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冉思尧

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史，亦可称是一部水利建设史。从国人耳熟能详的郑国渠、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红旗渠，到举世闻名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水利事业对社会发展起着重大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一笔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陕甘宁边区的杨桥畔水利工程亦是这样一个范例。较之西北地区同时期的水利建设，虽然它在工程规模、建造技术等方面略逊一筹，但在推动边区农业经济发展、探索边区水利建设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重温陕甘宁边区水利建设，对于认识党在延安时期的领导力与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边区水利事业的第一个首先成功者”

　　1943年3月，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七大代表郭子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对边区水利问题的看法。他指出，边区处于西北大陆气候和山岳地带，地广人稀，农业生产又沿用着原始的技术和工具，每年的粮食产量几乎全由降雨量决定，因而这个地方“靠天吃饭”是格外危险的，必须重视水利兴办。

　　郭子化对该问题的关注有深刻的大生产运动历史背景，其实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田水利建设。1927年，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便将农村修道路、塘坝列入农民运动的14件大事之一。1934年他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报告中更是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重要经济建设思想，而同年中央土地部发布的中字第一号训令便是《为发展水利》。尽管中央苏区的经济非常困难，但水利建设事业仍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34年9月，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分别修复水利工程3677座、2366座、4105座，江西省、粤赣省还另新建水利工程122座和20座。（高峻《新中国治水事业的起步（1949~1957）》）

1943年《解放日报》对张仲成事迹的报道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次年便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开发水利工程。1938年1月，边区建设厅颁布第一号训令，将发展水利列入应立即加紧进行的具体工作之一。该年9月，《陕甘宁边区建设厅秋收动员训令》又提出，地方政府应集中目标，有计划地利用秋收前后的农闲时间，发动群众合伙兴修水地。1939年，“兴修水利”更是被写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鉴于陕北特殊的地理自然条件，利用雨季引洪淤田一直是当地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民间素有“水漫碱（地）括金板”之说。修水地而非苏区时期的修塘坝成为边区水利工程建设的中心。边区在1939年给各县下达修水地任务共1830亩，1940年提高到20000亩。靖边县的杨桥畔水利工程便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脱颖而出的。

　　据《靖边县志》记载，靖边县有较大河流6条，大小水支沟648条，湖泊23个，地表水年径流量为2.43亿立方米，地下水净储量达39.7亿立方米，是水资源较丰富的县。但靖边在民国以前鲜有水利建设，“沟底水长流，梁上水如油”是当地的真实写照。杨桥畔位于靖边县东北和横山县的交界处，这里南高北低，横卧着三十几里不能耕种的漫平沙滩地，长城横贯其间，芦河从西北边流过。河水上游十里许有一红石峡，便于修水坝。1916年，杨桥畔三四户人家和来自横山县的几户富绅集股在芦河上用木桩、柴草筑坝，历时4年新修水地三四百亩，标志着杨桥畔水利建设的肇始。（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靖边县志》）

　　早期的柴草土坝仅高2尺余，很不坚固，常被暴涨的洪水冲毁。1929年陕西大旱，村民四下逃荒，更无力修补此坝。后靖边籍陕西省议员樊幼樵从华洋赈济会弄得一笔3000元的贷款，在县长的支持下用以工代赈的办法重修水坝。村民拆用县城境内的长城楼砖，将早先的柴草坝改建为3丈余高、5丈余长、上窄下宽的梯形砖坝，并沿河开挖5里长的水渠，灌溉下游农田。1935年6月，刘志丹率红军攻下靖边县政府所在地镇靖城，县城境内基本解放。地主豪绅被打倒，土地被重新分配，水地一度扩修了300多亩。但受战火影响，苏维埃政府无暇他顾，杨桥畔的水地日见缩小。及至边区政府号召发起大生产运动的1939年，杨桥畔水地面积已不足500亩。

　　为加强对杨桥畔水利工程的领导，边区政府专门吸收当地5位村民成立水利委员会，当年便动员增修100亩水地。1941年政府又拨款5000元补修石坝，还将2尺深、3尺宽的水渠拓到5尺宽、7尺深，水地也修至1500亩以上。1942年，边府建设厅为了更大力度地发展水利，在靖边设立专事本县水利的建设局，拟以杨桥畔水利为中心，领导全县的水利修筑。该年新修水地增至2500多亩。

