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庄旧影

□文/图 刘隆民

　　由于双龙经济开发区的建设需要，甘庄等七个有几百年历史的村寨，已整体拆迁。原來的住房已全部拆除，那些很有地方特色的院坝、村道、石板房，都永远消失了。一种难予说清的感情，涌上心头。从理性地看，这是发展的必然，是乐观的悲剧，但从心理上看，却有一种难舍难分的乡愁越來越浓。

　　甘庄是小碧乡的一个自然村寨，就在龙洞堡机场旁边。解放前，我母亲受聘到甘庄教私塾。我的童年时代，都在甘庄度过。时间虽然离现在已一个甲子，但甘庄旧时的人事情景，我依然历历在目。现把它作为区域文化资料记录下來，让后来的人们知道甘庄农业文明时代的神韵。

　　石头的世界和得名由來。解放以前，甘庄有六十来户人家，有严、陈、傅、刘、杨五大姓，是一个汉族大寨。这个寨子是一个石头的世界，房子的顶是石板盖的，屋壁是石板镶成的，路是石头铺的，院墙是石块砌的。从高处眺望，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银白的色彩。甘庄周围的寨子，如下坝、大寨、小寨、新寨、小碧、秦琪等，虽然也都是石头的寨子，但它们总有几间瓦房，没有甘庄这么纯粹，是清一色的石板房。那时候，住房的柱头是引子杆、屋面盖青瓦的人家，在这一带的农村代表富庶。甘庄并不比其他寨子贫困，不知为什么它就是没有一间瓦房。也正因为如此，甘庄比周围的村寨，显得更有特色。寨内有六大院坝，即陈家院坝、刘家院坝、严家院坝、傅家院坝、杨家院坝，每个大姓都有一个大院坝。还有一个叫“长院坝”，是刘、杨二姓共有的大院。甘庄又有三大朝门，即傅家朝门和两个严家朝门。朝门里面的人家都姓傅和严，只有个别住户属于外姓。另外还有七八个独立的同姓院落，但因未修朝门，故不以“朝门”称呼。不论院坝，还是朝门，都是用石头铺就和镶成的。

　　这个石头世界为何叫甘庄，有两种说法。一说此寨是清代云贵总督甘文焜的庄子，这里还有甘姓的坟山。离这里不远的大寨即今云盘古堡都是甘文焜的田土，故名甘家堰。可见这一带都与甘文焜有关。二说甘庄乃“官庄”的误读。他们说贵州原有十二个庄子属于官家，甘庄即是其中之一。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读音发生了变化，把“官庄”错读为“甘庄”了。

　　小河渔事和屯上奇观。甘庄寨脚有一条河，清澈明净，全寨人的饮水、洗涤都靠它。河里的鱼多得很，在河里洗控饭的筲箕时，小鱼就围着争食刷下来的饭。用筲箕轻轻一撮，就可以撮上几条。如想吃大鱼，就在晚上到有岩夹缝隙的浅水处去“摸”，便能“摸”到半斤以上的鱼。尤其是夏天小河涨水时，河水浑浊，有的人就在河边搬筝、撒网，有的人又会到与河相连的溪沟出口处安须笼，把那些奔清水后又复回的鱼收进笼中。六十年前的这些渔事，现在说起来就像童话一样。

　　河边有个叫“屯上”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溶洞。这个溶洞在半坡上，洞口有用大石头砌成的护墙。由于洞内很宽阔，地势又险峻，过去的甘庄人便把它作为躲避兵祸、匪患的场所。每遇此类事情，人们就会去里面躲避。1936年，贺龙的部队路过离此只有二十里的牛郎关，因为一般人不理解红军的性质，就有半寨甘庄人连同他们的粮食、牲畜都搬到了洞里，并住了半个月。严大棋老人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段洞中生活。笔者小时候也常到过此洞，洞里的钟乳、石笋，琳琅满目，很像一个地下宫殿。此洞之下不远，是一座水碾房。因为这里地处甘庄河的下游，因此人们把它喊叫“下头堰”。在甘庄河上游的兰花坡脚下，还有一座碾房，那里叫“上头堰”。甘庄的这一洞二碾，是我小时候割草砍柴常去的地方。

　　古刹白龙寺和媬师爷。河边有一古庙叫白龙寺。此庙建于康熙年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庙前有一棵香樟树，与古刹同龄。庙并不大，只有大殿三间和僧舍三间。大殿中供观音，左右供财神、牛王菩萨。庙里住着一个乃弟出家的女尼，由于她就是甘庄人，在家排行老三，人们都尊称她为“三公”。我拜寄她为媬媬，喊她叫“媬师爷”。她目力很差，但记忆力惊人，能背成千上万首山歌。笔者的表舅陆孟实先生专程到庙里住了十天，抄了她口述的山歌六大本。后来，我的另一个表舅王公威先生又去抄了四本，并与陆孟实先生所抄的一点不重复。这些山歌，绝大部分是情歌，分散歌、对歌和排歌三种，都是甘庄人的口头创作，是了不起的民间文学，有很高的艺术性。笔者至今还记得一些，比如：“青布做鞋白布胎，叫哥穿去穿转来。路上昙花哥不采，家中芙蓉正在开。”又如排歌《望郎歌》：“初一早起去望郎，我郎得病象牙床。伸手扒开红罗帐，摸郎一把热忙忙。初二早起去望郎，问郎想些哪样尝，千般美味都不想，想只仔鸡来熬汤……”一直要唱到“十五早起去望郎”，这首排歌才算结束。其间的比兴、韵脚、问答均很准确美妙。这位和尚师傅，完全可称为民歌大师。

