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贵州新兴社团

□马永康

　　阶级思想在贵州的传播，唤起了贵州民众的觉醒

　　贵州清末民初新兴社团的兴起在这一动荡的时期内不仅促进了资产阶级思想在贵州的传播，而且也唤起了贵州民众的觉醒。早在严修时期，贵州就在严修的努力下逐渐接触到早期的维新思想，郑观应、冯桂芬的作品都相应的传入贵州，一定程度上为贵州后来的维新思想传播打下了基础，严修所选拔的优秀学生更是接受这些思想，并积极地投入贵州的发展变革之中。吴嘉瑞，这个维新时期在贵州创办学会的第一人更是兢兢业业的在贞丰传播当时的维新思想，培养出一代贵州维新志士，他们在吴嘉瑞的引导下，认识到只有维新才能救国，才能富强，同时积极的参与维新运动，传播维新思想，无疑给古老的贵州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日后贵州革新前进的步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传入贵州，比维新思想进入贵州时间稍后，且一直在隐蔽中传播、秘密中发展。民主革命思想传入贵州途径大致有二：一是孙中山派同盟会会员深入贵州。二是部分贵州出国留学生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进而在贵州传播。因此在清末新政时期，贵州逐渐出现了以学术讨论为名，暗行革命之实的革命团体，其中科学会和历史研究会是最早接受民主革命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社团，虽然这两个社团的活动范围有些窄，但是，他们却使贵州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方面走到了前列，起到了先导作用。同盟会贵州分会、自治学社等等社团都在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传播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他们联络新军、培养革命青年、教育办学、出版报刊宣传革命思想，无疑不是在潜移默化地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传播给大山里面的贵州人民，让他们意识到清政府的腐败、反动，从而积极地投身于革命，他们的社团活动为贵州的辛亥革命做了思想、组织的准备，为日后贵州兵不血刃，光复贵州建立了基础。虽然，也有如宪政预备会这样的社团破坏革命，葬送革命，算得上是革命的刽子手，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新兴社团的努力，以及不同政见社团之间的斗争，使得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得以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把革命思想转化为革命的胜利，这无疑让我们看到新兴社团在这一过程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是贵州传播资产阶级新思想的旗帜，在整个贵州的近代历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积极地呼吁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五·四”运动时期，贵州积极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运动，虽然军阀的破坏和学生运动不可避免的弱点而逐渐低落沉寂了，但它表现了贵州青年学生、店员和商人的爱国热情，使贵州的学生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外出求学的留学生陆续返回贵阳后在各校任教，他们带回了新的科学知识和马克思主义。在此期间，反帝爱国运动冲击了贵州的封建文化，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传播宣传新思想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通过不同渠道传入贵阳。在新思想的启迪下，贵阳的学生视野顿开，各界群众有了新的觉醒，女学生还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校门建立反帝爱国的女学生联合支会，她们和男生一起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同男生一道进行反帝爱国的游行示威，检查、抵制日货等等。经过运动，爱国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等新思想、新观念逐渐为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所接受，“德莫克拉西”、“布尔什维克”、“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新名词在学校学生的作文里出现。与此同时，也推动了贵州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浪潮在贵州此起彼伏，爱国学生们更加主动地响应全国的爱国运动，为以后开展爱国运动打下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5年5月15日，在上海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并打伤l0多人，激起工人罢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5月30日，上海大中学生及工人举行抗议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殖民者向游行群众开枪，打死13人，伤数十人，又逮捕10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随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民众举行了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罪行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

　　“五卅惨案”及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贵阳后，青年学生们再次行动起来。6月中旬，贵阳各中学及各高校学生代表集合于省议会，听取了“五卅惨案”的真相及全国开展反帝运动的情况报告。会上成立了“贵州省学生联合会沪案后援会”，通过了该会的“章程草案”，决定发起声援上海及全国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会后，代表各自回校进行传达动员，各校学生热情很高，废寝忘食，积极筹备。第二天，贵阳各校学生唱着《打倒列强》等歌曲，喊着“打倒枪杀学生的英帝国主义”、“取消治外法权”等口号，在贵阳大街上游行。响亮的口号声，轰动全城，数以万计的群众扶老携幼出来观看，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先生感慨地说：“这是五四以来未见的创举，这些青年爱国热情真感人。”也有成百上千的中小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在街道两旁讲演。省城商会受爱国学生精神的感染，也出来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在会长冯介臣的主持下，号召全市商号罢市，参加游行及宣传活动。游行结束后，沪案后援会推举省立师范学校学生王文祥、模范中学学生黄敬、刘祖纯等专程赴上海慰问五卅惨案的死难者家属。

