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钱仲慧

　　郭嵩焘（1818—1891年），字筠仙，别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那么郭嵩焘可谓晚清官员走出国门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是创建湘军的重要参与者，更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清史稿》评价他“交涉独具远识”，严复认为他“负独醒之累”。近代史学家更是将其誉为“高瞻远瞩之士”，可惜“反遭其时代唾弃，固然是其人的遗憾，也未尝不是时代的悲哀”。

郭嵩焘

　　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郭嵩焘从上海出发前往英国出任公使，他将沿途见闻写入《使西纪程》。由于主张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遭到顽固派的口诛笔伐，甚至被免去公使黯然回国。郭嵩焘回乡后不忘国事，以著书讲学为乐。忆及一生，虽然办理洋务一事见效不大，但聊以自慰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位中兴元辅“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他与曾、李、左三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居然能颇为得意地自称是帮助他们出将入相的关键人物？

　　一助曾国藩

　　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月，郭嵩焘在长沙经刘蓉介绍与曾国藩相识且一见如故。次年，三人重遇，“相见欢甚，纵谈今古，昕夕无间”，并“义结金兰”。后来，曾国藩把四女曾纪纯许配给郭嵩焘之子郭刚基，两人关系更进一层，既是志同道合的结拜兄弟又互为亲家。曾国藩去世后，郭嵩焘最大的心愿是能和刘蓉一样从祀曾文正公祠。他所写挽联无疑是两人一生交情的缩影：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宋唐以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惟我最；

　　其始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其练兵以水师为著，实发其议，艰难未与负公多。

　　郭嵩焘在挽联中以最悲者自居，可见两人情谊之深确非他人所能比。他推动曾国藩封侯拜相的关键之举在挽联中也有表述，那便是“夺情”和“水师”。

　　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曾国藩得到期盼已久的放差，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他喜出望外，江西距湖南较近，可借机回乡省亲。这对于在京14年从未归家的他而言无疑是梦寐以求的事。他的父母对此也是翘首以盼。始料未及的是，当他抵达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时，却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他不得不改道返回湘乡丁忧。

　　同年十一月，清廷下旨命在籍丁忧的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然而，他并不打算夺情起复。儒家思想非常注重孝道，轻易出山容易招来口实。朝廷圣旨虽然可以免除这个担忧，可他反复琢磨后仍坚持在家丁忧。他所顾虑的是没有实职，出面办理团练难度较大。

　　曾国藩曾任兵部左侍郎，对团练有所了解，“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虽说他出身湖南，但其实在省内的关系网并不深厚，担任京官后结交的名门望族也是寥寥无几。至于搜查土匪一事，他认为巡抚张亮基“屡破巨案，业有成效”。综合分析后，他认为继续在家守孝是上策，于是开始起草恳请终制的奏折。

　　武汉失守，湖北形势危急，张亮基来函催促曾国藩出山。他不为所动，准备把奏折写好后派人送至张亮基处请其代奏。巧合的是，天黑前郭嵩焘来到湘乡白杨坪吊唁，而此时信使已是整装待发。郭嵩焘明白其中缘由，“力止之不可，乃以保桑梓之谊言之”，“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可惜曾国藩绝不松口。不得已，郭嵩焘把劝说对象改为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曾麟书认为郭嵩焘言之有理，于是一起苦口婆心地轮番劝说。曾国藩这才同意办理团练。

　　就这样，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投笔从戎，正式开启他波澜壮阔的人生下半场。在这重要的转换中，郭嵩焘起到了催化剂般的作用。

　　曾国藩办理团练，强邀郭嵩焘入幕。郭嵩焘也不负所望，在湘军创建初期做出极大贡献。首先是帮助曾国藩缓解了最为头疼的军饷问题。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郭嵩焘前往益阳、宁乡等地劝捐。不足一月，便“捐得十余万金，文正公大喜”。他还建议骆秉章在省内开设厘局以收厘金充军饷。不仅如此，他还建议开办盐厘。此后数年他东奔西走，为湘军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后勤保障。

　　更为重要的是，在郭嵩焘的建议下，曾国藩创立了湘军水师。水师的创建扭转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中长期不利的局面，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关键所在。对此，王闿运道：“诏论国藩功，以创立舟师为首。”湘军水师可谓始于郭嵩焘、江忠源，成于曾国藩。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江忠源救援江西省城南昌。六月，郭嵩焘与湘勇一同前往支援。郭嵩焘熟悉军情后便提出“非治水师不足以应敌”。江忠源请其代为起草创办水师奏折，这是关于水师的第一次官方讨论，郭氏认为“长江水师之议所由始也”。后来，他还参与了水师战船的研发工作，并与曾国藩商定水陆营制。水师的建成是曾国藩等人制定顺江而下平定东南的核心所在。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郭嵩焘得知曾国藩死讯后，“急往哭之”。当曾氏灵柩抵达湖南时，他更是前往岳阳迎接。郭、曾二人的友谊可谓善始善终。郭嵩焘在曾国藩夺情起复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后又在湘军创建初期尽心尽力地出谋划策。郭嵩焘自认“为之枢纽”，所言不虚！

