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业成

　　陪同贵州省政协的同志们考察安顺文物古迹归来，不几日后便见《贵州日报》上龙志毅同志写的《逼上红岩观天书）一文。读罢此文，令我茅塞顿开。觉得自己以往对红崖古迹的看法，不无片面之处，而今不得不重新认识了。

　　红崖古迹位于黄果树大瀑布以西约3公里的灞陵河大峡谷东岸。峡谷两岸长岭绵延、峰峦叠嶂。峡谷中一座灞陵古桥横跨两岸，连接着盘旋而上的古驿道。山岭上有为纪念蜀将关索而建的太子阁；有悬挂清康熙帝亲赐“滇黔锁铜”巨匾的御书楼：有因关索马蹄刨地出水（马刨井）、刀把触地而泉（刀把泉）的双泉寺。附近有诸葛营、孔明塘、孟获屯、鲍三娘（关索夫人）山、关索洞，以及关岭瀑布群等名胜古迹，加上那四十三盘曲折回环的千年古驿道，构成了令人陶醉的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关索岭保护区。

　　黔滇公路侧莽莽长坡之上有一脉巍巍大山，名红崖山。因传诸葛亮曾在山上屯兵晒甲，又名晒甲山。山的西崖一壁通红的岩面如火焰灼灼，高约30米、宽百米，烈日下远远看去，就像是山顶上悬挂下来的一幅鲜红的横帔。这幅横帔的北端，在一块高6米、宽10米的岩面上有一些若字若图、形状奇特的赭红色遗迹，这就是人们盛传的红崖古碑了。说它是碑，是因为千百年来岩面上的遗迹如碑碣存世。然而这些遗迹又仿佛非镌非刻，其形大小不一，“字”体若篆若隶，结构奇特，笔画古拙难以辨认。因此，1982年重新公布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根据古迹鉴赏家陈恒安先生的意见命名为“红崖古迹”。这次陪同省政协的同志登山考察，岩面上只能隐隐约约看见几个符号型的“东西”，对它辨识已十分困难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公布为贵州省级文保单位的红岩碑，其引人之处就在于它的神秘性，它既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又有旅游参观的吸引力。它那似文似图，何时何人所为及所含何意的答案，吸引着古今中外多少名人学士、专家学者为之付出艰辛的劳动，力图解答这千古之谜。

　　“红崖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状。参差时作钟鼎形，腾踯或成飞走象。诸葛曾为此住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粉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这首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举人邵元善的《红崖诗》，可算是现存研究红崖古迹最早的记载文字了。他对红古迹作了详细的记述,却没有肯定地说明崖上遗迹是图是文。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举人谢庭薰也只是“我行得遗迹,伫立久吁怪”。道光年间的文人学士称它“陆离谲诡不可识”“骇疑篆隶惊蚪蝌”，或“有如仓颉始造字”“只此笔陈已难晓”,又道“岂料剥落寸许深,仍带朱书犹带湿”,就更神秘了。故他们叹道:“乃知下笔有神助。”

　　光绪时研究者在诗中反映出来的也只是“片石峙南荒,形古同奇绝”“石赤字握丹,非摹亦非刻。其大也如斗,小者不成列”这类感性描写,故他们慨叹:“篆籀糟体各别,真迹亦难得”“聚讼徒纷纷,以惑而解惑”。以至近代著名学者姚茫父也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何时济火碑重出,汉刻非遥或可搜?”谁也没有解开谜底。

　　不少国外学者也参加了这神秘探察者的行列。清光绪时期的日本驻华领事德丸作藏和游历使鸟居龙藏不远万里来黔,将红岩摹本带回去藏在帝国大学堂两图书馆及学校、古寺中。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轰动。一时间图书馆前车马云集,参观者摩肩接踵,有如洪都观经,谁都想领略一番这东方的神秘。可谁也不识这些“图”“文”。难怪法国学者雷柏如·弗岚海尔实地考察后慨叹:“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

　　关于红岩碑文的版本,清代摹本就有四种,有40余“字”、34“字”、30余“字”和19“字”的，还有缩刻本(37“字”)、缩刻石碑、民间拓本和民国时期的照片(约20“字”)等。谁真谁假,也难确认。

　　对于红崖古迹的研究,数百年来考证者甚众,说法甚多。一说是红崖禹碑,是公元前21世纪的遗迹,“可与衡岳禹碑、太学石鼓鼎足而三,横绝古今”。一说是殷高宗伐鬼方纪功碑,是公元前21世纪后的纪功石刻。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安顺府志》总修邹汉勋还释文为25字,意为:殷高宗攻克鬼方(青海、藏地喀木及滇蜀西疆),除暴安良,东还经卤(今关岭北盘江、红岩山一带),这里的君长都归顺了,殷高宗又分兵东进义播(今黔西、遵义一带),南去自由(指缅甸)。一说是诸葛武侯碑,是诸葛亮教夷人图谱的遗迹。也有人说是少数民族原始文字,推测为“爨（cuan）文先声”。还有人认为是岩石花纹的自然形态,或是道家故弄玄虚的符篆等。近年还有人说是外星人留下的遗迹。笔者在1988年发表的《红岩探秘》中,结合大方县《济火纪功碑》的发现和研究,认为红崖古迹有可能是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济火部族与诸葛武侯部盟誓,永结修好的记载。碑文有可能是更原始或变异了的古彝文。龙志毅同志在文中指出“济火碑产生的年代目前也存在着争论”,那么笔者的浅识与上述各说谁是谁非?便无从证。

　　龙志毅同志说这无法识破的“天书”是“千古之谜”,是贵州的一宝。他倾向于“让各种传说并存,各种争论同在。多色多彩,岂不更有吸引力!”我认为这是极有见地的。

　　现在对文物古迹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也就是文物工作者常说的“治病”与“救命”的问题。黔中大地文物古迹颇多,应该视其价值和现状进行保护。像红崖古迹这样的人文景观,历史上有这样大的影响,又可配合旅游开发利用,针对现状应该是先“救命”,也就是要进行抢救性的维修。省、地文物部门拟在红岩上恢复原样,既抢救了这即将毁灭的古迹,又使这“千古之谜”形象地延续下去,为今天的文化旅游事业服务。

　　鉴于红岩版本较多,采信哪一个版本为好呢?笔者认为当按今人所见岩面上较为完整的最后面貌恢复为宜。但现时所见,岩面只隐约几个符号,既不完整又代表不了红崖古迹的面貌。因此建议以民国时期照片为基础“原型”,参考流散在安顺的缩刻残碑(仅存一角、正按线索查找大部),由专家根据岩面遗迹摹出“原样”,然后用朱砂等配制原料绘于岩面。此外,将各种版本的摹片、拓片制成碑刻立于崖下,加注说明出处,以供研究者和游客参观。其次,搜集出版各种传说故事、古诗词、文字资料、名家学说与研究成果。做到各家学说同在,各种争论并存。继续开展红崖古迹的学术研究,提倡百家争鸣,既深化红崖古迹的研究,又提高该处人文景观的知名度,增加旅游开放价值。

　　文物部门的同志设想,如有条件,在数百平方米的岩壁上临摹复制黔中以至西南地区的崖壁画,筹建崖壁画露天博物馆,那该是有多么宏伟多么壮观啊,我是极赞成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