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敦兵

明代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被卷入一场政治劫难，蒙受了诏狱之罪与廷杖之辱。两年后，被贬到西南绝域——贵州龙场。这场看似是士大夫政治生命终结的政治放逐，却意外地成就了明代思想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精神突围。

　　在这里，他再经物质匮乏之煎熬、精神孤寂之淬炼、生死境界之叩问，以身心为熔炉，在苦难中超越，经罹患而证道，打破了宋明儒学沿袭百年的认知桎梏，实现了心学的突破。

　　重读他龙场悟道前后的相关传奇记述与他自己的诗文心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五百年前那次精神震颤与思想冲击。　　

一、从中心到边缘：生存绝境中的龙蛇之变

　　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被谪戍到贵州龙场，由六部主事直降为僻乡驿丞，仿佛从九重丹墀垂直坠落到瘴疠绝域。

　　王阳明的贬谪轨迹，堪称解读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密码的典型范本。根据《明史·王守仁传》的记载，我们极容易得出王阳明被贬谪乃源于忤逆权宦刘瑾的结论。然而《王阳明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明确记载：当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以谏忤旨，逮系诏狱”之际，王阳明再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抗言救之，因而获罪。可见他真正触怒的乃是“初政”的明武宗，而非所谓“窃柄”的“奄瑾”。束景南通过辨析“次上疏”的史实，力证王阳明并非因“奏劾刘瑾”下狱，此论颇具洞见。这场政治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身陷诏狱，被逐出帝国权力中枢，从“庙堂之高”的京师抛到“江湖之远”的边远地区，现在要直面生死存亡的终极考问了。

王阳明画像

　　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并未陷入韩愈“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沉郁悲鸣，也未陷入阮籍式的“穷途之哭”，而是寓劝慰于歌哭，在“达观随寓”的生命观照中融入诗歌疗愈。《泛海》诗自言“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说明他在反刍人生语料、舔舐政治伤口的同时，已经完成了生命的旷达历练与精神的自我救赎，以自己罹患中的觉解重构了士人的精神家园。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蕴成的艺术疗愈资源（关于中国诗歌的艺术疗愈，可参见拙文《超越孤独——宋诗〈约客〉的艺术疗愈》，载《文史天地》2025年第5期）。

　　在“瘴厉（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这样的物理空间与心理境遇下，亲睹同为“中土之产”的无名吏目主仆三人的死亡现场，王阳明兔死狐悲。“无穷之怆”之余，他将“去父母乡国”却客死的个别情景，共情为普遍的生存绝境。他的《瘗旅文》表示：即使死于兹土，也要魂飞乐境，与三人遨游嬉乐。通过与无名吏目亡灵的通感，王阳明实现了对个体生命的超越性观照，展示了一种“同体大悲”的悲悯情怀。

　　如众周知，王阳明虽身处僻地，旬月后即能“安而乐之”。王阳明于此构筑君子亭，环植以竹，亭以竹名，正撷取了竹之德、操、时、容四个方面所展现的君子之道。尤其是竹之“应蛰而出，遇伏而隐，雨雪晦明，无所不宜”，正体现了君子处时应变的人生智慧。这种精神超越的根基，源于对中国古典生存智慧的深刻体悟。王阳明于狱中读《易》，曾“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王阳明的龙场谪居意象，与《周易·系辞》以“蛰”“存身”的龙蛇相应。

　　王阳明一生中仿佛都有一条“龙脉”在闪现。不仅贬谪龙场如龙之蛰伏，有“龙”示相，“龙”意象还似乎贯穿了王阳明一生的生命节点与文化记忆。从状元父亲王华因早年读书龙泉山得称“龙山公”的家族渊源，到青年王阳明结社龙泉山寺的文人雅集；从触逆“龙鳞”招致政治放逐，到中年王阳明在龙场驿绝境中的悟道新生，以及龙冈书院的诗情与教化，如撰教条指示龙场诸生、坐镇龙场一言定乱，等等，均有意向性关联。

　　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在这个“龙潜于渊”的谪戍之地，王阳明不仅构筑起龙冈书院及何陋轩、君子亭、寅宾堂、玩易窝等文化空间意味的“龙冈新构”，作为居住、游憩、行教之所，自己还“龙吟”了诸多诗篇，而且还重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八字教条，谆谆教诲龙场诸生。

