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 ：艺术世界的享乐主义者

　　文“天”书“地” 君自遨游

　　上古之前，天地一片混沌，天与地交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来，混沌开，清者上升为天，浊者下沉为地，天与地第一次分开。——戴先生对我讲述文学和书法的关系时，我脑中浮现了这样的想象。每每听人提到戴先生时，常会有诸如“戴先生文学造诣深厚，书法也写得很好”的评价，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戴先生的文学成就和书法造诣分开评价，但对于先生而言，二者是艺术世界的“天”与“地”，缺了谁都不是完整的世界。

　　先生回忆，从小对文学和书法有兴趣。小说书和父亲的碑帖画册都深深吸引着他。临帖刻印在先，学写诗文在后。及至文革期间，调到大山里教书，不能搞文学了，又重拾写字刻印。文革结束后，精力再次偏向文学创作。退休以后就能“文”、“书”兼顾，在“天”“地”间尽情遨游了。他认为文学对于书法非常重要，文学可以不理睬书法，书法却必须依赖文学。笔墨离开文学(思想感情)就只是无生命气息的纯技术，而艺术的本质正在于展示生命。就如同能够熟练弹奏乐器的人多，而演奏家极少。书法作品是书法家才、学、识、趣的综合体现;缺乏文化修养，手越熟越俗、越薄、越“白”。真正的书法家不是只会把字写得漂亮，更要不断吸取文化营养，提高审美品味，磨砺艺术感觉，才能在继承书法精髓的基础上，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书法风格的作品来，正所谓“功夫在诗外”。

　　先生说，他对阅读和临帖比写书和创作书法的兴趣更大，最大的乐趣在于读和临的过程中，不怎么在意结果。提起书法艺术，先生认为自己是一个“永远在中途的朝圣者”;中国五千年文化造就的书法高峰，实在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今人不能望其项背。

　　各适其适 家庭和谐

　　夫人龚兴群说，戴先生几十年一心做自己喜爱的事，心境淡泊，不花力气去争名夺利，对身体有益。夫人知书达理、温柔娴静，她说先生兴趣广泛，爱文学艺术，也爱天上的云、地上的树叶、造型漂亮的汽车、设计简洁的时装，更甚者，在厨房地上的湿抹布，经常有些像怪人怪脸，他也要饶有兴趣的画下来或照下来。特别爱小孩，不管自家的、别家的、胖的、瘦的、活泼的、严肃的、大眼睛的、小眼睛的，都会忍不住摸一摸，逗一逗。先生退休前工作多，退休后只做着自己喜爱的事，很充实。先生不爱旅行，但是对地方文化方面的事很热心，凡是有关传统文化的工作都乐意做，尤其家乡安顺的事有求必应，即便晕车，夫人也是一定要陪他去的。

　　先生和夫人有一儿一女——戴冰和戴若。提起父亲，他们都用了同一个词——“严肃寡言”。在儿女心中，这是一个典型的“父严母慈”的中国传统式家庭，但父亲并不强迫他们按“设计”成长，相反给了他们非常宽泛的自由。二十岁的戴冰曾经痴迷摇滚，留了很长的头发，引来很多人侧目，反而是父亲坦然接受，包括一直以来学不好理科，父亲也只是顺其自然。如今儿子从事文学，女儿做瑜伽教练，都是自己的选择。戴若自有记忆起，父亲一直很忙，母亲也总是嘱咐不要去打扰父亲。因此年幼的戴若对父亲有些畏惧，和父亲在一起时就很乖。退休后的父亲有了很大改变，可以浸淫在完全自我的天地里，创作渐入佳境，文章书法都日见性情、老而弥辣。在外人眼中，先生是个勤奋、高产的人，但一直陪伴父亲生活的儿女们都知道，父亲不是勤奋而是享受，他的艺术感染力正来源于他每天都享受着自己广泛的爱好，津津有味的观察着生活，也津津有味的生活着。先生说他家最大的幸运，就是三家六口人都做的是自己有兴趣的事，平时各忙各的，团聚时共同的话题很多。

　　良师益友 德艺双馨

　　爱情、亲情、友情，六个字说来很少，却贯穿了我们的一生。只有领略了爱情的纯度，体验了亲情的深度，拥有了友情的纯度的人生才是名副其实的一生。一直听闻先生是文艺圈里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长者和前辈，记者意欲一探究竟，于是采访了几位与先生相交日久的朋友，以冀让读者看到更完整的先生。

　　记者：常言道：文人相轻。同为作家，但又是好友，请您讲述下这样的友情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您怎样评价戴先生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请您就戴先生的为人说一件印象深刻的小事。

　　余未人(作家，民间文化学者)：我与明贤兄可谓老友加好友。我觉得他一是真诚，二是幽默，当然还有深厚的学问和特别好的艺术感觉。所以与他交往非常好玩。在做人做事方面，我受益匪浅。比如我年轻时比较偏激，对某些风气不能容忍。他告诉我，你要把同事和朋友的关系分开，对朋友，你可以要求;但对一般同事，就没有必要。这话让我受用终身。

