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读到的“涓蜀梁”（有版本也作“渭蜀梁”）的故事，是出自《荀子·解蔽》其中的一段记录。荀子（约前313—328年，名况，被尊称为“荀卿”）的叙述文字简洁犀利，直陈垓心，无一废言，引原文如次：“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岂不哀哉！”说夏首南边的这位涓蜀梁仁兄，大约是患有“社恐症”，他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得愚蠢而容易害怕，其在月明之夜出行，低头看到自己的身影，以为是趴在地上的鬼，抬头看到自己的头发，以为是站着的妖怪，于是转身就跑，回到家中就失气而死了。荀子感叹一句“岂不哀哉”作结，并分析涓蜀梁心理而推出了一条普适性的道理：“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定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而己以定事。”

　　阅读荀子的“涓蜀梁”这个故事，确实令人讶异，我关注并散发其思的是以下两点：

　　其一，涓蜀梁的性情为何“愚而善畏”？合理的推想也许是，他的个人性格本来有此养成和倾向，家庭环境也会有其影响，生活在当时的社会中，历史文化中的蒙昧基因定然也有植入，当时权力建构的集体幻觉也不可能没有影响。由是，涓蜀梁“明月而宵行”，“疑鬼”“见鬼”定非“一时兴起”的偶发事件，可以这样说，其见之“鬼”，应该是当时社会将不可控的自然力量、死亡焦虑及文化冲突编码为可叙述、可应对的符号，达到影响和操控个人的结果。因此，“当时人”对“当时鬼”的认识就并非单纯源于自然本色的东西，其中有其本能性，更有其社会性。荀子应当是深谙其事其理的。

　　其二，荀子写涓蜀梁致命之因是“失气而死”，这个描写真是深刻精妙，文字、文化的力量扑面而来。从现代常识可知，涓蜀梁受到极度惊恐，其中枢神经调节机制被打乱，以致呼吸突然停止，身体得不到氧气供应，引发其周身器官功能衰竭，终至呜呼哀哉。人们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离开的物质就是“气”，所谓“呼吸之间，生命自在”。中华思维意识传承中的“气”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因了“气”之运行不息，推动和调控着人体内的新陈代谢，维系着人体的生命平衡与健康。中医讲调理气机，可运用的方法有若干种，而其目的很明确，就是防止出现气逆、气虚、气脱、气滞现象的发生。我们可以说，“气”是物质，更是生命的基始，是万物生机活力的本源。正如古人言：“气者，生之充也”（《淮南子·原道训》），“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管子·枢言》）。

　　有后学者冠荀子以“儒家后圣”的名头，称其为百家争鸣之集大成者。其老师是孔子、孟子，大有来头，他的学生韩非（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秦朝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皆是声振一时而至今不衰的人物，再传弟子则可举贾谊，是活跃于汉朝的著名学者。荀子着意记录“涓蜀梁”的故事，定有其对时代的主张和思虑的深意。立足“当世之人”而言，其身历其境，耳闻目睹，定是世象的“光怪陆离”，故事千千万，段子万万千，传奇、传说、传言……汗牛充栋，弥天盖地，风吹而过的何止“恒河之沙”，能遗留下来，哪怕只是一点影子，都称得上是“弥足珍贵”。荀子于“生活海洋”中选了其一的“涓蜀梁”，可以断定与他对世事、对人间、对文化、对哲学……之思想体系密切相关，表达着他“想说的话”，他对天地人生的一种看法。

　　由是以观，荀子笔下的“涓蜀梁”，着力点恐怕并不仅仅在于表面地、简单地谴责世人的愚昧，而是借助于“涓蜀梁”这个典型案例的叙述描写，揭示具有普适性的所有时代人之认知困境（认知蒙蔽）的共性。荀子认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世上之人常因局部现象比如感官错觉、片面信息等而遮蔽对世间整体真理的把握，以致发生像涓蜀梁“以影为鬼”的惨剧。这是一个极端案例，为了引起人们重视，用极端方式正是一种策略，通过这样的案例，实质上揭示了非理性认知的毁灭性后果，以引起人们对此的关注和警觉。荀子是“性恶论”（对应于孟子的“性善论”）的持有者，认为一个人要是缺乏礼仪教化，便容易被其本能欲望所驱使，陷入非理性状态。像涓蜀梁，其恐惧实为未被教化的人性缩影，推及人类，若无法克服认知局限，历史便终将循环于人类自己制造的灾难之中。即如有学者言，当代算法茧房、深度伪造等技术重构认知环境，或许现代的人比涓蜀梁还容易陷入“信息鬼影”。是否可以这样讲，涓蜀梁的个体悲剧，既是战国乱局的诊断书，亦是对一切时代的诘问……