　　二助李鸿章

　　郭嵩焘大李鸿章五岁，两人同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二人与陈鼐、帅远燡被曾国藩誉为“丁未四君子”。郭嵩焘认为自己“生平受合肥傅相之惠最多”。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他在李鸿章的保举下出任苏松粮道，次年三月升任两淮盐运使，九月出任署理广东巡抚。其仕途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扶摇直上。出使英国期间，郭嵩焘饱受非议，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支持他不可能支撑数年之久。长期以来，郭嵩焘对自己是李鸿章“枢纽”一事并不知情，直到多年后才恍然大悟。

　　这源于曾国藩参劾李元度一事。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将大营驻扎在安徽祁门。八月初，太平军李世贤率数万大军直奔徽州而来，徽州危则祁门危。身为皖南道的李元度主动请缨接办徽州防务。起初曾国藩并不同意，可苦于无人最后只能同意。临行前，他与李元度“约法五章”，并叮嘱“以静守为主，不宜出扑”。可李元度一到徽州就派兵前往绩溪丛山关迎战太平军，很快又分兵临溪。曾国藩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二十五日，太平军攻克徽州，李元度不知去向。

　　起初，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并未提及李元度的失误，而是替他辩解徽州失守是由于寡不敌众。他甚至把失败原因归结为自己“调度无方”，主动请罪。此时的他非常担心下落不明的李元度是否阵亡。很快他收到李元度的来信，可信中多是“怙过饰非之辞”，曾国藩很是失望。不久李元度回到祁门大营。曾国藩以为他能主动承认错误，可他居然毫无悔意。曾国藩怒不可遏，要参劾李元度。没想到这李元度居然赌气直接离开大营，回老家了。

　　湘军中都知道李元度与曾国藩交情非同一般，于是纷纷求情。李鸿章更是直接表态，“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面对李鸿章的“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只能亲自起草奏折。李鸿章得知后直接辞行，就此离开祁门大营前往江西。李鸿章是否因李元度事件或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辞行，本文不做过多讨论。

　　一年后，李鸿章回到曾国藩大营，这与郭嵩焘有着莫大的关联。他在返回江西途中拜访了胡林翼。胡林翼得知详情后劝说道：“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进身？”可李鸿章却不以为然地回答：“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非也。”然后拂衣而起。李鸿章本欲借恩师之翼大展宏图，不承想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郭嵩焘得知后写信劝说：“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郭嵩焘劝他回到曾处。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这才有了回归的想法。

　　安庆克复前两个月，曾国藩邀请李鸿章回归。他表示“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去年出幕时并未说不再前来。祁门危急时他“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危机解除后“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曾子去越这个典故讲的是曾子在武城讲学时越国来犯，曾子离开。越国的军队走后，曾子又回来。曾国藩的言下之意是起初怀疑李鸿章是因避祸而离去。穆生去楚讲的是穆生和楚元王的典故。楚元王对穆生礼敬有加，每次吃饭都会为他备酒。有次忘了给穆生备酒，穆生认为楚元王对自己不重视，于是称病离去。曾国藩用这个典故来隐喻是不是师生之谊变淡导致李鸿章不肯前来。面对如此推心置腹的邀请，李鸿章借坡下驴再次投奔恩师。年底，他就迎来创建淮军的重要契机，并很快成为封疆大吏。

　　光绪元年（1875年）秋，郭嵩焘赴任福建途经天津，与李鸿章相会。聊及往事，李鸿章感叹“吾之出，亦由君”。郭嵩焘这才明白当年自己的一番劝说竟成了李鸿章仕途的推手。郭、李二人因曾国藩相识，互为知己。郭嵩焘是李鸿章的好帮手，而李鸿章则是郭嵩焘在朝中最大的支援。没有李鸿章，郭嵩焘在驻英公使这个火炉般的位置上怕是半年都撑不住。当郭嵩焘得知自己是李鸿章的转折枢纽时，心中的亏欠之情一定大为缓解。

　　三助左宗棠

　　郭嵩焘小左宗棠六岁，同为湘阴人。两人少年时便相识，并结为挚友。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左宗棠从柳庄迁至白水洞，而郭嵩焘则从县城迁至附近的梓木洞。不久在郭氏兄弟的劝说下，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开启幕僚生涯。不过这并非郭嵩焘所说枢纽。樊燮案是左宗棠仕途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郭嵩焘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结果，这才是枢纽所在。

