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石常喜

历代无数清廉官吏都把“克己奉公、节俭清贫”作为毕生恪守的准则。晚清祁寯藻正是这样一位官员，他不仅在文学艺术、农学思想方面成就显著，而且在为官之道上也堪称楷模。后人评之曰“伟烈丰功满天下，相府惟留一草庐”。

祁寯藻的家学背景

　　祁寯藻（1793—1866年），山西寿阳平舒村人。字叔颖，又字淳甫，后因避讳皇帝御名改字实甫，自号春甫，世称春甫先生。为官四十余载，历仕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官至首席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一生为三代皇帝授业解惑，世称“三代帝师”。其父祁韵士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历任武英殿纂修《四库全书》分校官、国史馆纂修官、国史官提调兼总纂官、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宝泉局监督等职务。早年在父辈的影响下，祁寯藻开始诗文书法学习，逐渐养成“嗜学”的读书精神，为其后来入仕考试奠定了基础。

祁寯藻《行书花庵记轴》

　　《祁文端公神道碑铭并序》记载：“（祁寯藻）公幼而岐嶷，性至孝，年二十，父（祁韵士）以事系刑部狱，公随侍读书不少辍，并赋《春草》诗以见志。越岁，事白，遣戍伊犁。公请从行，不许，乃奉母返里，益笃苦于学。”可知，祁寯藻自幼聪慧，孝顺长辈。嘉庆九年（1804年），祁韵士因宝泉局亏铜案被陷入狱，此时年仅十二岁的祁寯藻在狱中随父侍读。次年祁韵士被谪戍伊犁，祁寯藻请求随行未被准许。同年五月，祁寯藻同兄弟姊妹众人在母亲刘氏的带领下，从北京返回山西寿阳老家，受业于当地名师张观藜，从此饱读诗书，笃行不怠。嘉庆十六年（1811年），陕甘总督那彦成邀请祁韵士主讲兰山书院，祁寯藻随行抵兰山，在此期间阅读兰山书院大量藏书，诸如《史记》《汉书》等。

　　在祁寯藻的成长之路上，其父祁韵士以及总督那彦成给予他极大的帮助。他们不仅在学术上使祁寯藻逐渐羽翼丰满，还为他将来步入仕途总结了许多宝贵的为官经验。

　　作为“四朝文臣、寿阳相国”，祁寯藻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如罗小丽《“三代帝师”祁寯藻》一文所言：“祁寯藻为官时，清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国难重重，民不聊生，不少官吏趁机大肆贪掠，人民苦不堪言。在这样的环境中祁寯藻却仍能做到清洁自廉，出淤泥而不染，这和祁氏良好的家风及其父母‘但立直标、终无曲影’的严格教育是分不开的。”家学的熏陶，不仅在于文化知识的学习，更在于品德修养和为官之道的塑造。

朴素无华的息园

　　《息园日记》是祁寯藻返乡之后所撰写的日常札记，时间跨度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初六至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九日，共计161天。该日记主要记述了祁寯藻日常生活起居之事、致仕后的交游情况、家乡的风土人情、农业种植以及家族产业等。同时，其中也不乏有关朝廷政事言辞，尽管祁氏已告病还乡，但始终心系国家。　

　　息园是祁寯藻退休之后寓居的地方，在京城与寿阳各有一处。《息园日记》记载：

八月初六日，自方山还息园。息园者，余致仕留京，寓宣武城南下斜街四眼井宅，南小园之名也。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余以久病未愈，再疏请开缺。蒙恩以大学士致仕，有“息心静养、优眷耆臣”之谕，因自号息翁，轩曰静养，并以名园，用志恩眷。

　　可知京城息园位于宣武城南下斜街四眼井宅。咸丰四年（1854年），祁寯藻因长期患病未见好转，请辞应允。致仕之后，但他并未返回祖籍地山西，而是在京休养，并继续担任朝廷顾问职务。因其号息翁，寓居之所便以“息园”名之。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清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阻击英法侵略军的战斗中失利，鉴于当时局势的严峻性，咸丰帝等人被迫离开京城，避难于热河。同年十月，英法侵略军攻占北京，并发动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文化浩劫——火烧圆明园。此前，在这一年八月，祁寯藻曾向朝廷呈递奏折，分析时局并恳请咸丰帝深谋远虑，同时考虑他请求回乡的意愿。《谷曼谷九亭后集》记载：

咸丰十年八月八日，圣驾巡幸木兰，寯藻以衰病余生，不能为国宣力防守，又不敢与闻时议，自揣留京亦无裨益，乃于月杪扶病还乡，而区区犬马私诚终难缄默，因附晋摺报，具疏再陈时势，并申明回籍恳辞，赏俸养蒙鉴允，感涕难名，从此伏处山中，长为草莽之臣矣。

　　祁寯藻归乡后，在寿阳着手修葺了“息园”，但与京城的“息园”相比，这里显得朴素无华，仅由几间简朴的房屋构成。而且，根据祁寯藻《息园日记》中自述可知，其寿阳老家房屋极其简陋朴素，并且常年失修。“谒家祠，遂至小园。夏间去时，凿坯未就，归来，长儿已为料理。轩窗粉垩，字画在壁。虽土屋三间，短垣数尺，而果树杂蔬，花竹相暎，近依松垄，远借青山，四无人声，颇可养静，仍以‘息园’名之。”显而易见，寿阳的“息园”在建筑规模上仅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农院，也就是三间茅草屋。如此简朴的居住环境恰恰与他清廉的品行相得益彰，他返乡后的生活非常朴素。

以民为本的政治情怀

　　首先，《息园日记》中对祁寯藻晚年退休生活的相关描述，充分展现了儒家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爱民为民思想，也是他对廉政思想的实践与阐释。《息园日记》记载：

