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献平

　　甫入门庭，便生肃穆。石阶宽敞，但游客稀少。扶风山上，正午的日光使得渐渐入冬的草木更加岑寂，唯有几只鸟鸣，在蓝空低云之间跌宕。步入阳明祠堂，双腿竟然发软，面见“立德立行立言”之匾额，回身再发现“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之训，蓦然觉得，在“龙场悟道”之后的圣人守仁祠堂檐下，一个略微读了一点书的后人总是忐忑的，羞耻的。忐忑的是，自守仁之后，儒学再无圣人降世；虽有曾国藩，但莫能与守仁相比；羞耻的是，作为一个读书人，对于阳明心学知之甚少，且从无研习。

　　为此，我来云岩，只能用“谒拜”一词。

　　世间生人芸芸，为凡夫俗子，类阳明先生者，何其寥寥？躬身仰望之间，阳明的一生尽入眼中，其幼年之震耳言论与理想，因疏救御史戴铣而谪戍贵州龙场驿，以及龙场悟道。宦官刘瑾覆亡后，阳明重回政坛，书写了人生的光辉篇章。在这样的圣人面前，任何人的态度都应当是敬仰的、崇慕的。后人在此地建立祠堂，祭奠之外，当然是念念不忘先生之功、之学、之才、之德、之行。如此知行合一的圣者，其对明朝以来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对儒学的新建构与别样生发与开枝散叶、花果天下，堪称孔孟之学在封建时代的最后强音，也堪称中国文学和哲学于近代和当代的又一新灯塔。

　　公元1506年，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被“廷杖四十”，而贬为驿丞。其来贵州路上，刘瑾仍派人追杀他。侥幸至龙场，阳明先生自己动手，筑屋结棚自居，“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明史·王守仁传》）于此间，贵州之于阳明先生，阳明先生之于贵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每一个人一生，都有自己的福地。对于阳明先生来说，贵州自然是，他的出生地浙江余姚当然也是。重回政坛后，阳明参与和指挥，并完成了平江治乱，宁王朱宸濠反叛，黔东南卢苏、王受起义等重大动乱，可谓满朝只一人，功业德行昭然天下。

　　到龙场之前，王阳明的生活和仕途尽管有一些不如意，但总体上是比较顺利的。在贵州三年，是他人生最为困顿与艰难的时期，但却在彼时的极度蛮荒之地，阳明却半夜顿悟，“凡事求诸于心，不当求诸事物。”“致良知”中的“良知”，“吾性自足”与“本性自足”，等等，他对人心乃至天地的究问，对世事万物的“致知”和“明确”，对“立功、立德、立言”之理想的躬行实践，其完美和标高程度，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这样的一个先贤、圣德之人的祠堂，无论如今他魂在何处，心在何方，他的思想对后人都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笼罩与慑服。在先生的雕像前，我觉得自身难以消除的愚钝、卑微和矮小。上苍造人，是要我们在这人世间践行天道、成就功业的，而我，一无所成不说，且很多时候也在忙忙碌碌，心无定向，德无毫增，如此不堪，是对不起上苍与父母的，也对不起人世间于我有恩有益的诸般人事物。想到这里，我惶恐躬身下拜，忽然鼻子一酸，有眼泪掉落。不由想到，这世上，大多数人的一生肯定是不明所以的，而我们之间总是有少数的人贯彻古今，通晓天地，以功业与思想，使得更多人受益，也使得一个民族不断地获取到信仰和精神的活力。

　　退出阳明祠，日光均匀，冬天的贵阳云岩区，反倒有一种初春的燥热气息。阳明祠之左，也有祠堂，供奉的是在王阳明先生之前于贵州播撒文化、大行教化的尹道真先生。时为公元79年，出身于富庶家族的尹道真完全可以和古滇国连接荆楚要道上的同类家族一样，终生过一种优于常人的富裕生活，可这个人，却远赴千里之外，拜许慎为师，学成之后，回到黔地，开馆授学，以文化润泽乡邻平民，以勤奋与道德深植文明。这样的德行与功业，黔地后人怎么供奉和纪念都不为过。凡是于人有恩泽的，人必敬之。凡是身体力行去为更多人做事和付出的，其身后必定会迎接更多的敬慕与纪念。对于尹道真来说，他的作为，也堪称开天辟地。人类之所以不断进步，一是不断地在递进和升级的文化文明，二是守正持中，坚持大道的思想和创造。

　　王阳明与尹道真，大抵就是这样的圣者。

　　坐在阳明祠外面的一棵香樟树下，感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忧患。圣者已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致是古来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同一理念，而真正做到的，却寥寥无几。人类的世界，总是充满各种矛盾和冲突，使得“开万世太平”成为了一个可想不可及的理想。尤其是在当今年代，文明昌盛，科技发达，而作为身在其中的一个人，很多时候，总是被很多的重大事件所震惊，也时常为人和人之间的残忍、阴谋感到悲凉和悲哀。类阳明先生这样的“千古第一完人”，实在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和心灵都有着积极的教诫、警示与唤醒意义。

