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聂春燕

　　一、现代人的精神困局

　　今天，我们似乎被卷入了一场无形的竞赛。工作追求“996”，生活被效率填满；孩子的成长被简化为分数的比拼。（根据《2024年国民心理健康报告》，18~35岁青年中，超过67%的人感到持续的无意义感，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也高达34.5%）这种无处不在的“内卷”压力，本质上是价值坐标的迷失：金钱似乎成了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尺，社交媒体营造的虚幻世界让人陷入无休止的比较。许多人越努力，反而越迷茫，最终在追逐中耗尽心力，成了成功的囚徒。

　　回望历史，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一生，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破解这种困局的古老智慧。他的一生，堪称大起大落：青年得志，21岁中进士，名动京师；中年却因“乌台诗案”锒铛入狱，几近丧命，随后开始了黄州、惠州、儋州一路南贬的坎坷历程，从政治中心跌落到当时被视为“蛮荒”的海南岛。但令人惊叹的是，正是在这最深的谷底，苏轼却绽放出最耀眼的精神光芒。他将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熔于一炉，在困境中“自我立法”，用诗意的生活和坚韧的心智，将人生的“贬谪”变成了精神的“飞升”。他的生命实践，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

　　二、苏轼的生命蝶变

　　苏轼的伟大，不在于他从未跌倒，而在于他每次跌倒后都能以更豁达、更通透的姿态站起来。他的精神蝶变，清晰地刻印在三次重大的贬谪经历中。

　　（一）黄州：从“孤鸿”到“烟雨”的觉醒

　　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像一道惊雷，瞬间将苏轼从朝廷高官右谏议大夫劈为黄州（今湖北黄冈）一个无权签办公事的团练副使。这断崖式的跌落，让他深感痛苦与孤寂。在黄州寓居定慧院时，他写下《卜算子》，将自己比作一只“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鸿——不愿随波逐流，却又承受着理想破灭的寒冷与孤独。

苏轼诗意图

　　然而，苏轼将黄州这片贬谪之地，变成了精神涅槃的道场。他在城东开垦荒地，自称东坡居士，荷锄躬耕，实践儒家“自食其力”的生存哲学。夜晚，他研读《庄子》，用道家安时处顺的智慧抚平内心的创伤。他还常常去安国寺静坐，“焚香默坐，深自省察”（苏轼《安国寺记》），借助佛家“破除执念”的方法观照内心。

　　三年的黄州岁月，最终淬炼出那首旷达千古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哪里仅仅是写雨中的从容？这分明是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宣言！当一个人不再被外界的风雨（象征人生的挫折、世俗的评价）所定义，而是在内心建立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秩序时，困境本身就成了磨砺灵魂的试金石。那场“穿林打叶”的风雨，最终被他转化为“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然心境。

　　（二）惠州：天涯倦客的诗意栖居

　　绍圣元年（1094年），年近花甲的苏轼再次被贬，目的地是更加遥远的岭南惠州。此时的他，已饱尝丧妻、丧父、丧子之痛，身心俱疲。然而，在南国特有的风物中，他却找到了新的乐趣。面对“卢橘杨梅次第新”的美景，他俏皮地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硬是把流放之地变成了诗意的家园。这份苦中作乐的豁达，源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在给皇帝的《惠州谢表》中，他自嘲“性资褊浅，学术荒唐”，以此消解对功名的执念，转而沉醉于酿酒（他自酿“罗浮春”）、品茶（如“月兔茶”）、筑屋（建“白鹤居”）。在这些看似无用的生活情趣中，重新发现了生活本身的滋味。

　　更可贵的是，他将儒家的仁爱精神，从庙堂之高带到了江湖之远。在惠州，他积极推广“水碓”“秧马”等新式农具，减轻百姓耕作辛劳；主持修建苏堤，改善当地交通；即使是为逝去的爱妾王朝云撰写墓志铭，也嘱咐将其葬于丰湖之上，建亭纪念，将对个人的深情升华为对生命的普遍尊重。这种在人间烟火中实现精神超越的境界，正如哲学家冯友兰所总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真正的超越不在虚无缥缈处，恰恰就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

　　（三）儋州：文明边缘的精神圆融

　　绍圣四年（1097年），已过耳顺之年的苏轼被贬至宋代流放的最远之地——儋州（今海南岛）。这里条件极其艰苦，饮食不具，药石无有，连当地人都感叹“东坡不幸，吾辈有幸”（《儋州志》）。然而，苏轼却在《自题金山画像》中，以一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对世俗的成败观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当世人以高官厚禄论英雄时，他却将三次贬谪视为生命最珍贵的勋章，以精神的成长作为人生的坐标。在告别海南时，他写下“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超越了地域身份的束缚，将自己视为天地间自由的行人。

　　在儋州，他实践道家的“万物平等”思想，与当地黎族百姓共饮竹筒酒，学唱“夷歌”，打破了中原与“蛮夷”的隔阂。他开设载酒堂，讲授儒家经典，培养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在“蛮荒之地”播撒文明的种子。面对“垂老投荒”的绝境，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豪迈宣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九死一生的流放，在他眼中竟成了一场冠绝平生的奇绝探险。这种“无论身处何境，都能悠然自得”的境界，达到了中国文人精神的巅峰——在存在的深渊里，开凿出汩汩流淌的意义清泉。

