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继承和弘扬民革前辈救亡图存、献身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民革中央于2013年8月发出了开展抢救性采集民革前辈史料工作的通知，要求民革全国各省级组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抢救性采集仍健在黄埔老人、抗战老兵等在内的民革前辈参加抗战等史实的文字和音像资料。通过采访拍摄，为一批年事已高的民革前辈保留下宝贵的影像资料。

　　为认真贯彻落实民革中央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民革贵州省委会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了抢救性采集民革前辈史料工作小组，从2013年9月下旬起，民革省委副主委张树昭、秘书长邓文淼等领导先后带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多次走访慰问和专题调研活动。根据民革前辈的代表性、身心状况、语言表达等情况，在今年初，民革省委确定了安顺的郭学圣(98岁)、遵义的蔡嘉仁(88岁)、黔南的张同友(90岁)三位老人，作为这次民革前辈史料采集工作的采访拍摄对象。

　　随后，民革省委尽量克服困难，拿出机关工作经费并聘请专业采访拍摄团队，从今年4月开始，先后对三位老人进行了采访和拍摄，充分采集、挖掘相关史料。今年5月，被采访的三位民革前辈有关文字、音像资料均已整理完毕。

　　在采访过程中，三位老人面对镜头，以抗战的特殊经历为中心，分别讲述了各自的生平和感受，他们敞开心胸，侃侃而谈，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幅国破家亡、四处漂泊却又不屈不挠、奋勇抗争的鲜活历史图景。这次采访，让笔者深受感染，也深受教育。从今日起，本报将陆续刊载对三位老人的采访文章，以飨读者。

从爱国学生到抗战通讯军官

——抗战老兵郭学圣寻访录

□陈恒礼 杨进亮 周 渝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一曲悲惋凄怆的《松花江上》唱出了那年那月，那群生长于白山黑水间的人们在经历了国破家亡后，背负着国仇家恨，四处流亡，归期无计的惨景。

　　1931年9月18日夜晚的枪声改变了太多中国人的命运。那一年，东北沦丧，在日寇铁蹄奴役下的人们不愿为亡国之奴，他们纷纷奋起反抗、却屡遭日本法西斯的残酷镇压，民不聊生，最终不得不选择流亡他乡之途。当年的郭学圣老人还是个青年学生，也不得不融入了这千万流亡大潮之中。如今，郭老已年近百岁，但他依然可以将80多年前的往事清晰的告诉每一个来访者，那是他人生中最为坎坷与难忘的经历，亦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段屈辱史。他见证了这个民族从沉沦到荣光。那一年，郭学圣还未满16岁……

　　白山黑水间的抵抗

　　上个世纪初始，由于日本资源的缺乏，国内经济危机，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日本政府已无力靠自身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外侵略、扩张、掠夺资源，把矛盾外引，才能缓解国内的各种矛盾。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对这块“肥肉”早已垂涎三尺，把中国作为侵略的首选目标。要实现霸占中国土地、掠夺资源的狼子野心，就得把中国东北作为入侵的突破口。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押下巨大赌注夺得了胜利。战后，日本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已有。之后又创立“南满洲铁道侏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戒。日本军队正加紧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在东北驻军只是第一步而已。

　　1916年4月，郭学圣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户书香门第之家。郭学圣的祖父是位晚清秀才，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郭老自幼便酷爱读书，尤其爱读中国历代抵御外侮民族英雄故事的书籍。他回忆说：“我读书时喜爱看书，比如中国的旧历史《岳飞传》等，我喜欢看这些书。”岳飞、文天祥、史可发等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在郭学圣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31年9月18日夜晚，对中国图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终于把侵略的魔爪全面伸向了东北。那一夜，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毁南满铁路，并栽赃给中国军队，进而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可叹张学良的几十万东北军为保存实力，居然竟一枪未发，不战而退，一夜之间，沈阳沦入敌手。一早起来，城内挂满了血色的太阳旗，伴随着日军脚步声的是一把把雪亮骇人的刺刀。那时的郭学圣老人还是一名中学生，谈到当时的情况，他回忆说：“九一八晚上，因我们的家是农村，是住校生，晚间，在校的老师，住宿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到操场去，转来转去，默默无闻，心情非常沉重。虽然沈阳离哈尔滨很远，但每个师生心里边都很悲伤，那个时候消息也不像现在，得不到其他消息，当晚师生心里万分的悲痛，但学校还是照常上课……”

