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地名消失的文化

□海 阔

　　地名作为地域文化的活化石终于可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了。《贵阳地名故事》出到第五集有300多万字，挖掘了不少贵阳的老地名，向国家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按说应该没有问题了。国家要求首批纳入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是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地名，一查历史资料惊了我一身冷汗，仅贵阳市竟然一个千年地名都拿不出来申报。怎么可能呢?贵阳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延续上千年，应该说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应该有地名，因为没有地名人类难以开展较为广阔的生产、生活活动。

　　三千年的历史，就应该有三千年的文化，还有三千年的地名及其地名文化。在这个地域内，不仅应该有行政区划名称，而且应该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居民地名称，大型人工建筑等名称。而且居民地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的出现要比其他名称早得太多。这才符合人类生产、生活的逻辑。可是，猛然间却发现牂牁没有了，夜郎没有了，且兰也没有了。至今没有发现这一地域上的古老民族给人类留下炫目的高度文明的东西，就连被称作人类历史的活化石存在得最为普遍的地名都在其地理载体上消失了，这些或多或少能体现点地域文明文化内涵的千年地名消失得如此神速，令人不得不深感惋惜。

　　我粗略数了一下消失的地名有近百条，其中不乏有存在了百年的地名，附在实体上的千年地名一个也没有了，在那段历史时期的结束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能体现一个历史时期的地域特征和历史文化的地名，还没有来得及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就完结了。这些有价值的地名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呢?总结一下，无外乎有两条，一是人为的变更，用新地名取代旧地名;二是地名的自然消失。由于缺乏对地名专门的历史记载，当后人更改前人所拥有的地名时，过了几代人之后就没有人能记住那些古老的地名了。地名消失，地名文化也随之消失，所以至今很难找到牂牁、夜郎、且兰时期留下的贵阳的古地名，以及极为珍贵而独特的那一时期的地名文化。使得后来的学者在挖掘、整理、考证那一段时期的历史文化时显得捉襟见肘。存在如此久远的民族怎么会没有给后人留下一点光辉灿烂的东西呢，毁灭太多，保护太少是主要的因素。据查：美国各图书馆共收藏中国方志上万种，日本各图书机构与文库收藏方志几千种，其中有不少属地名类图书。曾记得日本人侵华时制作的贵阳1：50000的地形图，地名标注之精准，到九十年代初还在沿用，他们对文化的重视更多地体现在行动上。

　　地名的自然消失比地名的人为消失要缓慢得多。自然消失必须是随着地名载体的消失而消失。比如：黑羊箐的森林被砍光了，黑羊箐也就消失了。富水干涸了，富水这条河的名称就终结了。要以地名为线索去追溯贵阳古老的历史，比考古发掘还困难。地名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受到极大的轻视，等醒悟过来已悔之晚矣。前段时间贵州与湖南争抢夜郎之名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素来被人瞧不起的被认作代表野蛮、落后的地名名称，转瞬之间成了抢手货。这个事件的发生应该引起对地名文化保护的足够重视了吧，人说聪明人不犯第二次错误，可是许多聪明人经常犯第二次、第三次错误。前久就有人提出将修文县的六屯乡改为“桃源镇”，息烽县的养龙司乡改为“龙泉镇”，白云区的牛场乡改为“蓬莱镇”，观山湖区的百花湖乡改为“九龙镇”，白云区的马掌坡路改为“绿地伊顿大道”，诸如此类的更名不一而足。更名者认为这些名称太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不利于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我处于好奇翻阅了一些历史资料，想探究一下这些被看成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地名到底是否有更改的必要性。据查：

　　修文县六屯乡。为明朝时百户长官带兵屯田的地方，在乡境北部一带先后有六个百户长官率兵屯田垦荒，称作“六屯”，俗称“格篼六屯”，1953年于此建乡，故称为六屯乡。名称存在了几百年。

　　息烽县养龙司乡。元至元十七(1280)年，在今乡境置养龙坑宿征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明洪武五(1372)年，改置为养龙长官司，因此而得名。名称也存在了几百年。

　　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民国时期在此设立集市，以天干地支排列记数日期，每逢丑日天赶场，按12生肖称牛场。因驻地在牛场街上而得名。名称存在了上百年。

　　观山湖区百花湖乡。六十年代建大型人工湖，库容量1.3亿m3，小型水库6座，总库容量241.9万m3;山塘45座;提灌站79座，总装机功率2052kw，总流量2.3m3/s。湖中有一岛屿名“百花坡”。坡上春夏之季“百花齐放”。故名“百花湖”，百花湖乡因之而得名。名称存在了几十年。

　　白云区马掌坡路。从白云白路中段起至贵阳水泥厂止，因当地马掌坡故名。命名年代不详，但却见证了贵州人挑马驮的交通运输历史。

　　我不理解的是上述要改的名称怎么就成了旅游经济发展的障碍呢?这些名称到底土在哪里?如果都不成立的话，那就是缺乏对文化的敬畏。没有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可悲的民族是不会长远的。新中国成立后为对全国地名进行法制化管理，防止乱更名的现象发生，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我国的地名文化，颁发了《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 中国人做事大多喜欢钻字眼，认为凡是要改的地名都是不属于可改可不改的，群众意见就很难说了，群众大多漠不关心，即时有那么少部分人持不同意见就无关紧要了。无独有偶，近些年来迫不及待的改名现象不仅仅限于贵阳，在全国的许多地方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云南的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中甸县更名“香格里拉”县，四川南坪县更名为“九寨沟”县、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河北的石家庄市要改成“西柏坡市”，湖南张家界的“南天一柱”要改成“哈利路亚山”，江苏的骆马湖要改成“马上湖”。还有有人提议把贵州的安顺市改为“黄果树市”，仁怀市改为“茅台市”，清镇市改为“红枫湖市” 。如果这样一改经济就上去了，旅游的人数就增多了，旅游业大发展了肯定会令经济学家们感到羞愧，只怕是改名之后，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条水，城还是那个城，原本构想的预期值根本就达不到，白白浪费了许多人力、物理、财力该由谁来买单呢?由此而损毁的地名文化又由谁来负责呢?总不能拍拍屁股走人了事吧。

　　牂牁文化、夜郎文化、且兰文化以及古巴比伦文化在历史上消融的事实，能否警醒后来的人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给予高度的重视，给地名及地名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给予高度的重视?翻开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有这样一段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要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新中国的领袖在文化的继承这一点上可谓高瞻远瞩，比谁都谦虚。我们在更改地名时重温这段话，在今天看来并不过时。当考虑打着促进经济发展的旗号更改地名的同时，是否应该多考虑传承、保护地名的非物质文化，增加厚重的地名历史文化这一因素呢?因为文化是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它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消失的地名消失的文化应该引起世人的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