左宗棠

　　樊燮案发生在左宗棠担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期间，持续近两年才画上句号。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初二，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南巡抚骆秉章联名向清廷保举樊燮为湖南署理提督。然而仅过二十余天，骆秉章就单独参劾樊燮，揭发其违规乘轿、私用士兵、剿匪不力以及贪污公款等罪状。奏中更是指出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樊燮身为总兵“不能为国宣劳，稍图尺寸之效，且恣意科敛，恬不知耻如此”。为避免得罪官文，特意强调此事是近期才发觉，官文远在湖北对此并不了解。咸丰帝自从登基以来就一直被太平天国所困扰，无法容忍军务上的玩忽职守。于是樊燮被“交部严加议处，即行开缺”。

　　这封奏折显然出自左宗棠之手，他为何要冒着得罪官文的风险参劾樊燮呢？据《梵天庐丛录》记载，一次樊燮拜访骆秉章，左宗棠作陪。樊与左言语间起了冲突，左宗棠大怒并扇了樊燮耳光。两人由此结怨，为“互揭查办”埋下种子。除了打耳光，左宗棠还用脚踹樊燮并破口大骂樊燮“王八蛋，滚出去”等。客观来讲，左宗棠虽然脾气暴躁，但殴打朝廷大员的可能性很小。就其个性而言，应该是出口伤人的概率更大。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二十八日，骆秉章又上奏，经调查樊燮各种劣迹均有实据，并且还有之前所未曾提及的“侵亏营饷重情”。咸丰帝震怒，下旨捉拿樊燮。樊燮自不甘坐以待毙，向湖广总督署和京城都察院上诉。他除了为自己辩解，还指出被参是诬告：贺炳栩担心樊燮告发他无功受禄，便与黄文琛串通到湖南巡抚处先发制人，而左宗棠正是中间人。

　　清廷面对双方互参，命钱宝青为钦差大臣，与官文一同彻查此案。樊燮反咬左宗棠引起了湘军集团的高度重视，少了左宗棠在后方的支援是非常不利的。一场以湖北巡抚胡林翼为首的拯救行动就此展开。

　　胡林翼不仅积极做好官文的工作，还把钱宝青请至曾国藩的巴河大营。曾国藩亲自迎接。初次交谈，胡、曾、钱三人聊至三更半夜，结束后曾国藩“竟夕不能成寐”。此后两天，他们又深入交流和沟通。具体交谈内容不得而知，但曾国藩此前和钱宝青在工作上并无交集，私交也未见文字记载。因此从时间点的敏感性和曾国藩的忧虑中基本可以确定此次交流与樊燮案有关。

　　除了做好钦差大臣的工作，胡林翼托人在京中造势。身为左宗棠至交的郭嵩焘自然成为首选。郭嵩焘找到同在南书房值班的潘祖荫，请他为左宗棠上疏。之所以选择潘荫祖，一来是与他关系较好，二来潘祖荫深得咸丰帝信任。他告诉潘祖荫：“左君去，湖南无与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不复可问。”于是潘祖荫奏保左宗棠，力辩其诬并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潘祖荫上奏后，主张重用汉人的肃顺又在咸丰帝跟前说情。众人的努力没有白费，官文和钱宝青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法，左宗棠最终逃过一劫。

　　其实，咸丰帝心底也未必愿意处罚左宗棠。这是因为此前郭嵩焘曾在咸丰帝面前极力褒扬左宗棠。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初三，咸丰帝召见郭嵩焘，问及左宗棠为何甘做幕僚而不出仕时，郭嵩焘答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所以不肯出”，但他与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能相离”。咸丰帝又问左宗棠才能如何，郭答“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咸丰帝很是满意，命郭嵩焘劝左宗棠“趁此时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咸丰帝是爱才之人，经郭嵩焘介绍，对左宗棠留下极佳印象。这也为左宗棠免于处罚埋下伏笔。咸丰十年（1860年），清廷下旨命左宗棠“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樊燮案至此结束。

　　郭嵩焘对自己在樊燮案中发挥的作用常引以为傲，“文正、文襄一时元勋，发端一由鄙人”。不过左宗棠却认为潘祖荫功劳最大。郭、左二人的观点都是片面的，实际上四处奔波的胡林翼才是核心人物。不过如果没有郭嵩焘在朝中斡旋，很难想象潘祖荫和肃顺会为一个幕僚出头。然而，郭嵩焘与左宗棠的结局却颇为让人遗憾。郭嵩焘就任广东巡抚后，左宗棠屡次参劾导致他卸任回乡，两人由此决裂。左宗棠去世后，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计数三四十年情事，且伤且憾之。伤者，生平交谊，于国为元勋，所关天下危；憾者，憾其专恃意气，可以为一代名臣，而自毁已甚也。”不难看出，郭嵩焘对这位曾经的挚友仍然是怨气未消。

　　结 语

　　郭嵩焘在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的重要转折点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曾国藩一生最大的转折点中，他力劝其夺情起复办理团练，并协助其创建湘军。在李鸿章最为迷惘的时刻，他助其做出正确抉择，回到曾国藩幕府。在左宗棠面临最大的危机时，他积极游说助其免遭厄运。曾、李、左是同治中兴的基石所在，郭嵩焘三助中兴元辅，可谓厥功甚伟！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