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 旗

　　辜鸿铭（1857—1928年），字汤生，是清末民初出了名的“四洋”怪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归国后入张之洞幕府任外事秘书，从事“通译”工作二十余年。后任清政府外务部员外郎、北京大学教授。

辜鸿铭

　　辜鸿铭算得上是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国人。1878年，辜鸿铭结束了在欧洲十一年的留学生活，踌躇满志地回到了家乡槟榔屿，不久即被英属马来亚总督府委派到新加坡殖民政府担任公职。昔日的懵懂少年这时已成了一个整天西装革履、短发分头油光可鉴的摩登青年。1881年，辜鸿铭机缘巧合地结识了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1845—1900年，著名语言学大师，著有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语言学专著《马氏文通》，曾留学法国，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归国后成为李鸿章幕僚，助其办理洋务）。两人相见恨晚，倾谈了三日。马建忠的满腹经纶尤其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刻见解，令辜鸿铭赞叹服膺不已。此时的辜鸿铭虽然游学欧洲十几载，肚子里的“洋墨水”不少，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却知之甚少，国学知识相当欠缺。马建忠的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极大地触动、激发了辜鸿铭的赤子之心。他设想到了，如果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积贫积弱的中国亡国灭种了，对海外的华人意味着什么。他意识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华夏儿女只有从我做起，挺身而出，才能“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使古老的中华文明重焕生机。于是，辜鸿铭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重要的人生抉择：回国！

　　很多年后，辜鸿铭还回忆说：“我在新加坡同马建忠的晤谈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正是因为他……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尽管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一二年多，我还不曾进入和不知道中国的思想和观念世界。……喜欢使自己保留一个假洋鬼子样。……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辞呈，没有等到答复，我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屿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回到老家后，辜鸿铭即开始留发结辫，并脱掉了西装、皮鞋和洋帽，改穿中式长袍马褂……总之，他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要从一个假洋鬼子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

　　由于回祖国的时机尚不成熟，辜鸿铭就先在香港居留了近三年的时间，以“补中国传统文化之课”。为此，他一边阅读西方汉学家、传教士用外文写的汉学著作与译著，曲线了解中国文化的大概；一边虚心向当地国学造诣、旧学功底深厚的人讨教，以尽快提高自己的国文水平，增加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了贫弱挨打的原因，于是开始搞旨在救亡图存、富国强军的洋务运动。除了办洋务急需懂外语的人才外，清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在涉外日常工作中也亟须延揽翻译人才，负责处理门户开放后与西方列强因为通商、传教等引起的日益增多的摩擦乃至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精通西方多国语言、能言善辩、对欧洲的政事民情又比较熟悉的辜鸿铭很快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尤其是晚清实权派大臣、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重视。而辜鸿铭之所以欣然投入张之洞的幕府，一则源于自己欲以积年所学为国效力的夙愿，一则受到了张之洞德望才名的吸引。尤其是张之洞深厚的儒学旨趣与传统文化修养，更是对辜鸿铭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1885年，二十八岁的辜鸿铭正式进入张之洞的幕府充任外事秘书，主要负责“通译”工作。诸如筹划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四局、电报电话局、卢汉铁路等洋务实体；聘请德国兵工专家来华教授制造枪炮的方法；义和团运动后，为了实现东南互保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磋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与八国联军首领瓦德西就清廷赔偿、联军退兵进行谈判；等等。辜鸿铭都参与其中，要么负责口语的翻译，要么草拟审定最终的外语文本，要么居间调处接待礼仪、工作衔接与生活安排等事宜，成了张之洞十分倚重的人才。

辜鸿铭书法作品1

　　辜鸿铭博闻强记，知识广博，通译能力很强，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1891年，俄皇储与希腊王子结伴游历中国，途经武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负责接待，辜鸿铭充当翻译。辜鸿铭敏捷的反应、纯正的口音、周到的安排、得体的解说令俄皇储一行人的游历十分顺畅舒心，以至俄皇储临别之时特意取出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鸿铭以示谢意，在上海时还逢人便说：“汉上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

　　在谈判桌上，翻译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比如在和八国联军谈判赔款这件事上，辜鸿铭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谓劳苦功高。知情者后来曾说：“庚子赔款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没有的！”《清史稿》也记载：“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一系列时评文章），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由此可见，辜鸿铭在强烈的心理皈依和种族认同下，凭借“终不可侮”的气节和杰出的“通译”才能，从法、理、情多方面或申诉或辩驳，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清廷的尊严和国家的利益。这在西方列强尽把中国视为腐朽不堪、软弱落后的低等国家而随意欺凌的当时，实在难能可贵。