　　“虽然东北沦陷了，但同学们的思想上都是非常爱国的，根本就不承认日本的占领，可以说百分之百的青年学生心里都是爱国的。”郭学圣老人的语言中带着坚定，这也是那一代东北青年学子的心声。很快，报效国家的机会来了。1931年11月，在我国东北齐齐哈尔南嫩江桥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这场战斗由马占山将军指挥，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抗日的第一枪”。听闻马占山江桥战日寇的消息，郭学圣和他的同学们激动万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前线的战况，老人回忆说：“当时就是马占山的部队，有当地的军警。在哈尔滨到呼兰中间，一个是松花江，一个是呼兰河，中间是沼泽地区。在这中间，为争夺铁路发生战争。我们上课时，只听见前方的炮声、机枪声……”

　　自幼就崇拜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的郭学圣，心中早已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如今，国难当前，家乡沦陷，不甘为亡国奴的他毅然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积极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在日寇法西斯统治下的沈阳，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说起这段经历，郭老异常激动，仿若回到了那段慷慨激扬的卫国岁月：“在战争中，县里组织宣传队，我自愿报名参加了这个宣传队，我们宣传到学校、机关、公园，到人多的地方贴标语、撒传单，讲演日本侵略我们国家的暴行，群众听后非常痛苦，对日本的暴行非常痛恨。以后，在前方打仗的时候，我们宣传队在后方帮助送粮到前言，同时还帮助搭建呼兰河桥。在我们的宣传之中，激发了各界，尤其是商界的爱国之心，抗日救国的决心，我们把在前方的很多事实都讲给群众听……”

　　很快在民间自发的抗日运动如同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席卷整个东北大地。各类民间抗日武装之间，无论是否曾有个成见分歧、也无论是否曾有过红黑两道背景，都摒弃前嫌恩怨，空前团结，一致对外。诸如红枪会、大刀会等带有强烈传统会党色彩的民间组织也都纷纷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之中。

　　老人告诉我们：“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战行动都是自发的，属于民间组织，而不是政府的军警，当时都是为了保家为国。我清楚的记得当时还抓获了几个日本俘虏。当时群众看见后都特别愤恨，有的拿着棒子，有的拿着刀，真想当场就杀死他们，后来这事就由政府去处理了。还有一件事，日本即将占领呼兰的时候，当地很多村民就自动组织了抗击日本人的起义，他们不要国家拿一分钱，甚至连土匪也进行抗日。”

　　胜利“大逃亡”

　　郭学圣在学校里一直秘密从事着抗日宣传工作，时常向身边的同学讲述抗日前线的最新消息，并鼓励更多同学加入抗日救国的队伍中。然而，他们的行动也终于引起了日军特务的注意。那是在1936年的冬天，穷凶极恶的日军特务开始在学校大肆展开调查“抗日分子”的行动，抓捕爱国学生。身为抗日宣传队员的郭学圣危险万分，不得不忍痛离开自己的老师、同学和学校，背井离乡，开始了流亡的生涯。时隔多年，那日离别的情景对郭学圣老人而言依然是历历在目：“日本人在调查宣传队的名单，所以我不得不走。我把这些情况跟家里讲后，我的祖父，我的母亲深明大义的说你走吧，但内心很悲伤，不是一两句话能讲完的。有人劝我去日本留学，但我从来没动摇过我的信念，反正我是不会去日本的。离开东北的时候，正是1936年12月10日，哥哥送我到哈尔滨的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将带好的衣服化妆成农民。我们东北农民当时穿的都是老棉袄。那个时候胡子也不刮，脸也不洗，手上都是黑巴巴的。”

　　然而要逃出东北，郭学圣还必须通过日军设置的重重关卡。1936年12月11日下午两点，郭学圣踏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他还记得在火车上看见的无论男女都很少说话，看上去内心都非常沉重。当时乘坐火车进关都需要有证明，火车上也会有人检查，并且路上还有不少日军的特务，可以说是危机重重。郭学圣之前就已清楚这段路的危险性，但此时的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说：“在车上的人们都装晕装死，谁也不讲话，11日晚10点，到达山海关站，日本人要进行大检查。那个时候我已做好思想准备，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当时只看见外面身穿黑衣，头戴帽子的警察，心想他们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前节车厢闹哄哄的，一个满头是血的年轻人被日本人拉着。翻译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你老家是河南的你就说是河南的，是河北的就说是河北的。我心想，如果我万一被抓去了，我也绝不连累家里人。”