　　沪案后援会还以演出话剧及电影的票房收入，作为后援会基金。从7月20日起，达德学校停课一周，上演由刘方岳等编写的反映五卅惨案的话剧《沪江潮》，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大十字刘源春澡堂店主刘玉卿还自愿将自备的电影机和影片在省议会会场放映，以支持后援会的工作。这些演出的收入及社会捐款，通过后援会寄至上海，贩济受难群众。

　　1925年五卅惨案后贵阳学生的积极行动是“五·四”运动的延续。他们出于对国家兴亡大事的密切关注，自发地、积极地投入到支持五卅反帝爱国的斗争中去，与“五·四”运动相比，此时的学生对国内外的大事更加敏锐，更加成熟和实际，他们不仅用口号去支持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而且还积极地行动起来。所以，“五·四”运动的锤炼，使贵阳学生正在进一步的觉醒，同时更好地进行反帝爱国运动，在五卅运动中积极地表现出来。

　　客观的来说，“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爆发，冲破了军阀统治者对群众运动的控制，唤起了民众一定程度上的觉醒，同时青年学生进一步成熟，进一步促进了以青年为主的贵州各界群众的觉醒，在掀起了贵州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同时，使他们较多地接受了当时流传进来的各种思想、学说，形成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为马列主义在贵州的传播，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为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如维新人士强调：“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们力主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因此，一些新兴社团从教育入手，培养符合社团发展需要的新型人才和领导革命的中坚力量，从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从侧面来说，大量的兴办学堂，扩大招生人数，让很多青年能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不仅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还缩小与外界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差距。这些社团创办的学堂无疑促进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对于贵州近代教育事业来说作用不可忽略。

　　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对于贵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样是有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半个多世纪来为贵阳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贵阳文通书局所印刷的书籍可以满足学校所需书籍的要求，方便学生购买需要的书刊，而且通过刊印书籍保存和传播了相当多的经典著作，对于继承和保留大量的文化遗产有很重要的作用。

　　少年贵州会组织表演宣传发扬民族气节的新剧《大埠桥》和反对种族歧视，主张民族平等、自由、独立的新剧《人道引》等作品，作为群众的 “通俗教育”和“改造学会，促进文明”的手段，实为功不可没。

　　贵州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产生了积极作用

　　客观来说，工农商团体的成立，为工农商业与政府搭建了沟通的平台，使得贵州的工商业都有着一定的发展。如贵州宪政预备会代表、清末民初贵州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华之鸿于1909年创办贵阳文通书局，资金总额20万两白银，从日本购进印刷机器设备18部，并派人到日本学习印刷技术，雇请100多名工人，在贵阳创办“文通书局”，它是贵州最大的近代企业。文通书局运用日产最新铅印、石印全套机器，在贵州最早使用机器印刷。采用日本的工厂管理办法，先进的机器生产，能印刷出古今书籍、报纸、杂志、票证、五彩挂图、商标、公告、名片、信笺等。抗日战争时期还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为贵州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14年(民国三年)起为满足文通书局用纸需要，抵制洋货，华之鸿投资60万两白银，在贵阳城南小团坡设立永丰抄纸厂。1919年(民国八年)，永丰抄纸厂正式开工。所生产的抄光、抄贡、磅纸等除满足文通书局所需，还畅销四川、山西、湖南、广西等地。华之鸿还投资扩建仁怀成义茅台酒厂，并在1915年(民国四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成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贵州是山区，素产兽皮，有一定的制革手工技术，为制革业打下了基础，因此在1911年，厂商刘少樵投资5万银元，成立“贵阳皮革有限公司”，从美国、日本购买6部机器，雇佣工人几十人，从事制革和皮鞋生产，经营较好。总的来说，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农工商社团在实际行动中积极的支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大力发展蚕桑养殖，也带动其他社团参与其中，积极地促进贵州整个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商品和资本输出。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落后的社会风气

　　这些社团设立新式学堂和各种传播活动，对当时贵州人的心态和习俗的近代化起到启蒙的作用。此时贵阳教育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女子小学堂和男子小学堂并驾齐驱。女子小学堂让女子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对妇女解放意义重大。新式学堂推出新的教育体制，新的教育体制推动服饰等方面的改革，将女学生服制改革与男女平权、兴女学、兴国家联系起来，在青年们的思想上震撼相当大。另外，知识结构的更新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使人们易于乐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新的行为观念，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社会的变迁。这使得社会心态由保守转向求新，知识妇女的解放心态增强。

　　新式女学堂的章程多模仿日本和欧美，基本上提出不缠足和衣饰整洁的要求，女学生着装出现在学堂中。达德书社会员黄干夫、彭述文等发起的“贵州不缠足会”在反对封建陋习方面影响广泛。科学会的领导平刚意与清政府决裂率先剪去发辫，成为贵州剪发辫的第一人。打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坏的谬论。剪发易服的思想是对封建生活习惯束缚的挑战，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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