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史纵横》引出的暇思(代序)

□范同寿

　　近日得到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和贵州政协报社为纪念贵州建省六百周年特别编辑的《黔史纵横》书稿，读罢脑际一闪，不由触动了对辛亥革命以来历史问题研究方式、方法方面的一些思索。

　　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工作中产生的一个专用概念，特指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述，是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自1959年周恩来同志倡导文史资料工作以后，将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运用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撰写出来的文章编辑出版，便成了人民政协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由于政协组织联系广泛，与军政、科技、文教、经济工商各界知名人士都有接触，而这些人或者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过从甚密，或亲身经历、目睹过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阅历丰富。他们以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身份，将所历、所知、所闻撰写成文，便具有了某些历史文献所不具备直接见证价值，并从一种新的角度，弥补了相关档案资料的不足。这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对中国近当代史的研究，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历来搞史学研究的人，大都习惯于从历史文献中，去搜寻那些足以说明自己观点的论据，即所谓“论从史出”。而其中的“史”，便是自古及今被人们奉为经典的诸多历史文献，“二十五史”自不必说，历代的“实录”、方志更属学者们离不开的依据，此外便是“通鉴”、“通考”、“图经”之类古籍。如果需要，名人笔记、野史、稗史，乃至诗词都可以成为证实个人学术观点的史源。

　　古代的大师们，往往侧重于对前人著述的诠释、阐发与考证。是以直到有清一代考据学依然继续兴盛。辛亥革命前后，源自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开始传入中国，传统的学术考证一类治学，虽然仍广受关注，但在西方资本主义或马列主义熏陶下，一些学者已开始运用各自信奉的理论，按照近代学科分类，从不同的领域观察研究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由此才催生了作为社会科学门类之一的中国近代史学研究。

　　但凡从事史学研究的人不无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对古、近代历史问题展开阐述的时候，传统历史文献与近代档案资料，是第一手不可或缺，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资料。但若要透过相关问题去研究、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以现代史学理念去观察问题时，单纯依靠古人留下的文献却又觉得很是不足。尤其研究近、当代中国史问题时，这种不足往往很容易制约学术研究的视野，束缚个人思维。于是，学者们开始将学问的做法，在书斋治学的基础上，引向田野，加进了社会调研、口述历史的研究手段。有人将这种变化比喻为从传统学术研究书桌上的“书本致知”到田野中的“格物致知”。其实，这正是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一种必然。

　　有学者提出：田野研究方法是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发生发展的开端，并对现代科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田野研究”是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标志性方法。田野研究范式的发展为中国的科研带来了新的方式，但这一变化何止与上述学科相关，历史学研究同样离不开田野研究的方法。

　　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大师们，早已跨出了改革传统研究手段的步伐。王国维先生在他的研究中，已经常将“地下实物”和“纸上遗文”相互释证;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史学更加入了对“民俗”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史学研究中文献、地下文物和民俗事件的“三重证明”。乐黛云先生认为，这种“运用‘文献、考古、田野’三重证据，可以更好地诠释、破译中国文化和文学典籍和众多疑难……”到今天，这样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现代史学工作者的一项学术基本功。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在回答《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提问时曾说：“历史学是一门讲求‘实证’的学科，要靠证据说话。我在研究中一直坚持田野调查与文献相结合，在西方称之为‘历史人类学’。我觉得称之为‘历史社会学’更符合历史学者的研究转型。”他同时指出，由于“历史学是一门领域十分广阔的人文学科，其研究方法可以多种多样，这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者自身专长作适当选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9日第402期)。

　　我们常以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引以为豪，但当代史学研究已经不能孤坐在个人书房中，仅凭冥思苦想立论，单纯从历史文献的爬梳中寻求论据，完成既有一定深度，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论著。即便是讨论与我们时空隔绝很远的历史问题，也需要在研读史籍的基础上，再通过对地面、地下文化遗存的研判，来印证自己提出的学术观点，必要时还必须进行相应的田野调研，从历代相传的口述资料中去提取有价值的参考。

　　即便如此，历史与它的场景总是无法复制的，这也正是学者们在征引文献时，总是首选历朝“实录”的原因，毕竟它们的成书虽在后世，记述者则主要为当时的亲历者。如果研究近、现代历史问题，档案固然是最具价值的无声文献。但就记述事物的完整性、全过程而言，除了田野调研之外，文史资料应该属于堪与之比肩的重要史料。

　　就目前手中这部《黔史纵横》文史资料特辑而论，该书虽为贵州建省六百周年而特别编辑，但全书共分为辛亥风云、红色史林、夜郎人文、人物春秋、岁月留痕、黔中拾贝六章，计搜入文章97篇，其所涵盖范围，囊括了贵州高原古今史事。而书中相当一部分文章，正是亲历者对往事的回顾。如莫健先生的《忆黔南少数民族武装的抗日》、张润之先生口述的《我所经历的解放战争》，另如《央视“讲述”栏目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回忆白云区的土改工作》、《三线轶事》、《记忆中的贵阳大杂院》等，均为亲历者或同时代人的记叙。这些资料虽不完整，却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相关史事的历史场景。这是我们即使通过实地调研，也寻觅不到的珍贵文献。

　　由此我也想到，中国特有的政协文史资料，应该不仅是现行政治体制下“三性”(统战性、史料性、可读性)的一种历史保存形式，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史学研究的史料源，也是一种相对于田野调研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那些亲历者、目击者们的感受与见闻，他们经过思考后所作的如实记录，正好解决了治学者如何复原历史场景与真实的困惑，而这也是当代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需求。有鉴于此，笔者在捧读《黔史纵横》书稿之后，落下了以上一番似乎与书稿内容关联不多的感慨。

　　是为该书之序。

《黔史纵横》

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贵州政协报社 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