　　这样说来，当我们将“龙山公”的家族记忆、“龙泉山”的文脉赓续与“龙场驿”的谪戍空间并置合观时，这条贯穿始终的龙形轨迹，已然超越了单纯的地理绵延形象，更升华为士大夫精神在困厄中淬炼重生的隐喻性叙事。

　　中国古典“忧患意识”及“潜龙待飞”等思想资源聚合在龙场时期的王阳明身上时，便化作生存智慧与思想酵母。一场思想史上的聚变效应，已经不可避免。　　

二、绝地证道：生死焦虑中的精神突围

　　曾经，身历宦海浮沉、高明诚笃的王阳明，早已超脱官场的得失荣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而今，再经百死千难的熔炼、生死关头的考验，性命之道终能勘破。

　　死亡焦虑的消弭，恰是心体澄明的开端。龙场三昧，在于绝地突围。

　　在瘴疠弥漫的南荒绝域，王阳明仍自云“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澹泊生道真，旷达匪荒宴”（《诸生来》）。在东洞这方“阳明小洞天”，可得“石穴多冬暄”，且可如“龙蛰身乃存”。那里似已有潜龙待飞的气象。王阳明于此开凿了玩易窝，读《易》其中，因“沛兮其若决，瞭兮其若彻”有得，故能“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王阳明以《五经臆说》重释《恒》卦，以为其中有卓然不可易之体，士人当如圣人那样贞固如一，“体常尽变”才能常久而不已；又重释《遁》卦，汲取其“能自全其道而退遁，则身虽退而道亨”。这些形上学新诠似乎都带有某种哲学救赎的意味，从而呼应了《困》卦“困，德之辨也”的哲理。当此之际，卦象中的坎险之境，遥应于现实中因肉身困顿正待“动心忍性”的修行道场，履险主体在成就“洗心而退藏于密”的工夫跃迁的同时，也实现了思想领域中“飞龙在天”式的隐喻革命，最终将地理空间的放逐转化为精神领域的突围。

龙冈书院

　　在生死交关的绝域，王阳明“端居澄默”，直面死亡，完成心灵淬炼，远远超越了传统士大夫“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性焦虑。王阳明“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那个打破龙场死寂的中夜呼跃，又被另一个版本的《年谱》描述为“寤寐中不觉叫呼踯躅”，借助于“若有人语”的神秘经验，显豁了“心即理”哲学命题意义生成的绝境生态。这种“向死而生”的觉悟，释放了主体性建构的能量，赢获了明心达用之效。一方面，使心转众境，将外在环境的“陋”转化为心体的“乐”；另一方面，令境由心迁，使精神完成对现实的超越，在超脱生死之辩的同时，实现心体的澄明。当其将洞穴命名为“俟命”之所，实则在“无终食之间违仁”的伦理维度外，另辟“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形上学维度。总之，在经历了长期的精神磨砺之后，王阳明已然超脱生死焦虑，如同凤凰涅槃，实现了绝地证道。从此以后，他将在历史的天空书写不一样的传奇。

知行合一牌坊

　　我们或可化用《无量寿经》“发无上心”“得泥洹道”“为大导师”三语，以观照其绝境悟道。

　　第一，“发无上心”对应“致良知”的先验觉醒与超越维度。《示弟立志说》说“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既然立志做圣人，王阳明便借取孟子“尽心”“先立其大”“良知良能”等学说，及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等思想，进行圆融贯通，遥契《大学》“明明德”之旨。“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要实致良知，“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发心明理，良知自然“灵昭不昧”。

　　第二，“得泥洹道”对应“知行合一”的辩证工夫。良知自作主宰，使得心理圆融，综合开显“心上工夫”与“事上磨练”的实践品格。其“人须在事上磨”之言，实乃将禅宗“劈柴担水无非妙道”的禅修感悟与《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辩证理趣熔铸一体，形成儒家工夫论的新范式。

　　第三，“为大导师”可指向教化实践，落实“觉民行道”的德化理想。龙冈书院诸生夜坐“谈笑无俗流”的弦诵之声，恰似《大学》“亲民”理想在黔中山水间的回响。其《诸生夜坐》“缅怀风沂兴”之句，更暗藏将曾点“舞雩咏归”审美境界升华为儒者“万物一体”终极关怀的治世向度。

