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比较系统地清算了孔子、儒家学说，从学术、理论上证明陈独秀"孔子之道不合乎现代生活"的判断。

　　当然，吴虞的论证，与其独特的生命体验有关，是其个体经验对儒家伦理、孔孟之道的控诉。可以这样说，没有吴虞，就没有"全盘反传统";没有"全盘反传统"也就没有稍后的新儒学。

　　一

　　吴虞字又陵，号爱智，生于1874年，早岁肄业于成都尊经书院，追随今文经学大师廖平研经;又从名儒吴之英习诗文。吴虞早年就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隐居乡下，即怀有"非儒"之论。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甲午战败，他必将和那些前辈一样在科举体制内跋涉，尽管他也具有青年知识人共有的反叛意识。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一大转折，也是知识人一次不得不参与的知识更新。中国的失败，让人们清醒意识到，科举必将成为往事，旧知识不足以救国，也不足以谋生，新知识渐次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的追求，吴虞也由此开始"兼求新学"，倾心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

　　说，"不顾鄙笑，搜访春藏，博稽深览，十年如一日"，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廖平∶《骈文读本序》，《蜀报》第2期，1910年9月），并于1905年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与同时代大多数新潮人物如杨度、李大钊等同一路径。"习其政治，廿年来所讲学术，划然悬绝"（《吴虞集》141 页）。

　　新知识的增长，让吴虞早年即已闪现的激进思想更加激进。取径耶佛墨、看轻孔儒摩，似乎渐渐成型。

　　那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又用10年时间，相继征服欧亚两大帝国，日本国势达到历史全盛期。但是日本此时还面临着来自欧美的压力，因而日本对中国的任何进步，此时都抱着乐观其成的立场，所以那时来日本研习法政的清国学子对日本的印象并不太坏。日本教育界也为这些青年人开办了许多更合宜的补习班、速成班。花费少，时间短，收效著，这批学生不似那时前后留学欧美的，动辄十年八年。1907年，满打满算不过两年，吴虞学成归国，先后担任成都府中学堂国文教员、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习，迅即成为四川，至少是成都地区青年才俊，一度出任《醒群报》主编。

　　此时的吴虞，一方面从事新教育，另一方面继续以所学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反孔、"非儒"。吴虞认为，"中国自秦以来，以愚黔首为上策"，这一基于儒家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路线，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中国千百年来最大的失误，恐怕只在于没有造成"完全之国民"，政府政策虽有时"适乎时势之需要，而一国人民之智识能力，不足以应之"。就拿共和制度来说吧，如中国"单简之社会，则无以造完全之学人，熹尔之国民，则难以建共和之大国也"。任何社会制度的选择，均应与该社会民众的一般智识水平相一致。"其民愈智者，其国愈尊;其教愈博者，其化愈优"。中国当前最大问题似乎不在君主立宪或共和民主之间的选择，其要在于提高民众觉悟，"祛壅塞扞格之弊，若手臂之相为用，而后可以收富强之效"（《读管子感言以祝蜀报》，《吴虞集》11页）。这样，吴虞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得出了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同样的结论，即开民智。

　　二

　　严复、梁启超所谓开民智，是立足于提高民众文化素质，而吴虞则是以开民智为前提，对千百年儒家文化进行了严厉批判。他指出，天下大患有两个最致命问题，一是君主专制，一是教主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君主之专制，极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汉武帝之罢黜百家;教主之专制，极于孔子之诛少正卯、孟子之距杨、墨"。一个国家的学术思想状况如何，犹如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没有新思想、新言论，国家便无从兴盛，"盖辩论愈多，学派愈杂，则竞

　　争不已，而折衷之说出，于是真理益明，智识益进，遂成为灿烂庄严之世界焉。故知专制者，乃败坏个人品性之一大毒药也"。如孟子之攻击杨、墨，也只是门户意气之私见，而实未窥见杨、墨学说的真实用意，"有入室操戈，扼吭拊背之胜算也"（《辩孟子之辟杨墨之非》.《吴虞集》14页）。显然，吴虞向往"思想自由之风潮"。