辜鸿铭书法作品2

　　辜鸿铭在张之洞幕府的二十多年里，以及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在“通译”与教学工作之余，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发愤研读儒学典籍，学习中国文化，四书五经、骚赋、诗文，无所不览；二是致力于将儒学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东学西传，向西方输出中国文化。经年累月的刻苦用功，使他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比较系统和深刻的认识。同时，他发现当时有些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与阐释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对中国人“语录”式的表达方式、直观感性和意象传神的形象思维、含蓄婉转和微言大义的审美追求的体悟感受不够；在翻译时，有的误解曲解，有的死译硬译，有的断章取义，对原作句意的解释、旨趣的申发总给人以隔膜的感觉，未能阐幽发微、鞭辟入里。为此，他充分发挥自己熟谙西方语言和文化的长处，在西方汉学家既有翻译的基础上，重新将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大学》翻译成英文（前两部书他将书名译作《孔子的讲学和格言》《人生准则和宇宙秩序》），力求将儒家经典的精髓要义翻译得更切合西方文化的语境，从而向西方社会展示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真相与价值。

　　以翻译《论语》为例。原文中涉及的人物很多，对人的称呼也很复杂，姓氏名字、自称他称、谦称尊称简称等，让读者很受折腾。为此，辜鸿铭站在方便西方读者理解的角度，一是在翻译时大量省减人名及称呼，除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予以保留外，孔子的其他弟子都只译为“一个弟子”“另一个弟子”。二是经常引用西方人熟知的歌德、卡莱尔、爱默生、莎士比亚等人的话语对原文加以注释（为此，他给《论语》译本加了一个副标题为“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注解的新的特别翻译”），起到了类比而触类旁通的效果。三是将《论语》中出现的中国人物、朝代与西方类似的人物和历史时期作横向比较，降低了理解难度。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将子路比作圣·彼德，将尧比作亚伯拉罕，用“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犹如古希腊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拟，告诉西方读者中国夏朝之久远。

　　辜鸿铭不死抠文本字词而着眼于原文旨意精神阐发的翻译方法，无疑是一种创举。

　　对自己的这番良苦用心，辜鸿铭在《论语》的译序中讲得很明白：“有教养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读过我这本译著后，能导致其对中国固有的成见进行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其对中国无论是私人交往还是国际关系的态度。”在《中庸》的译序中，他又写道：“如果这本出自中国古人智慧的小书，能有助于欧美人，特别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较清晰较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以便使他们在对待中国及其人民时，能够抛弃欧洲那种‘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那么我将感到多年理解和翻译此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

　　辜鸿铭尽管对西方文化十分熟悉，但决不崇洋媚外。相反，在将中西方文化比较之后，他更加珍视、热爱和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西方人误解、糟蹋和试图毁灭中国文化的做法，辜鸿铭则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有了这个价值判断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敝帚自珍，但凡见了外国人蔑视、奚落或者调侃中国人的一些传统习俗，辜鸿铭就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以捍卫中华文化，也捍卫自己的尊严。有人说，辜鸿铭自从进入张之洞的幕府开始接触和研读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后，便从一个醉心西学的“假洋鬼子”转变成了一个固守国学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其实，尊崇中国传统文化、固守国学礼俗的思想，远在他幼年接受启蒙教育时就通过父辈们的教导和家庭的熏陶，在他的头脑里潜滋暗长，生根发芽，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潜意识了。比如，还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的清明节或父辈的祭日，他都要按照在老家槟榔屿生活时的习俗，面向东方摆好供桌、放上供品，恭敬地遥祭祖先。房东洋太太曾不解地问辜鸿铭：“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品吗？”辜鸿铭立马反问道：“你们英国人时兴在死者的墓地里摆上鲜花，那么，他们就闻到花香了吗？”房东太太哑口无言。

　　辜鸿铭坚守儒学故道，维护名教纲常，大至忠君保皇，小至留辫纳妾，都有所体现，颇有封建卫道士的味道。对观念守旧、行为古怪而西学功底深厚、机敏睿智善辩的辜鸿铭，当时的学界中人有很高的评价。比如林语堂说：“他是一个怪物但不令人讨厌，因为他是有第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见识和深度，不是我时代的人所能有的。”“他不小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他不只是忠实地翻译它，而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清华国学院创办人之一、中国比较文学开拓者吴宓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他们都对辜鸿铭致力于向西方输出中国文化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辜鸿铭生活的年代，正是西学东渐之时，也是新旧文化冲突、新旧社会转型的时期。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难免会遗存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因而被人诟病和嘲讽。对此，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看待。今天，世易时移，重新审视辜鸿铭的所作所为，我们更应该思考怎样从一个精通西学的人身上汲取固守国学的精神力量，从而更好地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