　　郭学圣是逃亡出来的，没有相关手续，如果被查到，当场就会被逮捕。虽然过去已经78年了，可是盘查时的场景，老人还记忆犹新，他说：“一个日本兵在我身后轻轻敲了三下，当时我还是很镇定，一点也不惊慌。他问我，到哪里去?我当时就听我们老师讲的当一个无知的农民，我说去北平，又问我干嘛去，我说我老婆在那里干伙计，父亲也在那里干苦力。他问我带什么去的，我很快的把带的麻花烧饼等吃得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丢屁股后，就说这些的、干活的。日本兵又问我出国的旅行证、出国证有没有?我装傻说你说什么，我不知道啊，他说你不知道就……正在这时门开了，后面一个车的日本兵喊他说时间到了，现在回想起，如果要是多几秒中的时间，我就可能被拉下去了。日本兵下去后，我心里的石头才真正落下去了，真是命不该绝啊!”

　　“当火车开走的时候，火车里的情况完全变了，车厢里欢声雷动，男女老少有吃有喝，有说有唱，那个时候我真感觉到，什么是地狱?什么是人间?这种高兴，可以说是流着眼泪的。我走了，今后的前途，今后的我怎么办?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走的时候家里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想他们是非常想念我的。”郭学圣就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家，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养育自己二十年的故土。就在他到达北平的这一天，古都西安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不久后，国共两党达成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已是箭在弦上。东北回不去了，但郭学圣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并且，他将在这条抗日报国之路上继续走下去。直至今日，他的语气中仍旧带着当年报国的热血：“我回想，我们中华民族绝不允许侵略者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任意践踏。”

　　这是革命的黄埔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一曲《毕业歌》，唱出了多少学子的心声。对于包括郭学圣在内的青年学生而言，在那山河破碎，风雷激荡的年代里，校园不再是安身之所，桃李应当在烽火的洗礼中方能茁壮成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上的枪声开启了全面抗战的序章。卢沟桥的激战爆发时，正在北京读书的郭学圣记得“空中的飞机到处飞，城外的枪声到处都能听见。”

　　十天之后，当时的最高统帅蒋中正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日寇步步紧逼，对于郭学圣而言，北平已不是久留之地。就在这时，马占山的一个机要秘书给他指了一条路：“南下投考军校，学成后杀敌报国。”7月23日，郭学圣乘上南下的火车，6天后，北平沦陷。

　　“东北流亡学生到南京的同乡会及东北流亡学生青年救济处，然后被他们推荐报考黄埔军校，当时是黄埔第14期。”郭学圣顺利通过了体检与初考，在南京等待复考期间，上海的淞沪会战正打得如火如荼，南京也频频遭到日机轰炸。郭老回忆说：“当时我们到南京一切都是新的环境，在外面熟悉地形的时候，警报拉响了，所有的军警都来了，十几分钟后，街上的人都安置到防空地带去了。当时我也跑到太平大饭店的窗口看见日本的九架轰炸机，飞机上很多日本飞行员都能看见。在两军交战中，日本的一架飞机就落在了太平门外(玄武湖)，然而，日本兵是不甘心失败的，紧接着又来了很多飞机，轰炸了一个弹药库。”

　　投考黄埔14期的学子们就在警报声与日机的轰炸声中焦虑不安的等待复试。复试于九月底开始，郭学圣还记得：“考试相当严格，考官一个个都精神抖擞，当时是考的题目就只要两个，一个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另一个是：“为什么要考黄埔军校?”

　　1937年10月10日，军校放榜，郭学圣成绩处于中上游，顺利被录取。看到自己榜上有名，郭学圣非常高兴。他回忆说：“我考上了，第一个目的达到了，以后可以打回老家去;第二个目的也就是生活问题得到了解决，所以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经过考试入伍后，也就成了正规军，上课以军事为主。如兵器、射击、探测等大项目都要学。”

