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清末教育改革(上)

□梁茂林 郭静秋

　　张之洞，被誉为晚清“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他以朝廷重臣和学界巨擘的双重身份活跃在晚清的政治舞台将近40余年。张之洞的一生,跟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极其深远,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兴学育才、中体西用和留学教育三个方面。但他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至今对他仍存在许多误读。

　　从近代史上看，张之洞治理湖北18年，应与武昌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是有必然联系的。是他所编练的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是他所创办的实业为武昌首义提供了雄厚的物资基础，是他创办的新式教育文化事业为武昌起义培养了人才……因此，孙中山先生说：“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1958年夏季，中共中央在举行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说，湖北的工业基础，如汉阳铁厂、纺织厂、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带头办的。说他当兵时使用的8341号“汉阳造”，就是张之洞的兵工厂造的。张之洞清末在经济、教育、交通、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和开放，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笔者认为,武昌首义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武汉三镇在中国新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更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始人端方、张之洞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张之洞创办新学校,为武昌首义准备了人才。这成为前提和基础。要全面改革,就必须全面看问题,现就张之洞办新学校的史实谈谈这个问题,以此文求教于方家。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无竞居士，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出生于贵州省现贵阳市南明河畔，这里一山建有九座庙，他家居住的地方叫六洞桥，因此取名“之洞”。在安龙(贵州兴义府所在地)度过他的少年时代。这里有他11岁时撰写的《半山亭记》，现石碑仍存。

　　张之洞4岁即入私塾，师从何养源，8岁已将四书五经读毕，在众多名士及姑夫韩超、胡林翼的悉心培养下，学业大进，咸丰二年(1852)，应顺天乡试，一举夺魁。《半山亭记》即是他乡试前在贵州留下的杰作。安龙招堤十里荷花，父亲与民同乐等，已刻骨铭心地留在他的记忆中。

　　自从道光后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时刻冲击着他。张之洞2岁时，即1839年11月，英国人仅以一支分舰队(舰船48艘、大炮540门、士兵4000人后逐渐增至15000人)，便能随便占领一个又一个港口。1842年，一心励精图治的道光皇帝，接受丧权辱国的第一个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根据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并开放5个通商口岸，同意实行一种按照价值的5%固定下来的统一关税，剥夺了中国关税的自治权，控制了中国的国家岁入。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6013人(其中法军1000余人)在珠江口集结，29日占领广州，1858年5月20日直抵天津城下。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13日控制北京。希望重整朝纲的咸丰皇帝，接受《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逼使中国又开放了沿海和内地的几个通商口岸，再次明确并扩大了治外法权，允许在北京设立外国公使馆和在全国各地建立基督教传教团。也正是此时，俄国人趁中国危难之际，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阿穆尔河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使中国遭受最为耻辱的是1894年8月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这次中国败在邻近小国日本手下。企图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不得不接受了《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分8次交清;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和澎湖洌岛给日本;再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驰入以上各口等。

　　19世纪，中国清政府一败再败。进入20世纪初，更遭到八国联军侵华。1900年8月3日，从天津出发的八国联军共18811人。驻京清军15万多人，不仅没有堵住这点兵力，10天之内，八国联军还攻陷北京。后联军增兵到10.5万人。于1901年9月签署《辛丑条约》，条约的影响极其深远。其一，赔款4.5亿两，分39年还清，在未还清前，每年加利率4厘，本息共9.8亿两。此项赔款，俄国占29%，德国占20%，法国占16%，英国占11%，日本与美国各占7%;其二，允许各国自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这为日后日本人增兵华北提供口实;其三，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由各国留兵保卫，这又为日后卢沟桥事变时日军出现于京郊留下伏笔。最大的损失还在条约之外。当时，俄国人趁机占领东北三省，签约后，俄国不肯退兵，日本出来与俄国交涉，引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俄在中国土地上大动干戈。日本取得局部胜利，双方议和，承认中国东北的主权，划定北部为俄国、南部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张之洞在这样的环境中，始终没有自甘沉沦，而是闯过各种人生险滩，善于发挥自己的智慧，及时制定突破困境的方法，为国为民谋利。

　　张之洞于同治三年(1864)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此后又两任考官，两任学政，1876年由四川学政调往京师，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1884)任山西巡抚，1885至1889年任两广总督，1890年接任湖广总督至1907年，其间虽曾两度短期署理两江总督，但仍遥控湖北要政。

　　张之洞曾说：“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随着湖北办实业练新军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才不足的问题愈益突出，故张之洞在一面尽力罗致人才，聘请外国专家的同时，一面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清末二三十年间，湖北教育通过由高等向低等，由普通到专业。湖北到1907年，全省有各级各类学堂1500所，学生5.6万余人;到1910年，学校数达到2000所，学生有7万余人。在教育经费上，1901年到1910年有大幅度增加且逐年提高，1901年为68万余两，1905年为128万余两，1907——1910年均为200万余两，是为晚清湖北教育投资的最高峰，此后直到1928年，官方投资均未达到此数。

　　张之洞说过：“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因此，张之洞在改造书院教育的同时，更致力于创办新式学堂。1890年5月，张之洞在武昌城内都司湖创建两湖书院。两湖书院初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6科，1900年又增开格致、兵操、化学、博物学等。书院课程体现中西、文武兼习，教学方法也仿照西方学堂，实行分班按日上课。

　　书院不设山长，而派提调1人、监督2人，各科聘请分教习。先后任两湖书院监督的有梁鼎芬、蒯光典、王同愈、黄绍箕等人。任经学教习的则曾有易顺鼎、钱桂森、张锡恭、马贞榆;任史学教习的曾有杨锐、汪康年、姚晋圻、沈曾植;任理学教习的曾有邓绎、周树谟、关棠;任文学教习的曾有陈三立、屠寄、周锡恩、杨承禧;任舆地学教习的有邹代钧、杨守敬;任算学教习的曾有华蘅芳、汤金铸、曹汝英;还有陈庆年教兵法史略学，罗熙纶教测绘学，徐建寅教化学，贾文浩教天文学，王季征教博物学，多为当时国内一流的专门俊彦。

　　由于选送的学生基础较好，学习条件优越，故两湖书院人才辈出。从1891年到1900年，书院共毕业学生3届，计400余人。书院曾选拔3批学生留学日本，另有10余人留学欧美。1903年，湖北举行最后一次乡试，中举66人，其中有60名是该院学生。两湖书院的学生中后来成为知名人士者，有唐才常、黄兴、曹亚伯、刘成禺、张知本、刘善涵、卢慎之、卢木斋、甘鹏云、陈英才、张继煦、周震鳞、李书城等一大批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