为数更多的才俊，黎庶昌、陈夔龙、李端棻、朱启钤、姚茫父、黄齐生、邢端等传统学人成为时代名流，对贵州的文化艺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代以降，贵州书法的传承和发展有着较为明晰的路数。篆书作为贵州书法史上最具特色的书体，自莫友芝以来，薪火相传，名家辈出。莫友芝熔汉隶于小篆，开启了贵州乃至晚清篆书的先河;罗文彬学富五车，奉诏铸印，延续了篆书的遗踪;姚茫父东渡扶桑，用先进的理念打破了大篆的窠臼;陈恒安另起炉灶，独立于吴昌硕而登峰造极。凝目思之，对当代贵州书法格局影响最甚者，当属陈恒安先生。陈先生早年游学金陵，入国立中央大学，问道于汪东、吴梅等学界前贤。新中国成立后，他留驻贵阳，以文物保护勘鉴为己任，培养了诸多书坛后学，戴明贤、包俊宜、鲍贤伦、周运真、倪祖林、马宏明等书家受其恩泽，传承了“法古师心”的艺术精神。戴明贤先生承其家学，炼造了扎实的旧学基础，其书法转移诸师，接踵宋贤，深目末明清风韵，他借助变幻莫测、恣肆横溢的形式直抒胸臆，丰富了草书的内涵，呈现出强大的艺术张力，先生老而弥笃，虚怀若谷，以其儒雅朴质的人格魅力成为贵州书坛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包俊宜的大小篆均有很强的功底，其大篆更是夺神直上，他大胆施墨，不拘小节，腾云涌烟，密雨散丝，蕴含着浓重的水墨意味，在笔墨意趣诸多方面赋予了三千年钟鼎铭文的时代气象;马宏明亲炙陈先生，列为门墙，他篆法严谨，其书作大有陈先生的遗韵;陈国芳的大篆笔力老辣，醇厚中和;秦良静年少气盛，习字敢于走险，其诡怪的笔法和秀美的装饰格外引人注目。

　　贵州书画，多将民间文化杂糅其间，所以较江南、中原等主流文化而言，形态各异，性灵独具，大有“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书法较美术而言，研习路数更为顺畅，艺术面貌纷纭多变。真草篆隶，均有成绩显著之流;碑版阁帖，亦有旨高义深之人。行草一途，大多以“二王”为宗，悉心体会着其行草书法的精华。“二王”书法有着臻于完善的笔法，抽刀断水，兔起鹘落;有着丰富精到的点画，玲珑出俏，穷极变幻;有着外柔内刚的形体，虚灵挺拔，温润儒雅。但研习“二王”的贵州书家又不囿于其隽秀飘逸的风格，加入了墓志造像和明清格调。陈加林的草书，融民间书法为一体，其书既存碑迹，又无火气，既生奇形，又非鬼怪，既得浑朴，又弃粗陋，较好地把握了碑的力度和分寸，溶盐于水，点石成金，诚为当代草书英杰;周运真、李维力的行草，提取了汉隶北碑的元素，章法活脱，结字率真，秀而能朴，雅中寓拙;杨昌刚的行书，由王铎、傅山而追魏晋法帖，明快典雅，灵活飞动;王饶杰对魏晋书法更为忠实，寻求清逸娴美的神采;朱俊首浸淫于大草的研习，其逸尘断鞅的笔性，干裂饱和的墨韵，翻滚抹扫的率意，显示出波澜老成之态。

　　贵州书法，如若从陈恒安先生算起，当前的年少子弟已是第四代研书者。新世纪以来，才华横溢的年轻书家业精于勤、奋勇直前，现已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几代书家亦师亦友、聚为一体，让贵州书法的整体实力在我国西部省份占据着不容忽视的位置，而且大有不让中原、江浙的强劲势头。近十年来涌现而出的青年书家中，吴勇、吴昌军、郭堂贵、梁兴福、徐启刚、王世鹏、汪定强、冯泽松、邓杨、熊华禹、岑岚、韩宗祥、袁憬波、夏仕勇、吴应祥、李茂江、刘宗阳等人跳出了贵州原有的书法传承，他们以才情取胜，独抒性灵，赋予了作品较为强烈的个人面目。这种景象，既有令人可喜之处，又有让人担忧之虑，其可喜在于他们的出现丰富了贵州的书法面貌，为其输送了新鲜血液，从而打破了沉闷、乏味的艺术格局;其劣势在于他们紧跟时风，以才华耀世，忽略字外功夫的提炼，作品缺少应有的文化气息，容易产生昙花一现的短暂繁荣。所以，贵州的青年俊杰们时时刻刻都需要认清书法艺术的独有特性，在强调创新时千万不能忽视扎实的传统功底，所有的研书者都需要牢记一个观念，只有当我们回归到功力的锤炼中去，创造出来的作品才能从骨子里打动人类。犹如作为国粹的京剧，评判花脸角色的好坏，不在于你翻两个筋斗、我翻四个筋斗，而是从一声“俺”字出来，人家看你是否够分量。书法，其艺术风神不是依靠表皮的形式来展现，也不在于你用仿古笺、我用泥金纸，而在于通过深层次的笔墨内力和文化含量来传达，如此而来，才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