　　可是入学没多久，上海、南京也相继沦陷，黄埔军校迁到成都。郭老回忆道：“我被分配到通信队，当时对这个兵种不满意，认为不能直接上阵杀敌，于是就跟长官反映说，我们是东北青年，应该到前线杀敌，打回老家去，做通信员不符合我们的志愿。结果还是被长官拒绝，他认为从我的考试情况看，适合搞技术兵种。于是我还是被安排到工空教职(我当时就分在第二营第六连第一排第一班，连长是黄埔四期的，排长是八期的，班长是11期的)。”郭老还回忆说：“入伍穿草鞋，可我从来没穿过南方的草鞋，刚开始很是受罪，后面慢慢习惯了也就好了。”

　　从军校毕业后，郭学圣被分到通信兵第二团第四营十三连准尉见习官，经常往返于湖南、广西等地，期间也训练过不少新兵。值得一提的是，郭老还曾被调到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过，这是个比较特殊的机构，郭老说：“这是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的军事机构，叶剑英为副主任。内部主要是游击战术或民兵工作，这个时候，内部结构教官大多是八路军派来准备打游击战的，这时有三大队，一、二大队是由部队调的中下级军官，三队是学生队，也有女生队。”

　　1940年，郭学圣经同学介绍，认识了一位叫汪雪芳的女孩。汪雪芳比郭学圣小7岁，1938年进新兵营障碍三团，当时在江西北部前方工作。之后，郭学圣与汪雪芳两人情投意合，而汪的祖父也是秀才出生，家庭门当户对，于是，这对烽火佳人就在前线举行了他们的婚礼。郭学圣老人对夫人汪雪芳的感情非常之深，他说：“1940年我们在前方结婚。我夫人的性格是有柔有坚，言语不多，我们算是一对患难夫妻，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

　　战火洗礼后的荣光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日军逼近长沙，情况十分危急，郭学圣接到通知，让他们带着人去抢救重要通讯器材。郭老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团长告诉我们，这些座机、皮挂机、电台发报机都是由德国进口的，很重要，一共有二十多个大箱子，当日就要我们离开。当天下着大雨，码头上人山人海，江心有大船到湘潭，于是花重金到了大船上，再过江到车站，摸黑送上了火车，我们终于把器材完好的送到了后方。当时差一点就没有保护好器材，从此我更懂得了‘军人必须服从命令’这一天职。”

　　1943年，郭学圣接到回成都军校补训的命令，之后一直到1944年才回到前线，先后在湖南、独山等地任过职。度过了凶险的八年，所有人都未曾预料到胜利会来得如此之快。1945年8月15日那天的一景一物至今仍让郭老难以忘怀，他回忆说：“1945年，因公出差到贵阳，8月15日这天正好在贵阳大十字街头听到日本投降了。人们互相传递这个好消息，最感动的是，美军的吉普车也开过来了，美军和中国人相拥而泣。8年的苦难不可想象，最高兴的是看到了最后的胜利。”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郭学圣老人经历了艰苦卓越的十四个抗战岁月，他见证了国家、民族从苦难到荣光的历程。

　　抗战胜利后，郭学圣在贵州随军工属参谋处第四科通讯任上尉参谋。1949年，部队和平起义，此后，郭老便脱去戎装，迁居贵州安顺。1961年，郭老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那是令他百感交集的一刻，他说：“1961年大约是6、7月份，我终于回到已阔别25年的老家，见到了兄弟姐妹和亲人，也见了昔日的老师，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郭学圣，你还没死啊?听说日本人在投降前一年都在到处抓我，大家都以为我已经离世了。’我听了之后，心情更是激动不也，只想哭，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而且活到今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学圣改名郭经华，先后开过文具店，参加了工商联，搞过无线电工作， 1978年退休后为培训学员又留任了三年，在修理和创造无线电方面做了不少贡献。1985年，郭学圣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党员)，担任组总工委主任，此后他与诸多在台湾的黄埔同学恢复联系，他们一同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今，郭老的晚年生活仍丰富多彩，把日新月异城市发展的建筑物作为艺术品来欣赏是郭老的爱好之一，每日读报、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关心国内外大事也是郭老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此外，郭老还热爱书法、户外健身活动等。在这位耄耋老人身上，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黄埔精神，他说：“现在生活尽量自理，不想连累子女。”

　　寻访那天，听完郭老的故事，他还挥毫泼墨，抒写了：“神州春光美，战地黄花香”的诗句。

郭学圣老人与家人

郭学圣青年时照片

今年4月，民革省委副主委张树昭看望慰问抗战老兵郭学圣老人。

今年4月，郭学圣老人现场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