　　由此遥想当年，笔者从深山夹沟到花溪河畔上贵州大学，如饥似渴、不分昼夜一个劲地读书。一天晚上读到小说《小公务员之死》，月明星稀中，小说主人公切尔维亚科夫的行为举止、所思所想，我在脑海里浮现出的人物却是涓蜀梁。要说起来，两个人物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地域、文化背景、人生阅历、历史时代……都不“同框”，风马牛不相及，可总是感觉两位主人公有一种共通的东西相连。切尔维亚科夫在剧院观看戏剧时，不慎将唾沫溅到了坐在前排的将军身上，他担心自己的行为冒犯了将军，因此开始不断道歉，尽管将军已表示不介意，但切尔维亚科夫的道歉行为变得越来越频繁，他的惧怕感也随之加深。将军的不耐烦和呵斥使他感到极度恐慌，在一次道歉后，切尔维亚科夫终因过度惊吓而一命呜呼。

　　这部小说的作者是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年），是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家、戏剧家。1883年发表《小公务员之死》时，契诃夫还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是一个年仅23岁的小伙子，此后大作不断，成就为一代“巨匠”。他的著述对中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就说过：“在世界古典文学中，契诃夫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伟大的名字很早就已经为中国人民所知道。”巴金先生评价契诃夫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阅读分别来自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和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这两篇作品，我们便不难发现其同气相求之所在，它们在主题上具有的惊人的相似性，也就是“恐惧”如何摧毁人的理性，并最终导致悲剧的结局。涓蜀梁因极度恐惧而将影子误认为鬼，其依于主观偏见而无法正确看待和理解客观现实，在夜晚的独处环境中迅速陷入幻觉，恐惧的递进呈直线上升，终“失气而死”；切尔维亚科夫因打喷嚏溅到高官身上，于惶惶不安的恐惧中不断道歉，陷入无尽的焦虑，在不断试探将军的态度中其恐惧感渐进式递增，最终在心理折磨中死去。我们发现两篇作品展现出恐惧并非来自外部威胁，而是源于人物自身的心理投射——涓蜀梁的“鬼”和切尔维亚科夫的“将军的愤怒”都是自我放大的幻象，终究导致自我毁灭。

《小公务员之死》插图

　　进一步追溯，似可作如此悬想：涓蜀梁的恐惧是前现代社会的典型心理，源于对未知的迷信，即属于人对超自然力量的畏惧，实质是人认知的局限，而非真实的威胁，因此重要的是要着力“解蔽”（荀子的重要观点），也就是人应该积极地克服主观偏见，理性地认知世界，以“虚壹而静”解除知识之蔽，以“化性起伪”涤除人性之蔽；而切尔维亚科夫的恐惧则是现代官僚社会的产物，来源于沙俄官僚体系之社会等级制度，主人公无法理性判断现实，只能不断屈从于想象中的威权，因此契诃夫更关注社会制度如何制造恐惧，批判了社会权力结构对个体的异化。可以发现，无论是面对自然未知的恐惧，还是面对社会权力的压迫，倾向于内在修养抑或关注社会批判，这两篇作品揭示了人类心理脆弱在这一维度上的共通性。

　　人的恐惧，是一个必须面对而不可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翻阅现代西方哲学著作，大致可以了解到，其对人的恐惧心理进行了多维度的解析和探讨，从存在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已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工具箱。总体上，一方面揭示恐惧的社会建构性（如福柯），另一方面开发主体性抵抗策略（如斯多葛主义），呈现“解构—重构”双轨路径以破解恐惧，着力强调恐惧的关系性转化，在自我—他者—世界的动态互动中重构存在方式。

　　浸淫东方哲思，细读阳明心学，对照于荀子破解恐惧之论，体悟其根本智慧，表述为“将客体性恐惧转化为主体性建构，把消极焦虑升华为道德动能”是很有道理的。阳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核心思想对破解现代人面临的恐惧（比如当算法权力成为新恐惧源时，等等），是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的（比如挺立良知主体，以在数字迷宫中保持人的尊严与从容，等等）。

　　聚焦来看，王阳明“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之说，强调了心便是天地之理，心外无理、无事。以此看待恐惧，便知其不在外界，而在心对世界的解读方式。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个人内心清明，则世界亦和谐有序。当面对困境、恐惧，如果调整内心，便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新的方向、方法，使困局状态出现转机。或许，一个人对外在环境难以把控，但其内心却可“反求诸己”以掌握，也许就可以通过“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心学力量，修炼内心以行人生坦途，这也是具有东方特质的一种追求和慧智吧。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