　　石坝和水渠的修缮提高了灌溉能力和水漫地的肥力，大大提升了粮食产量。据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在1944年的调查显示：杨桥畔的水地一年可套种麦子、黑豆、萝卜三种（肥力不够的水漫地不能套种）农作物；种麦每亩可收1石，秋底还可收黑豆三四斗，萝卜10多袋（约八九百斤）；每亩以收细粮1石计，杨桥畔水地共可增收细粮10080石（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丰饶的收获也为靖边吸引来了更多的人口。据1941年《解放日报》报道，杨桥畔的住户在1939年不过三四十户，次年便增至50余户，截至报道时，已超70户人家。（仲文《沙漠成为肥田——记靖边杨桥畔的水利》）1945年，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的鲁直在《解放日报》发表《靖边杨桥畔水利调查》，系统梳理了杨桥畔的水利历史，赞其为“边区水利事业的第一个首先成功者”。靖边县也成为陕甘宁边区水利建设的模范县。

二、“人要拿住水，就可做很大的事情”

　　杨桥畔水利工程为靖边县挣得如此殊荣，与一个人的功劳分不开。他就是水利劳动英雄张仲成。张仲成又名张仲诚，原籍横山苍术圪崂（现名张家坬村）人。1928年陕北大旱，他带着一家五口逃荒，辗转到靖边浮山的阎路坑住了下来。浮山缺水，张仲成凭借石匠手艺掏出一口水井，靠这水在山上开种四五垧山地过活。谁承想饥馑之年多鼠害，山上的庄稼临秋收时几乎被老鼠啃光，一家人的生计又陷入困境。恰逢杨桥畔传来要雇人挖萝卜的消息，于是张仲成前往揽工。时值村里瘟疫肆虐，接连病死40多人，人心惶惶。但杨桥畔的庄稼长势好，萝卜有胳膊粗，满满一地。张仲成真心爱这土地，决心搬到此地过活。

修筑杨桥畔水利工程时的场景——“引水拉沙，淤土造地”

　　于是张仲成在杨桥畔当临时工，给人种了两年庄稼。盛家掌柜看穿了张的心事，提出拿杨桥畔的36亩沙梁地换张仲成在浮山买下的30垧（150亩）山地。盛家主动换地实为少出捐税，张仲成则觉得山地大部分不能耕种，又迫切想搬到杨桥畔，双方一拍即合。得知此事的张仲成妻子从浮山赶来劝阻，张不为所动。妻子一气之下带着儿女回了横山老家。她在横山嫁女儿得了90块现洋的彩礼，靠这份彩礼和儿子相依为命。

　　张仲成起初有些泄气，冬天靠给村邻洗磨、砍碾挣点米钱。待第二年清明冰消河开，张仲成就开始修水地。他做了3个大木槽，引水口放1个，另外两个则放在接沙的地方。河里的水由于坝堤拦聚，水位变高，顺着水槽出来的水流冲击力变大，很容易将沙梁冲塌下来。他再用铁锨不停地搅拌，让混着泥沙的水流到地势低洼的地方。这也就是他后来总结的修地技巧：引水拉沙，淤土造地。第一年他修成4亩地，第二年增加到8亩，直到第4年，36亩水地都修成了。他后来兴奋地向《解放日报》记者说：“是真金的地！”（1944年《解放日报》第二版新闻报道《水利英雄张仲成》）水地一年能种两茬庄稼，春上是麦子套种萝卜，芒种前再插黑豆。每亩能收麦子5斗（好的能收七八斗）、黑豆3斗、萝卜十几袋。张仲成修地丰收的消息很快传到横山，妻子也带着儿子回来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政府鼓励生产，张仲成干劲儿更足。他修了砖窑，给儿子娶了媳妇，房前屋后又栽了几百棵柳树。鉴于张仲成在治沙造田上的模范带头作用，1938年靖边县将其推选为劳动英雄，奖励两元法币，并颁发了奖状。

　　1941年，连遭三年大旱的靖边百业萧条，县委书记惠中权一面向边区政府申报赈济，一面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鉴于靖边县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的现状，惠中权决定将改造农田、发展水利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突破口。扩修杨桥畔水地再次被提上日程。杨桥畔的百姓纷纷推举张仲成：“如果有十个老张，沙梁早打平了！”同年7月到9月，张仲成带领村民引水拉沙，平了两丈多高、几垧宽的一道大沙梁。10月，张仲成向县政府提交了进一步开发杨桥畔、兴修水利的提案。第二年，惠中权综合张仲成和当地群众的意见，提出重开新壕、发展水地的设想。新壕预计全长约12里，中间要穿过一道四里长、五六丈高的大沙梁，另需修石壕约120步。这一工程若能顺利竣工，预计可增修水地2万多亩，但造价预算高达60万元（边币），拟承包该工程的赵占福则称至少需要120万元。事实上1942年边区建设厅拨款总额才21万元。于是惠中权找到张仲成，征询他包揽该工程的意向。张仲成一口应承下来，并称只需5.5万元。周围的人惊愕不已，认为张老汉信口开河。但张仲成告诉惠中权：“要拿住水。水滴石穿，力量无穷，但是赛不过人力。人要拿住水，就可以做很大的事情。”（《水利英雄张仲成》）