　　假如吴虞持续地在成都教书育人办报，传道授业解惑。经若干年，也许会成为吴之英那样的大儒;凭借思想异端性，也一定会像廖平那样开山立宗，雄踞西南学界。然而个人机遇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1910年，吴虞和他父亲发生剧烈冲突，遂由此改变其思想性格，甚至其人生道路。

　　吴虞的思想是"非儒"的，是排斥儒家伦理的，但是其思想又有其不可思议的一面，尽管他个人后来的生活也是极为不检点的，但他与其父的冲突竟然是因为他父亲的不检点。至少，在当时被吴虞视为不检点。

　　事情大略是，吴虞的父亲看上了一个寡妇，吴虞的母亲为此很生气，且郁郁而终。吴虞的父亲没有对妻子的不幸早逝表示悲伤，反而迅速迎娶了这个小寡妇，并叮嘱吴虞诸子女事后母如亲生。在传统农业社会，这样的事情并不是问题，纳妾也是古代中国稍有资产的男人比较普遍的现象，具有传宗接代、财产诸子均分继承更安全等各种潜在因素。此时的中国，传统在消解，新伦理在萌生。吴虞对其父的做法极为愤怒。父子俩由口角进而动手。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儿子打老子，舆论、习惯，都不会宽容。更令人称奇的是，吴虞父亲在忍无可忍后决意闹大，一张状纸将吴虞告上了法庭。舆论斥责吴虞为"非理非法"之逆子，四川省教育总会甚至为此作出一个决议，将吴虞逐出教育界。

　　吴虞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1910年 11 月，吴虞发表《家庭苦趣》一文，揭露其父行为，进而将这些行为上升到孔子礼教∶"中国偏于伦理一方，而法律亦根据一方之伦理以为规定，于是为人子者，无权力之可言，惟负无穷之义务。而家庭之沉郁黑暗，十室而九;人民之精神志趣，半皆消磨沦落极严酷深刻习惯之中，无复有激昂发越之概。其社会安能发达，其国家安能强盛乎?"正是这种强烈刺激，使吴虞对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家族制度进行了全面清算。

　　吴虞认为，中国之所以两千年来"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家族制度强调贵贱等级，推崇忠孝节义，把孝的观念推而广之，用之于整个社会，它看重的不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而是先天性的不平等。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家族制度之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儒家以"孝悌"二字为基本精神的伦理观念也"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吴虞集》63页）。

　　对家族制度，吴虞从孝与礼两个方面进行批判。他认为，儒家全部伦理都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上。在一家之中，由家长专制，强调孝的道德，造成明显的不平等、大多数家庭的不幸。在中国，由于宗法、血缘关系牢不可破性，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近代中国所谓国不过是家的放大而已。一国之君主，便是一家之家长。不论这个君主如何昏庸残暴，都由于其家长地位至上而不受限制，一国人民也只能像一家之子女那样来"孝顺"君主，而这个"孝"的政治性术语，便是"忠"。这种以孝忠观念支撑的社会秩序，对除君主之外的每一个人来说，尽管奖之以名誉，诱之以禄位，实际上毫无平等之感，而是一种典型的愚民政治，其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吴虞强调，如不抛弃儒家忠孝观念，就不可能造成新国民，中国欲实现共和，"是故为共和之国民，而不学无术，不求知识于世界，而甘为孔氏一家之孝子顺孙，挟其游额怒特蠢悍之气，不辨是非;囿于风俗习惯酿成之道德，奋螳臂以与世界共和国不可背畔之原则相抗拒，斯亦徒为姚蜉蚁子之不自量而已矣"（《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吴虞集》65 页）。

　　在吴虞看来，中国传统社会与忠孝观念相得益彰，有功于历代统治者的莫过于儒家所倡导的"礼"。忠孝观念要求人们进行自觉的道德反省，而儒家倡导的礼教则带有某种强制性道德规范。吴虞吸收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以为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将儒家礼教精神推到极点，非杀人食人不算成功。因此研究礼制，"不在辨其仪节而在知其所以制礼之心"。从儒家"制礼之心"推测，盖不外以礼来规范人们言行，起到与刑交互为用的目的，"以尊卑贵贱上下之阶级为其根本""偏重尊贵长上，藉礼以为驯扰制御卑贱幼下之深意"，从而使被统治者"柔顺屈从"，安于现实，不作非分之想（《礼论》.《吴虞集》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