　　明贤先生作品等身，在退休后更是进入了个人文学艺术的黄金期、喷发期。我以为，文字是文学作品艺术性之魂。他的文字，往往与所描述的事物产生诗意的、浑然一体的奇妙之感。而这种超然入品的融合，是一般散文和学术文章不能企及的。明贤旁征博引、融汇古今的深厚功力，在当今学人中已不多见。明贤善于从“物”的角度进入，看似在把玩种种小物件、老照片，而凸显的，是一连串呼之欲出的、鲜活的人;他还善于用绵密的细节来勾画时代特色，倾向自然流露而不屑于那种宏大叙事中直书的“时代感”。我读他的书，常常心有灵犀，会心一笑，因而一读再读，兴味愈浓。

　　明贤特别爱惜羽毛。我听刘学洙先生说，二十多年前一次省政协常委会会后聚餐，明贤去了，这是他当了几年常委的唯一一次。一位副主席前来敬酒，明贤悄声问学洙，他是不是贪官?学洙摇头。明贤这才放心对饮，后来又起身去向对方敬酒。

　　李晓(媒体主编，作家)：戴老师待人宽厚包容，常对书法界尊他为师的青年朋友说，我们只是师兄弟，共同的老师是古代的大师们。对文学界象我这样的晚辈，他常用清代诗人袁枚的诗句“苔花如米小，亦学牡丹开”来鼓励。所以文艺界的朋友，无论年纪大小、成就高低，都愿意同他交朋友，这也是他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从自己阅读的角度，觉得戴老师在文学创作上有三点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他的文学创作，无论体裁，也无论题材，都一以贯之地有一份内在的美学追求。他总试图通过文字探寻一种艺术表现的诗学美感;其次，他通过多年持续的锤炼，形成了融古典文言文、书面白话文、地方口语等等为一炉的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初读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细品却又蕴藉丰富，准确生动，充分体现了汉语言文字的美感和表现力;再次，他在文体上的不断创新，对艺术原创性的不懈追求，形成了他的作品的“戴氏”特色。

　　戴老师多年以来一直以一种古人的侠义之风，默默地不求回报地扶助了许多有才华有追求的青年。大约十来年前，有次戴老师对我说有一个青年作者书法作品入选了国展，本人却生活困难，希望我了解一下情况，争取解决一下他的困难。其实该青年同戴老师非亲非故，至今也不知道这件事。

　　王尧礼(作家，地方文化研究者)：戴老师是文学多面手，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戏曲、影视文学等门类都取得了成就。可以说，在贵州现当代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涉猎之广、成就之大。戴老师文学成就中，我以为散文最高，一定会传世，不仅在贵州是扛鼎人物，置诸全国，也是非常出色的。已故学者唐莫尧先生曾说，“贵州人写散文，戴明贤可以问鼎中原。”我很同意他的话。

　　戴老师品格高，是众口一词的，尤其对后辈的关怀提携不遗馀力。一九九一年初，我由郊区的一所中专调到一个省级机关。新单位没有房子，戴老师得知后，伸出援手，让我住在他家中华南路的老屋。那一年夏天多雨，他担心老屋垮塌，几次来看过。一天托人带来便条，说：“看电视预报，近日仍有雨。老屋年久失修，实在可虞，你们搬下楼来安全些。”我在戴老师家老屋住了九个月，我的儿子就出生在这里。

　　记者：戴先生在文艺界声名远扬，作为学者，您怎样评价戴先生的成就?戴先生在文化研究方面也有深厚造诣，什么让您印象最深刻?

　　杜应国(学者)：戴老师是承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血脉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他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最紧的文革前夕被放逐到黔西大山中教书，我认为恰是因祸得福，避开了狂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黔西大山里长达八年的沉潜，使他“归来”后的创作，一开始就出手不凡，起点很高。他的《金缕曲》，不仅写得沉郁、练达，而且尤其注重人性的开掘和人物性格的塑造，很了不起;他的《一个人的安顺》，其文本价值(亦如他自己的准确定位：“散文笔调的文化志或文化志性质的散文”)，以及散点聚焦、如浮世绘般史诗性描写的艺术笔法，再加上独特的语言风格等等，使之成为不仅是贵州文学史、而且也是贵州文化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代表作。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集编年、笺注与诗评为一体的“郑珍诗传”——《子午山孩》。《清史稿》评价郑珍为“西南巨儒”，可见其学术地位、学术影响之一斑。《子午山孩》独出心裁地选择郑珍的诗作为铺衍、叙事的蓝本，通过年谱般的秩序排列和“以诗证人”的解读、阐释，而达到“因诗见人，史外传心”的创作宗旨，向人们揭示出那个虽身陷穷困，却一心向学，一边仆仆于科场，一边汲汲于学问的晚清士人形象。老实说，这是一颗很难啃的果子，没有深厚的学养和广博的知识是不敢作此想的。据我所知，戴老师很早就有为郑珍作传的打算，他为偿此夙愿，至少作了十数年的准备，其难度可想而知。其学养功底和学术造诣亦由斯可见。