　　张仲成带着群众，先用人力除去沙梁1丈多厚的土层，再捣碎4尺厚的石层，引河水将大约25400立方尺的石块推到河里，修成200步的石壕。还有一处关键工程沙壕（约1000步）的修建，他也是利用水力，推掉了24万方土，建成600步长、40步宽、10步深的新壕。若以正常的4个工修1方土来计量，该工程需耗费96万个工。但张仲成使用引水拉沙的新法子，仅费9600个工就完成了。张仲成带领的水利修建方法新、效率高，1个人工超过了280个人的力量，这是他的新创造。（1943年《解放日报》第二版新闻报道《靖边石工张仲成受奖为水利劳动英雄 以五万五千元修成六十万的工程》）

　　1943年3月，靖边县政府在杨桥畔举行5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表彰了张仲成在杨桥畔水利工程上的贡献，授予其“水利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5月，《解放日报》以《靖边石工张仲成受奖为水利劳动英雄 以五万五千元修成六十万的工程》为题对其事迹作了长篇报道。9月，全县人民在水坝立下纪念其功绩的“民生坝”石碑。12月，张仲成受邀参加三边劳动英雄大会，获评特等奖，另获颁“有功水利”的牌匾一块。1944年底，张仲成受邀参加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大会，再获特等奖，奖金8万元。《解放日报》又一次专文报道张仲成的事迹，并留下了生动的历史剪影：“他这次参加边区群英会，每逢开大会都坐到主席台上。眼睛常是笑嘻嘻地眯着，披着一件老羊皮袄。问起他的年纪，今年满五十八岁了。”（《水利英雄张仲成》）

三、“兴修有效的水利”

　　靖边县以水利建设为突破口发展农业生产，为边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1942年底至1943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作为生产典型在会上发言。他还获颁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奖状，并在1943年1月的《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靖边的水利事业》。毛泽东在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时，点名表扬靖边同志认真努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以靖边水利建设成绩为论据，指出在真正有利的条件下，边区可开发若干水利事业。

1942年张仲成承包修建的水渠

　　这也意味着，边区的水利发展史，以20世纪40年代初的杨桥畔水利工程为分水岭，可划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8年1月至1942年12月。这一时期为边区水利建设初创期，边区建设厅在1938年颁布的训令促动了水利事业的兴起。1938年全边区新修水地1600亩，1939年这一数据猛增至5493亩，1940年和1941年有所回落，分别新修水地3317亩、2974亩，1942年又增至6733亩。有意思的是，边区较大的水利工程多集中在第一阶段。如前文已述的杨桥畔水利工程，1939年8月开工、次年4月竣工的裴庄渠，1942年6月动工、耗时近一年的子长渠，等等。在诸多水利工程中，杨桥畔的灌溉能力最强。该工程在1943年夏暂告一段落，可灌溉10000多亩地，而裴庄渠和子长渠可灌溉面积则分别约为1400亩、800亩。

　　第二阶段为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该时期是边区水利建设的迅猛发展期，毛泽东在1942年边区高干会上强调的“兴修有效的水利”，推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党和群众因地制宜，创造地兴修了多种形式的水利工程。除了杨桥畔水利建设中总结的依靠坝壕工程修水漫地，另有利用坝棱工程修埝地，以及打井或拦河蓄水进行流水灌溉。与之相对应的，含蓄水源、防止水土流失的植树造林运动也开始推行。这个阶段水利工程成效显著，边区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估算，若将1940年全边区的灌溉面积设定为参数值100，1941年该数值升至109，1942年增至117，1943年则激增至174.5。灌溉面积的扩大促进了边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以战略物资棉花为例，其作为典型的用水量较大的经济作物，在陕北的种植一度并不普及。边区军民所需的布匹、棉花等日用品主要依赖国统区。这也为日后因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致使边区在1941年前后发生严重的经济与财政困难埋下隐患。增修水地、扩大灌溉面积，则大大改善了这一困境。1941年边区棉花产量为50.8万斤，1942年便激增至140.3万斤，1943年棉花产量再涨至209.7万斤，待至1944年边区棉花产量高达304.5万斤，彻底实现自给自足（“两个阶段”所引数据均出自《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杨桥畔水利工程为代表的陕甘宁边区水利建设，是一部镌刻在黄土地上的红色史诗。它不仅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存智慧，彰扬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观精神，也昭示着改天换地的革命伟力与决心。

[本文刊发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