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难先的为官之道说起

□方家印

　　对于张难先其人，很多人可能比较陌生，其为官之道更是鲜为人知。

　　张难先(1873—1968)，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他的为官之道是刚强正直、清正廉洁、惩治贪腐，克己奉公、洁身自好、修身治人，被百姓誉为“张青天”。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在民国时期，张难先曾被委任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他到任后，针对厘金局征收运输税80多年的积弊，果断废除了厘金局，撤销了重重关卡，从地方势力手中收回擅自增设的税收机关，建立了全省统一的税收制度，惩治了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的人员。与此同时，按照清正廉洁的标准，大量使用廉洁勤政人员，开创了税收猛增、风气清正的新局面。

　　1929年，张难先调任国民政府中央考试院铨叙部长，职责是代表政府审核官员的资历等以确定级别、职位。一天，张难先去拜访一位著名佛学居士。这位居士在谈到国民党内风气不良时感慨“党风日下”，进而言辞激昂地说，社会风气不好，人都变坏了，都想去做官发不义之财、行贪腐之道，并断言“做官的无得一个是好东西。”

　　张难先听完这位佛学居士的“高谈阔论”后说：“你信佛，我崇儒。修己治人，出世为官，是儒者的本分，何谓之变?如果人人都俱不为官，国家秩序谁来维持，先生能在此安居施教吗?先生说做官的无得一个好东西，我张某做官十余年，有何劣迹，请先生一一指出。”这位居士听了这番话，想到国民政府里还有像张难先廉洁做官、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的好官，自知言之偏颇失当，急忙说道：“吾所言者乃指一般人言之耳。若全国做官者皆如张先生，吾辈又何说哉?”

　　从上述张难先为官的作为和同佛学居士的对话中，不难悟出“打铁还要本身硬”的真谛。张难先崇尚儒学，注重修身，洁身自好，不断完善自身的人格，使自己成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官员。这样的官员，就能做到在履行职责时克己奉公、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在面对腐败问题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疾恶如仇，在惩治腐败时铁面无私、重拳出击、除恶必尽。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历朝历代，为官者不论官大官小，只要清正廉洁、干净做官，为百姓着想，就会受到百姓拥戴，得到百姓好评。对于官员，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心中都有一杆公平秤。对于好官，就能在百姓中留下良好的口碑，在百姓心中树起一座丰碑。而对于坏官，百姓就要嗤之以鼻，自然避而远之，必定深恶痛绝。

　　张难先所处的时代，可以肯定地说社会制度、政治生态、官场环境没有当今好。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一直教育全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以贯之地坚持反腐倡廉。从总体情况看，绝大多数党员是为人民谋福祉的，是清正廉洁的。从时代的楷模、精英来看，基本上都是克己奉公，廉洁从政的人民公仆，是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共产党员。但是也毋庸讳言，在共产党内、公务员队伍里，确实存在一些害群之马。这些人表里不一、言行相悖，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说的是一套背地下又搞另一套。其中有的人还是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时高举反腐败斗争的旗帜，教育属下要清正廉洁，要一心为公、一切为民，可谓慷慨激昂、鼓舞人心。然而在背地又大搞钱权交易、权色交易、卖官鬻爵，在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中获取巨额利益，可谓腐败透顶、罪大恶极。群众对此的说法是“大腐败作报告”、“腐败分子就在主席台上”。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安徽省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要求，指出了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阐明了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丰富了管党治党的思想理念和干部考核标准的内涵，对于深入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和作风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各级干部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三严三实”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三严三实”的丰富内涵，贯彻落实“三严三实”的全面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慎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要讲党性守纪律循规矩，坚持廉洁自律，坚持道德操守，坚持党性修养，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要做老实人，说实话干实事;要谋实在事，反对搞花架子;要创真实业，杜绝虚报浮夸。这既是党的基本要求，又是人民的殷切期望，必须坚决落实在行动上，真正贯彻在工作中。

　　总之，只要每一位党员干部、公务员都坚持不懈践行“三严三实”，切实做到“三严三实”，就一定能成为党的好干部，成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如能如此，人民群众“又何说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