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根勤

　　去年，我去深圳“说文解字”讲坛，对粤海街道的工作人员，分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结合顾炎武〈日知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党员的担当意识和责任使命感》，过程很愉快。

　　我说过，姓顾的都是好人，尤其是江苏姓顾的。其中包括顾姓始祖顾雍还有他的孙子顾荣，但是排第一的是顾炎武。他是昆山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也是清代“实学”与“经世致用”风气的先驱，是真正有学问有血性的读书人。

　　他有一段话：“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从高中开始，我每次看到，都要感动流泪。

　　所以说要感谢“说文解字”给我这个机会。而“说文解字”是深圳市委宣传部的一个文化公益平台，这也是许石林先生全力推动的结果，配合党的建设，弘扬传统文化，可算功德一件。

　　说到陕西与江苏的渊源，我要讲七个故事。

　　第一个，泰伯、仲雍来到江南创建吴文化的伟大故事。

　　泰伯、仲雍是周文王的两位伯父。文王是大圣，还生了武王与周公两个圣人级别的儿子，他们都是孔子的偶像。

　　文王是天纵之圣。很小的时候就受到祖父古公亶父的宠爱。这个关系影响了父辈的继承顺序。他的父亲季历因此成为继承者。

　　康熙帝玄烨喜欢孙子弘历，“四爷”胤禛因此排位就靠前了。这点与文王类似。但是胤禛登基主要靠阴谋诡计，泰伯和仲雍则是主动谦让，他们觉得自己待在陕西，浪费了家族的时间，为了让父亲顺心，家族壮大，他们选择了主动出走，来到“被发文身”的蛮荒之地江南。

　　这一来不得了，江南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重镇。无锡鸿山有泰伯庙，《论语》里有《泰伯》章节，《史记》的“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世家》为首，就是尊重他的家族地位与伟大品德。

　　在广东、福建，经常遇到一些朋友说起自己的血缘与文化源头，来自中原，言语间不无自得。我就说，我们江苏源自陕西，基本不提，因为江苏文化已经自成一体，但对陕西的感情，深藏心底。

　　第二个，江苏人刘邦去关中开创汉文化。

　　刘邦出生在现在的江苏徐州丰县中阳里街道。

　　以徐州为中心，二百公里半径，涵盖鲁、苏、豫、皖四省交界的淮泗平原，出了中国历史上一半以上的开国皇帝与枭雄，除了刘邦之外，还有曹操、朱元璋、朱温等人。

　　刘邦身上有一种不拘小节的流氓习气，但他内心深处有一种自发的美德与智慧，他从小崇拜信陵君，少年时的他跑到家乡西边不远的大梁就是现在的开封，信陵君已经不在了，他跟信陵君的门人张耳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两人还成了儿女亲家。

　　刘邦年轻时曾去咸阳服役，发出了那句著名的感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他46岁起兵，过程曲折，但很快进入关中，后来相继成为汉王，做了皇帝。登基后不久，他就去曲阜祭孔，成为古代皇帝中祭孔的第一人。其中应该离不开叔孙通的影响，也是他的帝王之术的体现。但无论如何，这是他的伟大创举。

　　史书上都说刘邦小时候名声不好，但都承认他的人缘特别好，更无法否认他对家乡的情谊。

　　镇压英布叛乱前，他回家乡，留下了慷慨激昂的《大风歌》，还有一段深情的独白：“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

　　至今，徐州一带的汉文化传统保留得特别好，而人们也以为这里和关中是汉文化的源头，而真正的“汉”是陕西南部的汉水源头。

　　第三个，著名的“三茅真君”。

　　“茅山道士”的说法广为人知。“茅山”的名字便来自“三茅真君”，他们的历史，远在道教祖师张道陵之前。

　　汉景帝年间，咸阳地区的茅氏三兄弟，茅盈、茅固、茅衷，潜心修道，他们发现东南地区灵气旺盛，先到江淮间一座名山，修炼数年，名声大振，后来被请到江南，最终得道。两边都被命名为“茅山”，有北南之分。这个典故，清代著名学者、兴化人任大椿在《过茅山碑记》中专门语及。

　　第四个，就是梁鸿避居吴地。

　　读书人都知道“举案齐眉”的典故，形容夫妻相爱。梁鸿就是典故的主角。京剧《龙凤呈祥》里有一句唱词“昔日梁鸿配孟光，今朝尚香遇刘王”，由张君秋唱来，美不胜收。

　　梁鸿年轻时便有长者风度，孟光貌丑而贤，两人相知。梁鸿因《五噫歌》得罪汉章帝，夫妻俩避罪吴地，就是现在的无锡，为皋伯通家佣耕。孟光每餐均“举案齐眉”，恭敬无限。皋伯通窥见，惊叹不已，以为非凡。梁鸿去世后，伯通将他厚葬于鸿山，靠近著名的泰伯庙，这也是极大的哀荣。