　　三、苏轼的智慧：破解现代“内卷”的三把钥匙

　　苏轼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但他却在风雨飘摇中建立了一座坚固的精神家园。他的智慧，对于深陷现代“内卷”泥潭的我们，犹如三把宝贵的钥匙。

　　（一）价值多元——不做“标准件”

　　现代社会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把“成功”定义得过于单一和功利（如同现代思想家所揭示的，社会往往把人塑造成“标准化的个体”）。苏轼的伟大启示在于，他用丰富多彩的人生实践打破了这种垄断。在黄州，他是“自笑平生为口忙”的农夫（《初到黄州》）；在惠州，他是“报道先生春睡美”的闲适诗人（《纵笔》）；在儋州，他是“天涯海角弄璋人”的启蒙导师（《赠孙莘老七绝》）。他乐于“与樵渔杂处”，甚至“为醉人所推骂”，反而欣喜于“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剥去社会赋予的层层身份外壳，他回归到了作为一个人的本身存在。

苏轼《黄州寒食帖》局部

　　现代心理学也发现，当一个人能在自主（如种地）、胜任（如写诗）、归属（如授徒）这些不同领域找到价值和连接感，就能有效缓解单一目标带来的焦虑。苏轼用一生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不该由社会的“打分系统”来定义，而应在多元的生活实践中自己去赋予意义。人生的真意，往往就在那些看似无用的投入和热爱中悄然显现。

　　（二）心境转换——与困境“共舞”

　　苏轼的豁达，绝非天生的乐天派，而是历经磨难后淬炼出的认知升级。他在不朽的《赤壁赋》中，安排了一场精彩的主客问答。那位感慨“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客”，代表着芸芸众生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焦虑。而作为“主”的苏轼，则以“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来回应，借助道家“万物齐一”、佛家“万法皆空”的智慧，跳脱出个体的局限，获得了对宇宙和生命的超越性认知。这种内心的自我对话与和解，与现代心理治疗中通过改变思维模式来重塑感受的方法（认知行为疗法CBT）不谋而合。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将“祸福相依”（道家）、“烦恼即智慧”（佛家）的深邃哲理，化作了实实在在的生活艺术。在黄州物资匮乏时，他研究出煨煮猪脊骨的方法，发明了美味的东坡肉，还幽默地写下《猪肉颂》：“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在儋州发现生蚝鲜美无比，他写信给儿子调侃道：“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食蚝》）这种将困苦转化为生活情趣甚至资源的能力，正是对存在主义哲学“世界虽荒诞，但人可自由选择赋予其意义”的生动东方诠释。

　　（三）向内求索——心安即是家

　　纵观苏轼一生，其精神境界呈现出清晰的升华轨迹：青年时豪情万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儒家进取精神的写照；中年历经宦海沉浮，发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的感慨，在道、佛思想中寻求慰藉；晚年则抵达了“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的澄明境界，实现了儒释道三家的圆融统一。这分别对应了：儒家正视命运的局限（“知命”）、道家顺应自然的规律（“安命”）、佛家超越二元对立（“无命”）的智慧层次。

　　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常常被制造出“永远不够”的匮乏感，陷入拥有越多、越感空虚的怪圈。苏轼的“向内求”提供了破解之道。他曾记述一次乘船过险滩的经历，“篙声石声荦然，四顾皆涛濑，士无人色”，而他自己却“作字不少衰”（《书舟中作字》）。原因何在？“吾更变亦多矣”，历经沧桑变幻，内心早已修炼出一根不为外境所撼动的定海神针。这种强大的定力，源于他深谙“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送参寥师》）的道理——唯有清空对外在得失的执着，才能倾听到生命深处最本真的声音，找到此心安处。

　　四、寻找自己的心安之处

　　当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重新阅读苏轼，他的生命范式依然熠熠生辉。他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应对人生困境的深邃智慧：儒家的担当，让他在逆境中依然心系苍生；道家的超脱，让他在功名利禄的围城中守护精神的自由；佛家的空观，让他在生命的有限性中照见永恒的光辉。这些并非让我们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启示我们在现代语境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真正的破局之道，不在于逃离内卷的赛场，而在于像苏轼那样，重新定义“比赛”的规则。当我们学会将人生的风雨视为磨砺的道场，将压力化作精神的磨刀石，我们就能在时代的洪流中，锚定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正如思想家海德格尔阐释诗人荷尔德林时所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这“还乡”，不是回到地理或历史的原点，而是在当下，在内心，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此心安处。

　　苏轼的人生，正是这场永恒精神“还乡”路上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他用千年前的诗意、旷达与坚韧，照亮了现代人寻找生命坐标的漫漫长路。当我们感到迷茫、焦虑、被“卷”得喘不过气时，不妨问问自己：我的“黄州”“惠州”“儋州”在哪里？我又能否像东坡先生那样，在破碎中建构意义，在困境中“自我立法”，最终抵达那方“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自在天地？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