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 钩

　　许多朋友都知道，宋人习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称皇帝为“官家”，不管是皇帝身边的宫女、内侍，还是臣僚，抑或是坊间的平民百姓，当他们说起赵家天子时，通常都是用“官家”指称，而不是叫“皇上”“万岁”，当然皇帝本人也接受、认同“官家”的称谓，这跟宋朝之前、之后的称呼习惯都不一样。为什么宋代会形成以“官家”来称呼皇帝的语言习惯呢？

　　今天的研究者提出几种解释。有的认为，“官家”是宋代皇权理性化的反映，“所谓‘官家’，同‘医家’‘农家’‘酒家’等等一样，是一种职业的分类，只不过皇帝是较为高贵的职业类别，而且这一类称呼只能用于皇帝一人身上，如此而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从‘天子’到‘皇帝’，又到‘官家’，称谓的变化，反映出历史的某种进步，反映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理性因素的逐渐增加，反映出君权神授，即‘天命’‘神种’色彩的消褪”。（王育济：《“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文史哲》2006年第5期）

　　有的认为，“官家”是宋代皇权世俗化的体现，“宋代帝王不再以象征功业的‘皇帝’和象征君权神授的‘天子’等称谓相标榜，而是喜闻乐见于与‘酒家’‘农家’‘医家’等相类似的世俗化称谓——官家。由此可见，皇权观念发展到宋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皇帝世俗化称谓的出现似乎传达着这样一种信息，即皇权观念的世俗化”（孙军凯、杨蕤：《略论“官家”称谓与宋代皇权观念世俗化》，《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也有的学者提出截然相反的解释：“‘官家’指代皇帝并不是皇权的理性定位，而是指皇帝和士大夫对皇权观念的修复”，“从宋太宗朝开始，‘官家’比附于‘三皇’‘五帝’，呈现出神圣气象，‘官家’脱离原有语境和语源，脱离原有世俗性与随意性，逐渐神圣化、专有化和政治化。这既是皇帝和士大夫在选择性遗忘中对皇权的修复，也体现了皇权观念在民间的普及和加深。”（张祎文：《“官家”源变与宋代皇权重塑》，《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似乎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不如看看宋人自己是怎么解释的。对宋人来说，“官家”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汉代，已出现“官家”一词，不过它的含义是指公家、朝廷，怎么到了宋代就变成了皇帝的代称了呢？宋朝的皇帝也很困惑。

　　据宋人笔记，宋太宗曾问龙图阁直学士杜镐：“今人皆呼朕为官家，其义未谕，何谓也？”杜镐是宋初的饱学之士，以博闻强记闻名，人称“杜万卷”，他说：“臣闻‘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诸古谊，深合于此。”太宗对这个答案很是满意。宋真宗也询问过词臣李仲容：“何故谓天子为官家？”李仲容回答说：“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也，故曰官家。”

　　显然，李仲容与杜镐对“官家”涵义的解释是差不多的，都认为来自“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的典故。不过，所谓“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的说法其实是存在着讹误的，很可能是宋人在记述、传抄这两则轶事的过程中发生了讹记，因为准确的说法是“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出自汉代学人撰写的《易传》。

　　五帝，指早期华夏共同体的五位部族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即夏、商、周三朝的开国君主大禹、成汤、周武王姬发。五帝时期，华夏文明尚处于部落、部落联盟阶段，还保留着氏族社会普遍存在的原始民主制，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通常由推选产生，这一原始民主制在儒家经典中，被记述为“禅让”，并被阐释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道。“五帝官天下”的涵义，用宋人的话来解释，便是指“以天下为公，而使仕者任之”。在古汉语中，“官”即含有“公共”“公有”的意思，所谓“官天下”，其实就是“公天下”之意。

　　然而，建立华夏第一个王朝的大禹终止了禅让之制，将君主之位传与儿子夏启，从此王位从选贤与能变成了世袭罔替。开创商王朝、周王朝的成汤与姬发同样采纳了世袭之制。宋人将夏、商、周三代的世袭政体概括为“三王家天下”，所谓“家天下”，意思就是“以天下为己有者”，把天下当成一姓一族的家产，因此，统治国家的权力便在家族内部世袭传承，而非选贤与能。换成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概念，这叫做“家产制国家”。当一个政治共同体从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进入早期国家阶段时，建立的通常都是这样的家产制国家，不独夏、商、周如此，我们在华夏周边的游牧部族历史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类似的进程，而儒家历史叙事中的分封制，无非是家产制下贵族集团对天下的分户析产。