　　第五个，范仲淹与张载相知的故事。

　　苏州人范仲淹无人不知，他是北宋“背诵天团”的核心成员，被朱熹评价为“本朝第一”，更对兴化有再造之德。宝鸡人张载是“北宋五子”之一，“关学”祖师，他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历经千年，不绝如缕，现在更是大放光芒。

　　张载，字子厚，典出《易经·坤卦·大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由此可见，张载之父对他寄予厚望。

　　热播剧《清平乐》第26集开头，张载来到西北边疆求见范仲淹，意在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但范仲淹却规劝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言毕，赠其一本《中庸》，附言道：“但愿日后国朝能得一将经学钻研透彻、发扬光大的大儒。”

　　这个桥段，并非杜撰，而是明确记载在《宋史·张载传》中。

　　范仲淹才华盖世，品德更加卓越，对家族对国政都尽心尽力，他更善于识人用人。

　　北宋重文轻武。但范仲淹出将入相，文武双全，奖掖后学，不遗余力，而且能做到因材施教，在历史上堪称孔子之后第一人。

　　张载有血性，要投笔从戎，被范仲淹“婉拒”，因而成为儒家大贤。

　　唐代以后，文明的重心往东南迁移，陕西的地位下降，这个周期长达千年。但陕西文化一直厚重自持，元气不坠，之所以能如此，张载与关学居功至伟。张载的成长，离不开范仲淹的引导。

　　第六个，文章开头提到的顾炎武，他深耕关中以图复国的事业。

　　在三大思想家中，顾炎武的批判色彩最淡，但学问最扎实，同时志向也最远大，他的后半生都在“反清复明”。《鹿鼎记》中提到他，却塑造得非常无能，接近丑化，作为韦小宝“智慧”的反衬，因此我对金庸很持保留态度。

　　自顺治十四年（1657）始，他因豪奴欺主，怒杀叛奴，弃家北游，足迹遍及鲁、京、晋、陕、豫等省。在康熙二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的六年中，他四次入陕，前后居住时间达三年之久。陕北的榆林、延安有他的足迹，关中的华阴、临潼、周至、西安、乾县、富平、大荔、铜川都有他留下的文章诗篇。

　　顾炎武很喜欢富平的风土人情，他到富平的次年，就派人到河北曲周，把已经住在那里的嗣子顾衍生接来，此后直到他去世，除了两赴山西会、一去河南讲学外，就没有去过别的地方。他热爱眷恋富平，因为清初许多豪杰志士和富有气节的学者，纷纷流寓富平。在这时来往最多的有华阴王宏撰、李二曲（名颙，字中孚）、李柏、傅山等学者名流；大儒光临，他们热情欢迎，经常聚会在名园——镜波园（故址在今南社乡亭子村）著书、讲学。史称这一现象是“关学大兴”的盛会，震动关中，影响及于京都、江南。

　　第七个，于右任师从马相伯。

　　民国名人很多，我最喜欢的政治家是于右任，学者是钱穆。2000年初，我在《人民政协报》上发表了一篇《无双国士，肝胆相照》，现在网上找不到这个标题，改成了《于右任与邵力子的交往》。

　　于右任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就是在儒家正统当中特别注重“民胞物与”和“经世致用”的“关学”。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一位和张载志趣学行仿佛的“关学”传人刘古愚。于右任受关学影响，早年在三原和西安读书时就立下了报国为民之志。后来他兴学办报，追随孙中山先生肇造共和，是他用世之志的实现。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将关学用世思想发扬光大的一生。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他的弟弟马建忠是著名的外交家、语言学者。马相伯则是著名的教育家、宗教家、社会活动家。他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此前他已经培养出诸多卓越的学生，最著名的有马君武、邵力子、于右任等人，其中于右任与马相伯关系最为密切。二人留下了民国时期最为可贵的一段师生风仪。

　　这就是陕西与江苏在历史上交往的七个故事。

　　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

　　陕西地厚，以德为本。江苏水丰，才智见长。二者融合，相得益彰。

　　1996年，中央确定江苏省对口帮扶陕西省，陕西、江苏两省的协作至今已有25年。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后，陕苏协作不断拓展深化。

　　所以，去深圳这块宝地和“说文解字”这个优质平台，分享顾炎武先生的伟大言论，同时延续陕西与江苏两地交往的珍贵情谊，可算是踵事增华！

　　责任编辑/罗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