向例每岁十月朔，颁来岁时宪书。明年为祺祥元年，感恩述哀，恭纪以诗云：颁朔一阳复，建元天下春。那知七旬叟，已作五朝人。涕泣闻遗诏，艰危念庶民。天开周祚远，世睹汉仪新。泺水回龙驭，燕云护凤宸。

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驾崩。“九月二十三日，梓宫（即皇帝灵柩）自热河恭奉还京”。祁寯藻听闻此消息后，感慨万千，便在日记中写下“涕泣闻遗诏，艰危念庶民”之句。那么，为何会有“艰危念庶民”的感慨呢？这是因为祁寯藻在国家动荡之际，仍旧牵挂着天下黎民百姓之安危。即便此时祁寯藻已经远离朝政，但其“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已深植于心。祁寯藻的《打粥妇》载：“长椿寺前打粥妇，儿生六月娘十九。官家施粥但计口，有口不论年长幼。儿食娘乳娘食粥，一日两盂免枵腹。朝风餐，夕露宿；儿在双，儿亡独。儿病断乳娘泪续。儿且勿死，为娘今日趁一粥，掩怀拭泪不敢哭。”这是对祁寯藻爱民情怀的深刻反映。

　　其次，祁寯藻“尚贤”的政治情怀在其《息园日记》中有明确记载：

蓝公讳尚质，陕西肤施人，明万历中知县事，教民纺织，三年而成俗，至今赖之。顺治间，邑人张所赋记其事，寯藻因为《蓝公教织歌》。于是乡人感公遗爱，勼资建祠，中奉牌位，东西镌张记并余诗，其政绩备于记诗中。

　　众所周知，“尚贤”是中国廉政思想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初三，祁寯藻拜谒“蓝公祠”，并主张修建祠堂以纪念蓝公。这不仅是为表达他对先贤的敬仰与尊重，更是在教导后人要缅怀和宣扬先贤事迹。与此同时，他还身体力行，为官期间提拔并重用了许多贤能之士，切实践行了“尚贤”的理念。

　　最后，关于“勤政”，《息园日记》记载：

伏念一庸愚，受三朝知遇之恩，毫无报称，乃于咸丰四年，因病蒙恩以大学士致仕，及今已逾七年。自去秋八月还里后，头晕耳鸣，步履蹇滞，衰状愈甚。既荷先皇恩礼，俾令始终，复邀新政宽容，特予启用。温纶奖励，感激涕零，即应就道。惟因久病严寒脾泄，昏晕中未能一时启行。谨拟谢折，陈明现在病状。俟开春精力略可支持即当遵旨北上。先遣世长赴京陈逓，并将撰拟折件一并赍递。

　　此记写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廿四日，记述了祁寯藻自咸丰四年（1854年）辞官归隐，至此时已逾七年。如今，朝廷谕旨召其听候简用，对此他深感荣幸。但因自身病情所困，不能即刻赴京履职，并表明态度：病情转好，即当遵旨北上。“撰拟折件”指的是祁寯藻所撰写的《条陈时务》奏折，即便在休养期间，他依然在关注国计民生，主动上疏表达自己的见解。

忠诚、清廉、正直的为官理念

　　古代官员的为官理念大致包含三个核心方面：一是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二是清廉施政，治世安民；三是敬以处事自律正己。祁寯藻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怀揣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在其长达四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坚守清廉、谨慎、勤政的为官原则。

　　《息园日记》记载：

谕佶侄、长儿在京择交最要，凡事收敛，勿招物议。

　　此记写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十二日，祁寯藻在此告诫家人，为官应恪尽本分、行为检点，不得收受他人财物。

　　《息园日记》还记载：

郭南浦送银三百不敢收，其图帖、纟由子可收。请先生为我宛委答一信，送稿来速复，言其缺苦，情谊如此，益觉不安，另纸所言，只好付之不论。以便将银付还来人也。六弟处银似亦勿收为妥。

　　此记为一则书信，从其文字内容可以明确看出，这是祁寯藻拒绝贿赂的回复，而收信的一方正是他的六弟。祁寯藻不仅自律正己，更注重对家人的教育管理。

　　祁寯藻的忠诚、清廉、正直，也体现在他的禁烟思想上。道光年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及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的泛滥已严重破坏了清廷的统治。面对这一问题，清廷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严禁”与“弛禁”两种对立的观点。产生了以邓廷桢、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和以穆彰阿、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在禁烟问题上，祁寯藻坚决支持严禁，并且积极参与了随后的禁烟运动。道光十八年（1838年），时任江苏学政的祁寯藻撰写了《新乐府三章》，刊示各处。通过诗歌形式传达他的禁烟理念，深刻揭示鸦片的危害，并劝诫民众珍爱生命，杜绝吸食鸦片，旨在教育和唤醒民众。

祁寯藻《行楷忠厚和平七言联》

　　正如冀满红《祁寯藻与鸦片战争》一文所言：“在具体的实践中，祁寯藻在奉命视察闽浙期间，从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备战，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建议并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这充分肯定了祁寯藻在禁烟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治世安民的为官理念。

　　祁寯藻作为当朝宰辅，官至一品大员，理应在其家乡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相府，以彰显封建官僚的荣耀。然而，祁寯藻并未如此，现实是他在致仕返乡之际，因家中老屋年久失修，不得不暂借方山寺院栖身而等修缮老屋完毕，老屋规模格局与普通农宅也并无差异。

　　《息园日记》蕴含着克勤克慎、清正简朴、忠清亮直的廉政精神。祁寯藻始终以清廉、谨慎、勤政作为自己终身奉行的为官准则，亦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