　　二十世纪的贵州中国画艺术，素有“宋、王、孟、方”之称，这四位画家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闻名于世。宋吟可的人物画表现出浓重的民族风情，他对人物神采的瞬间捕捉，多有点睛之笔;王渔父浪漫洒脱，恣情于酒，其花鸟画融合京派和岭南风格，境界高迈;孟光涛以美术教育为业，教书育人，含英咀华;方小石早年入国立艺专，写意花鸟朴茂凝重，古艳烂漫。这四位先生以其高尚的人品和丰赡的学养影响了贵州的几代画家，他们当中，方小石先生年迈期颐，现已成为贵州文化史上不可规避的核心人物，他勤勉奋进，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画的传承和创新，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度理解，重返朴归真、写人与自然的和谐景象，给予了写意花鸟画的深度诠释;他的书法、篆刻造诣成为画作的笔墨支撑，从短笔碎点中显示出作品浓郁的金石气息;他强调素描的写实能力，对西方绘画的色彩颇有研究，并将其有机地融入中国画创作，画面氤氲着强烈的时代气息;他有着开阔的眼界和卓识的见解，他在原生态花鸟中不断地探索，扩展了写意花鸟的视阈，开辟了它的新境界。正是这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之成为当今中国绝无仅有的花鸟画大家。同时，方先生培养了一批刻苦专研的后学子弟，成为新中国贵州艺术教育的拓荒者。在他的引导下，贵州的花鸟画犹如一朵绚丽的奇葩，绽放出独具风采的景象。刘定一的作品清新雅宜，意趣盎然，笔力所至，吐露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王小竹继承父亲王渔父的笔墨，淡雅朦胧，虚实空灵;平治提取了岭南画韵，结构孤傲，色彩清艳，其画面留白精彩纷呈;翟启刚冷峭新奇，绣雅鲜活;查晓逸笔草草，气骨凌厉，生发出古质斑斓的风貌。

　　自姚茫父之后，贵州的中国画艺术最有成就者、能引领一世之风气者当属方小石和刘知白两位先生。方先生以小品画名世，在写意花鸟一途足可与陈半丁、李苦禅、王雪涛并肩，成为继齐白石之后的又一花鸟画重镇。刘知白则以大尺幅的泼墨山水取胜，他既得力于北宋米氏、徐渭、石涛等时代巨匠，又能够在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等画家把持二十世纪山水画格局的大背景下有所突破，而且有较大的突破。其晚年的墨泼作品，或是夏山欲雨，或是雨过山青，或是竹树生烟，实将黔地山水独有的情趣和盘托出。贵州的中国画艺术，研习山水画者最多，故而最成风气，也自成流派，大多数山水画家传承着绘画道统。他们恣情于独具风貌的贵州山水，体察四季变迁，游走于高山峭壁，其画风多受李可染的影响，得刘知白的启发，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的艺术思考。王振中继承了李可染酣畅淋漓的笔墨，推陈出新，有山乡风情;张润生以新枝绿叶入画，千丘万壑，平淡真淳;王忠才深入苗侗人家，宁静清幽，内力雄健;谌宏微、乔任侠、杜小牧、韩亚明、王贵民、徐恒、万胜峰等山水画家将写生和临习相结合，他们从山雨云雾来感观世界，从气候的风云变幻、狂风撼树、云蒸霞蔚展现出贵州山水的风貌，足以见其超凡的智慧。

　　常言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笔墨。”这句看似笼统的语言其实包含着诸多复杂的课题。就中国画而言，笔墨之新在于色彩之新、景物之新、材料之新、造型之新，中国画里的时代笔墨，想必众人都能够意会三分。但是要在书法领域里理解“笔墨有时代”的意蕴，则相对困难得多。因为书法的笔墨之新不仅仅拘泥于枯湿浓淡的调制，而且更深层次地体现在章法、笔法和字法当中。书法经过几千年的衍流，其材质、工具并无太多的变化，所以探求笔墨之新这一课题就需要从形式和篇幅入手。在晋唐法帖中，大都以尺牍、草稿、手卷等形式传世，这种小而精的形式成为在咫尺之间细心玩味的艺术。明清以后，时风大变，书法作品开始悬挂于明镜高堂，昔日的尺牍手札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于是大尺幅作品应运而生。在此，我敢肯定地说，正是书法尺寸的变化致使笔墨的变革，从而开始追求展厅的效果和全新的审美法度，书法作品从过去侧重指力、讲究字法、强调八面出锋过渡到重谋篇布局、讲究章法线条、突出运腕使臂的力量。正是基于诸如此类的变革，书法便在更广阔的领域展现出笔墨之新。

　　如今，贵州书画成绩喜人，几代书画家从各自的审美情趣出发，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努力探索着独具风味的笔墨精神。真草篆隶，写意工笔，各个门类，一应俱全，聚而观之，让人叹服于贵州书画艺术潜力无穷，前程似锦，实可谓“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

　　(作者系贵州省书法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