　　拥有如此圣贤的云岩乃至贵阳，其文化和精神厚度自然平添些许，再加上其文化斑斓的民族，以及诸多的文化遗迹和文明历史，使得云岩和贵阳更趋大气和灿烂。

　　与朋友们往黔灵山方向步行，贵阳的街道高低不平，贵州高原的崎岖在城市当中也非常明显，这也许是另一种特色和存在，倘若贵阳与其他的城市一样，贵阳也似乎会沦为某种平庸。这个城市的地下人行道非常的多，也很有特色，可以设置各种兜售货品的店铺和书屋，还有小饭馆、文玩店等。走在其中，经常有一种进入迷宫的感觉。但不论哪个出口，出来之后都还是更多的街道。

　　黔灵山公园以内，游人极多，其中不少白发健步者，或聚集翩跹而舞，或行走于小路山间。两山之间有水并湖泊。湖水幽蓝，看似不动，实则微微而流。至著名的麒麟洞，也才知道，此处便是当年张学良先生被关押之地，还有杨虎城。这两个“西安事变”的策划者和主角，其用心和影响已有公论。洞口有一巨石，状似瑞兽麒麟，雄健豪迈，气势昂扬，洞较浅，不过数丈。

　　不由猜想，张学良当年如何在此居住，尽管有较好的待遇。作为著名将领，不战而失掉整个东北，大致是其判断失误，或者不得不听从某种行政命令所致。若以正常的角度来看，作为东北军将领的张学良，在其父被日军炸死，生身之地被倭寇侵占的极端情况下，手握重兵而不战，这绝对非男儿所为。

　　至于杨虎城，他的遭遇要比张学良惨烈一些。在很多时候，热血的军人未必都能够如愿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以张男人之豪气和英雄之志。这不由得令人想起“时也，命也”这句古老但却具有悲剧意味的台词。

　　历史总是过去了的，时过境迁，任谁也无法复原当年的真实情境。余下的，只是猜想与喟叹。但在非常年代，全民族团结抗战，驱逐倭寇，光复和振兴中华，是最紧要的，也最光明的正道。

　　沿着山坡迂回而上，从茂密的树林之间，可以俯瞰贵阳全城。这座高原城市，城中有山，山中有水，大抵也是所谓“福地”的基本特征之一。路边有不少的猕猴，或蹲在路边吃东西，或在树上睡觉。其中一只，肚腹下还紧贴着一只小猴子。大猴子一停下来，小猴子也松开母亲的胸脯。大猴子起身走，小猴子立马抓紧。从它们的一系列动作当中，我觉得了一种仁慈。

　　至山顶，山坳之间，赫然有弘福寺。

　　抬脚进寺，当然也是朝拜。

　　这寺的开山祖师，乃是赤松和尚。其云游至此，见此地层岫迭出，一径通幽，远山围拢，左右合抱，乃是一处福地所在，遂落身于此，终成名刹。赤松和尚的虔诚作为，对于黔灵山而言，也是增福之为。在中国的传统中，再好的山水，倘若没有寺庙道观，肯定是一大遗憾。因了弘福寺，黔灵山一跃而上，成为贵州第一灵山。入寺，照例拜谒。与通谛和尚饮茶谈禅。幽静之中，只听得翠鸟鸣叫，对面山坡上的猴子成堆，一会儿跑上去，一会儿又忽然冒出。这种情境，很容易让人忘掉纷繁世事，进而心思澄明。

　　所谓的神灵及其非凡的才能，也都是为了监督人类的。凡罪恶、伤害、掠夺与杀戮等等，都是人所不可为的。此外，爱恨贪嗔痴，也是人都无法逃脱的。人的所有烦恼和恶业、心魔等等，无外乎这些。至佛前，我一再对自己说，真的不为拜谒或者祈求什么。正如阳明先生所说：“我心光明，亦复何言。”可是扪心自问，我的心，还是不够光明的，生活在这莽苍世间，人之所需，正是人之所累。

　　落日西下之时，大地恢弘。整个高原，群山起伏，蜿蜒千里，在这些山脉和峰峦之间，河流汇集，人群分居。在城市日益雷同，人的生活甚至思维方式都在不自觉地高度复制的当下，在贵阳乃至整个贵州的感觉，似乎是另一种地域和文化的存在。而贵阳的云岩区所带给我的，不只是现实的某种体验与文化的浸染，更是人在大地的某些时刻经受的内心历练与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