　　宋人说：“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故或云，自后称天子为官家，盖出于此。”又说：“官家之义，盖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也就是说，按宋代士大夫的诠释，“官家”的称谓隐含着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官天下”，抑或“家天下？”这一诠释是不是符合“官家”的本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诠释本身。从宋人的诠释，我们看到至少有一部分宋朝士大夫对“官家”背后的天下观表达了关注，究竟是“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私？”君主应该是“公天下”的代表，还是“家天下”的家长？

　　先秦儒家是尊崇“天下为公”的，相传西周姜尚曾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此语历代儒者偶有引述，而在宋人言论中，类似的表述最为多见，因为宋代士大夫明显倾向于认同“公天下”。

　　我们来对读汉、唐、宋三则近似的轶事，正好可以从中看出三朝人的不同天下观：

　　西汉末，汉哀帝宠幸董贤，竟提出要将皇位让给董氏：“吾欲法尧禅舜，如何？”近臣王闳极力反对：“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奉承宗庙，当传之无穷，安可妄有所授？”王闳的意思是说，汉家天下是高祖开创的，是刘氏的家产而不是哀帝个人的私产，因此，哀帝没有权力将它禅让给外姓。

　　无独有偶，唐朝前期，高宗病重，意欲逊位于皇后武则天，宰相郝处俊坚决不同意，说：“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应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宜持国与人，以丧厥家。”郝处俊还认为，天下是李家的天下，并不是唐高宗的个人财产，因而不可以私自传位给武后。郝处俊与王闳都申称“天下者，非陛下之天下”，这是因为他们都将天下当成皇家的家产（而非皇帝个人财产），体现的正是家产制的逻辑。

　　南宋初也发生过一件有点类似的事。当时南宋正与金国议和，相传金国要求宋高宗屈膝接受诏书，宋高宗似乎也答应了，御史方庭实闻讯，上疏表达强烈的抗议：“呜呼！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纵未能率励诸将克复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于敌乎？陛下纵忍为此，其如中国何？其如先王之礼何？其如天下之心何？”方庭实也宣称天下乃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与唐之郝处俊、汉之王闳的立论一样，但方庭实同时又说，天下是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已经超越了“家天下”的逻辑，展现了“公天下”的立场。这样的见识是汉人、唐人难以企及的。

　　显然，在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中，天下既不是皇帝个人的私产，也不仅仅是皇家的家产，更是天下人的公产。如果说，方庭实一人不足以代表宋朝士大夫群体，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士大夫的看法——

　　北宋学者王禹偁说：“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理之得其道则民辅，失其道则民去之，民既去，又孰与同其天下乎？”毫不夸张地说，这简直就是一千年前的“主权在民”宣言。

　　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注释《孟子》“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的章句时，也提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正因为天下为天下人共有，所以天子不能将天下私自授予任何人。五帝时代的禅让其实并不是由天子指定接班人，而是有一套复杂的程序：首先，嗣君由部族提名，在位之君并无提名权；其次，嗣君人选在得到在位之君的同意后，还需要获得国人的承认。

　　宋宁宗以御札罢去朱熹的侍讲之职，御史吴猎立马上疏警告皇帝：“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熹当世老儒，清议所出。陛下无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轻易快意。”

　　宋理宗时，宰相杜范告诫皇帝：“凡废置予夺，一切与宰相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大意是说，凡君主批准施行的政令，必须经由宰相熟议、签发，如有未当，允许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封驳及台谏官追缴，这套程序体现了天下为公的国家治理原则，万世不可更改。

　　宋度宗时，御史刘黻对皇帝说：“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南宋末，一位叫金履祥的处士也提出：“国，天下之国；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长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意思是说，国家是天下人的国家，君主只是国家的托管者而已，不可以将国家当成自己的私有物。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天下为公”并非个别宋朝人的看法，而是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共识。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敢于这么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地告诉皇帝“天下者，非陛下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大概也只有宋朝了。

　　基于“天下为公”的共识，宋人在解释“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时，自然而然会认为“官天下”才是至公之法，“家天下”只是不得已的安排：“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择一人贤于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与子。论其至理，治天下者，当得天下最贤者一人，加诸众人之上，则是至公之法；后世难得人而争夺兴，故以与子。”宋朝的君主也不得不承认“家天下”是薄德之事：“朕闻五帝官天下，而禅让于贤；三王家天下，而封树其子，德已薄矣。可不慎乎？”

　　宋人将“官家”解释为“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也许正是为了提醒皇帝记住这个重要的政治命题：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私？

　　当然，我们决不能说，宋朝已经实现了“天下为公”。赵宋王朝当然也是一个“家天下”的王朝。只不过，在“家天下”的既成事实上，宋朝士大夫试图强化君主“公”的属性，削弱君主“私”的属性，从而将君主塑造成“公天下”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