　　记者：请您以书法理论研究者的立场，评价戴先生的书法造诣，并说一件您与先生相交中印象深刻的事。

　　陈弘(书法家，书法理论研究者)：戴明贤先生是当代中国书坛上为数不多的一位学者型艺术家，他在文学与书法两个领域并驾齐驱，步入深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骄人成就。他的书法风格：清雄厚健，真气弥漫。结构造型稳中见奇，笔法精纯自然，用墨燥润相益，血脉通畅，可谓笔精墨妙，在整体气韵的传递中，给人在品赏之际获得艺术上的审美体验与享受。

　　戴先生是位资深性情中人。2004年，我供职的单位贵州电视台，拟拍一期关于贵阳黔灵山九曲径上“虎”字与“第一山”字石刻的专题片，需要一位既懂书法又知文史的专家到现场讲解，我便向他求助，不想当时他腰部扭伤，不便外出。因播出时间迫近，我便在电话中极力请求，戴先生思索再三，的确难以找到适当的人，最终带伤出行，这事在我心中留下永久的感动和感谢。

　　记者：您多年从事书协的组织工作，请从工作角度谈一下对戴先生的印象。

　　陈加林(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书法家)：戴老师是我敬重的前辈，我在省书协拟任秘书长时戴公是主席，就先生的学识与为人已让后辈景仰效法。先生崇德尚艺、尊贤守正、奖掖提携后进，尤其以学问识见循事物之理，探寻艺文之道，正心诚意殚精竭力为书法事业作出了贡献，为提升打造贵州书法人才及书法艺术不遗余力，先生讲团结、重学术、更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以德先行，以艺立身，涵养艺文。是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的传统儒家典范，同时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仁者，引领了贵州尉为壮观的书法队伍。先生的学识与艺术水准应放在全国的范围高度考察才是。

　　后记

　　先生的居室内，陈设简洁却书香浓郁，可以看出他是个精神世界十分富足而对物质要求不高的人，对此他戏称自己是“艺术世界的享乐主义者”。除了文学和书法，先生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现在的他，没了世俗事务的牵绊，没了繁重公务的纠缠，可以每天做做这、弄弄那，怡然自在，乐在其中。记者作为小辈和晚辈，谨望先生身体安康，春辉永绽。

　　戴明贤，男，汉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一九三五年出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编审职称。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芙峰印社社长、贵阳书画院院长、《花溪》文学月刊副主编、贵州省政协委员、贵阳市政协常委、贵州省政协书画院名誉主席、贵州省人大书画院名誉主席等职务。

　　专业从事文学、书法创作。文字作品有《一个人的安顺》、《物之物语》、《郑珍诗传》、《岔河涨水》(儿童文学短篇小说集)、《直进云里去》(长篇儿童文学)、《九疑烟尘》、《花溅泪》、《残荷》、《戴明贤散文小说选》、《采蕨集》、《石城引》、《掬艺录》、《黑白记》、《戴明贤散文小说选》、《戴明贤书法篆刻集》、《对山集》、《戴明贤书印集》等出版。戏剧影视作品有《夜郎新传》(舞剧)、《毕升》(电影，与廖公弦合作)、《双婚疑案》(电视连续剧)、《树苗》(美术片)、《燕楼惊豹》(木偶剧)、《水寨龙珠》(木偶剧)等拍摄、公演并获奖。其中，儿童短篇小说《报矿》获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编剧的儿童舞剧《夜郎新传》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儿童木偶剧《诺德仲与豹子精》获“金狮奖”第二届全国木偶皮影比赛中铜奖,儿童木偶剧《水寨龙珠》获第21届国际木联大会暨国际木偶艺术节优秀剧目奖。

　　书法篆刻方面，幼年受家庭影响，喜书法篆刻。后致力于文学。1970年复攻书印，请益于学者书法家陈恒安先生，确定入门途径。篆习《说文部首》、《在昔篇》、《石鼓义》及金文;楷习《爨龙颜碑》、《石门铭》;隶习《张迁碑》、《石门颂》及简书;行草习《蜀素帖》、《圣教序》、《孙过庭书谱》、《十七帖》等。尤喜行草书，自二王以下、宋、明、清诸大家，无不反复临习至数十百遍，自成风貌。篆刻从汉印入手，涉猎诸家，独出机杼。创作立“法古师心”为法则，视书法创作为情惑之宣泄、性灵之流露，不论何体，均求形貌自然，气韵流动，书境与诗境(文境)之和谐交融。

　　据不完全统计：作品曾数十次在国内外展览、收藏及获奖。在黄河碑林、寒山寺碑林、王铎纪念馆、马鞍山李白纪念馆、翰园碑林等三十馀处刻石。全国政协书画院院刊《画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书法》杂志、《中国书法》杂志、《书法报》、贵州省画院《艺道》年刊等均作过专辑报道。贵州电视台、贵阳电视台拍有专题节目。2001年获中国书协中国书法艺术荣誉奖、2011年获建会三十周年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