　　甘庄花灯与“四大名人”。甘庄有个戏台，这个戏台只演花灯戏。演戏的都是男人，女角也是男扮女装。甘庄的花灯很讲究，一到过年，就举行一个仪式，叫“亮灯”。过完年又举行一个仪式，叫“谢灯”。过年期间的晚上，大多数时间都有演出。那时人们不叫演出，而叫“唱灯”。甘庄的花灯没有几出，演得最多的有《借亲配》、《三娘教子》等。戏目虽然不多，而且年年在唱，但一到演出时，全寨人都会人端上火盆，烤起火，在寒风中专注观看，似乎百看不厌。现在想起来，他们其实不是在看戏，而是在享受一种氛围。甘庄的花灯不仅在本寨演出，还“出灯”到小碧、大地、黄泥哨等村寨。笔者曾有幸扮成踩台的姑娘，出灯过小碧寨，所以至今还记得“出灯”时的情景。

　　提起甘庄的花灯，还不能不说到甘庄的三大“名”人，即严大明、傅照明和陈德明。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有“明”字，所以诙谐的甘庄人誉称他们为“名”人。他们热爱花灯，是甘庄花灯的创建者、组织者和主要表演者。为了唱好花灯，他们不仅到处走访远近村寨的花灯名角，而且借鉴姊妹艺术的经验。为了学习川戏表演技巧，他们有一回曾步行三十里到市里的川剧团看戏，看完戏后又步行三十里回甘庄，还未进门，鸡就叫了。

　　筑城最后塾馆。甘庄有两堂私塾，一堂由傅姓在傅家上院，执教的是吴先樵先生。吴是谷脚人，五十多岁。他虽世代务农，但家境殷实，未做过农活，从五岁发蒙读族塾，一直读到三十岁，可谓饱读诗书。但他囿于长期生活在农村，教法陈旧，不思改良，因而呼声不高，难以为继，不久就回谷脚老家了。同时，严、陈、刘、杨四姓即在白龙寺另办一堂私塾，聘请母亲执教。这堂私塾有学生十六人，都是农民子弟，大的将近二十岁，小的只有几岁。我随堂就读，跟着她教的学生一道，填红格本、临《玄秘塔》、背”四书”“五经”。有意思的是，东家给先生的“敬束”不是钱，而是米、油、煤、炭等生活资料，以物易教，很富有农村私塾的特色。由于母亲进过女师，接受过新式教育，教法灵活。比如教学内容除了传统的“三、百、千、千”和“四书”“五经”之外，还加了祭帐、祭文、拜帖、契约、春联和填包、写碑等应用文体的写作，之后又加了珠算，教学生打“三盘清”、“七盘清”，极能切合东家和学生的需要。甘庄人对她在文事上的赞美，也非常有特色。他们夸她的字时，不直说她的字如何好，而说“人家刘(夫姓)先生写的字，横起是沟沟，直起也是沟沟。”他们赞誉她的诗文，也不直说她的诗文如何好，而说“人家刘(夫姓)先生写的那诗文，丢在河头，鱼都要着痨(闹)死”。这堂私塾直到1952年才停办，是筑城最后一个逝去的塾馆。

　　甘庄的“大十字”。它在陈家院埧门口的四条村道交叉口上，因为这里是全寨的中心，甘庄人便把它比喻为贵阳的“大十字”。一到晚上，不少人就会来到这里，摆他们一天的见闻。还有一些人，专来这里听新闻。尤其是农闲期间，甘庄的不少男人，有的上贵阳卖黄草，有的下龙里做米生意。他们每天看到的许多新鲜事，晚上都拿到这里来摆。194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去龙里买米回来的严三爷在“大十字”说：“刘伯龙的部队回来了，马路上走成线线。”第二天，我们去马路边割草，果然看到马路上走的全是军人。他们扛看枪，背着背包，三人一组，行进在马路上。每组相隔两三丈远。这支部队就这样走，一直走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走完。后来，“大十字”的人们传出，说马路上“牵成线线”的不是刘伯龙的部队，是解放军。过了很多年，我把这情景说给南下干部、市经委主任解世杰听，他笑着告诉我：当时解放贵阳的解放军只有两个团，为了震慑敌人，解放军白天三人一组从贵定向贵阳走，晚上又用车把部队拉回贵定，第二天这些解放军又往贵阳走，走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解世杰当年就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一个月。甘庄的“大十字”，把外部世界同甘庄联系起来，让甘庄人了解到寨外翻天覆地的变化。

　　甘庄人的故事多得很，而且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个性。陈壁山、严松桕、严大昌、严大琪、刘学宽、杨文渊、陈亮清、刘应祥，有的胆大，有的胆小，有的文静，有的直拙，有的寡言，有的善谈，一个个鲜活生动，令人难忘。笔者孩提时代的朋友和同窗，如陈兴林、刘应林、严光裕、严光忠、傅培荣、杨培伦等，在甘庄这块文化土壤上，又形成各自不同的神韵和精神。现在的甘庄，已由花溪区划归南明区。因它就在多彩贵州城旁边，顺应历史整体拆迁，势在必行。甘庄老寨虽已不存，但甘庄的历史将继续下去。不久之后，一个崭新的甘庄，将以新农村的建筑规范出现在老寨对面的屯上。陈贵德、陈兰忠等一代新人，必将超过他们的父辈，让甘庄展现出更加迷人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