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沙滩人

□胡启涌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大学者，是戊戌变法中与康有为齐名的维新派主将。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贵州的女婿，岳父李朝仪，贵阳人，清道光25年(1845)进士，妻兄李端棻(李朝仪侄子)，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先行者，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的创建者，也是戊戌变法的有力支持者。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倡导考试举人公车上书时，贵阳李姓“瑞”字辈的就有4名举人带头，即带动贵州96名应试举人签名，是当时签名人数居第二的省份。很明显，这些都是李端棻和梁启超共同发动起来的支持者。或许，正是这点姻亲关系，梁启超特别关注贵州文化，也深为被历代史学家对贵州的偏视鸣不平，著书慨叹“其简略不太甚耶?”。梁启超的目光投向贵州后，黔北沙滩文化人物便进入了他的视野和受他的影响，尤为突出的有两人，一个是备为梁启超推崇的沙滩文化领军人物郑珍，另一个是积极支持梁启超维新变法的黎汝谦。

　　郑珍：深受梁启超推崇

　　在黔北人中，梁氏特别推崇“黔之通人”沙滩郑珍，郑珍之学涉及到经学、小学(文字学)、训诂学等领域，是晚清一位声名远播的大学者。梁启超出世时，郑珍已作古9年了，俩人虽未同处时期，但是在学术上颇有共识。梁启超的老师四川诗人赵熙在《南望》一诗中写道：“绝代经巢第一流，乡人往往讳蛮陬。君看缥缈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南望即指望贵州，巢经巢是郑珍的书斋名，此诗把郑之才华推到了极致。可叹郑珍生前却偏偏屡仕不及，终身布衣。 道光16年(1836)，郑珍受遵义知府平翰之聘主纂《遵义府志》，他特邀好友莫友芝为佐，历时三年，成书共48卷，33目，附目14，全书80余万字。后梁启超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中赞誉《遵义府志》是“天下府志第一”。郑氏之才，也深使梁启超折服，梁在《饮冰室文集》中的《巢经巢诗钞跋》一文中写道：“郑子尹诗，时流所极崇尚，范子伯，陈散原皆其传衣。吾求之十年不得，兹本乃赵尧生倚御所刻。癸丑入都，印数以诒朋辈好郑诗者，此其一焉”。“时流咸称子尹诗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以余观之，吾乡黎二樵之俦匹耳。立格选辞有独到处，惜意境挟。”文中梁氏谈到为了读到郑珍诗集《巢经巢诗钞》苦觅10年才得到，得之后印制10多部赠送给喜欢郑诗的朋友。同时，还客观地谈到，郑诗风格上有独到之处，只是可惜意境有些狭窄。后来，梁启超还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吴伟业之靡蔓，王士桢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执信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同途。诸经师及诸古文家，集中亦多有诗，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嘉、道闻龚自珍、王昙、舒位号称新体，则粗犷浅薄。咸、同后兢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其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历代评论郑珍者皆为点到为止，而梁启超着墨最多。此记中，梁启超把深居偏僻沙滩的郑珍，与中原名士王士桢、袁枚、龚自珍进行比较，足见梁氏对先辈郑珍是极为推崇的。诚然，郑珍之作得到梁氏赞誉后而闻名天下，从而使黔北文化跻身中原，大放异彩。

　　黎汝谦：维新变法的支持者

　　沙滩文化人中还有一位与梁启超有着密切的情缘关系，他就是郑珍的外甥、黎庶昌的侄子黎汝谦。黎汝谦(1857—1909)，字受生，光绪8年(1882)年仅25岁的黎汝谦随叔父黎庶昌调充日本神户任领事官。在日期间，他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感触很深，也期望中国也能走维新强国之路。他还十分向往欧美民主政体，与随员蔡国昭历时三年，翻译了《乔治·华盛顿传》，其著数十万言，翻译之艰黎汝谦在《自序》中写道“其文意之暗晦，词语俚俗不驯，文理之颠倒淆乱者，余又为疏通润色，条理而整齐之，凡五次校对而后成书。盖翻译之难甚于自作”。其传以连载的形式，于1896年刊载在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创办的《时务报》上，后又出单行本，向国人介绍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命家，以开发民智，连大文豪鲁迅先生也读过此书。这时梁是主编，黎是作者，虽未谋面，心已结缘。

　　黎汝谦回国后，正值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维新运动，他认为落后的中国有救了。当他得知康梁还是六品小官时，便致函四封给朝中重臣李端棻、张之洞及张之洞的机要文案王雪岑，请李、张二人以一、二品大员的特殊身体，向朝廷举荐康梁，并望委以重任和实权，以完成维新大业。他在《上书两督张书》中写道：“伏观近日贤士，能深通中外之故，熟习交通之宜者，莫如康君有为，梁君启超。二君者 ，名已达九重，望实孚于四海。前次召对，未蒙大用，计必有间之者”。之后康梁果然得到光绪帝的重视，并委以重用。可叹的是这次寄予民族复兴的维新变法，只历时103天就被慈禧太后扼杀在摇篮里。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黎汝谦心中的强国之梦顿成泡影。黎汝谦虽年长梁启超17岁，但是他始终是这次维新变法的鼓吹者和参加者，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懑，他寄情笔端，以寓言的手法写就了《畏垒国游记》一文影射腐败而闭塞的清政府。文中大胆地写道：“其国太后与二三守旧大臣突然废其英武之君，杀其忠义之臣，尽反维新之法。其国之志人通人，皆惶惶焉，惴惴焉，知其国之将亡无日矣”。明白人一看就知是在影射和指骂慈禧。后来，黎汝谦还将写给李端棻、张之洞推荐梁启超的信，连同《畏垒国游记》一并辑入《夷牢溪庐文集》，于1904年刻印于广州。此时慈禧屠刀在手，黎汝谦仍然无所畏惧，其胆其魂，令人叹服。后来，终因该集子中多次提到康梁而遭株连，被清政府处以免职，之后黎只好返黔寓居贵阳。

　　梁启超与郑珍是学术上的知己，与黎汝谦是政治上的同志，可叹的是由于环境的制约和年龄上的悬殊，未同处时期和携手并进，但是也进行了时空上的结缘。特别是黎汝谦，从日本到中国，从变法到失败，始终是梁启超的积极支持者，后因受连而晚境凄凉，终日借酒消愁，隐身佛门，于1909年死于贵阳一山寺中。20年后，梁启超离世，呜呼，俩人身前未晤面，死后天界相见，共话未了抱负，将另是一般凄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