　　这种禅儒互释的认知倒转模式，蕴涵着既解构又重构的功能，为我们深入探究王阳明在生死焦虑中所经历的精神巨变，提供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观察维度。我们也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龙场大悟”，将贬谪叙事从苏东坡式的“此心安处”（《定风波》）的艺术疗愈，跃迁为王阳明式“心即理”的心学革命，在生死焦虑的熔炉中完成儒释道三教合一式的本体论突破。　　

三、觉民行道：“知行合一”的实践转向

　　龙场悟道不仅是内在心性的突破，更催生出儒学实践路径的革新。从气象上来看，此时王阳明接近于孟子如下所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悟道之后，王阳明“始授生徒，从者日众”，他随机指点，随地熏陶，真正体验到“讲习有真乐”，心生“吾与点也”的治世期待。

　　细绎《龙场生问答》的弦外之音，涵蕴着表层的伦理困顿与深层的哲学躁动，彰显了王阳明精神世界的双重变奏。一方面，作为遭“谴”来“仕”者，王阳明因“不得行道”的苦闷而陷入“穷独达兼”的伦理悖论。另一方面，他的连弟子们都觉察到的“汲汲求去”的过度张皇与辩解（《龙场生问答》），看似秉持了“乘桴浮海”式的失望隐逸姿态，实则更超逸，而在沉潜中转向了“穷神知化”的哲学突围。《龙冈漫书》“只今已在由求下”的自嘲，看似遥指孔门“过犹不及”式的修德焦虑，实则企慕于儒门“颜闵高风”的好学与孝义，追寻着《大学》“止于至善”的通达之途。

何陋轩

　　然而，只有化导民众，才有善治良俗。其中，士人精神的觉醒与成熟，离不开书院教育、师友提撕中的相互浸润。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提出的八字纲领，尤以“立志”“责善”两条的诠释最具新意。

　　首先，“立志”作为主体性觉醒的宣言，其要义在于确立“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本体论自信。王阳明强调，若“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道德意志的持守便能生成为克制私欲的根本保障，稍萌的私欲当随即克去。《示弟立志说》中“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的论断，与《示诸生三首》“尔身各各自天真”、《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人人自有定盘针”等表述交相辉映，共同构建了“发明本心—自信良知—自作主宰”的心学教法。这是阳明学的“自家无尽藏”。

　　其次，“责善”则旨在通过“致其婉曲”的劝谏艺术，实现明是去非、“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的教学相长。这种以忠告进行婉曲善导的责善之道，于严毅拘谨之外另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师生伦理范式。书院似可作“化民”试验场的前站。书院学子的主体性觉醒，可以更好地推扩其教化理念，接契“先知觉后知”的儒家教化理念，达到“自觉觉他”的效果。

　　综括而言，此八字教条同“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四句教”等教法一样，均为阳明学“觉民行道”义理逻辑所不能忽视的组成部分。王阳明的化民理念，既接续了《大学》“作新民”“亲民”的传统，又为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平民化转向埋下伏笔。

　　需要注意的是，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实乃历经“百死千难”淬炼而成的心性实学。《年谱》记载，他在龙场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无俟外求，自己从前的做法背离了格物致知之旨。当他以“默记《五经》之言”印证此理，竟发现“莫不吻合”，恰如古人所言“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这一认知飞跃，促使王阳明在龙冈书院撰著《五经臆说》，训导诸生与乡俗，不仅构建了“六经注我”的心学诠释范式，更补足了从经典诠释到实践转化的“缺环”。

　　从化导书院学子，到因俗而治，化导乡俗，王阳明已经理顺了经典诠释与实践转化的内在关联。王阳明从具体的乡俗生态出发，一定程度上落实了他心学革命的治世关切。

　　王阳明罪谪的龙场驿，深锁于贵州西北的“万山丛棘”之中，此地既是所谓“古夷蔡之外”的化外之境，又是明代“改土归流”政策下的边疆要地。《年谱》言，不仅其地“蛇虺魍魉”“瘴疠蛊毒”，当地居民“鴃舌难语”更构成文化隔阂。这种“结题鸟言，山栖羝服”的乡俗生态，远不能同中原“轩裳宫室”“文仪揖让”的礼乐文明高度相比。《年谱》载，夷民“恶中土人，辄害之”，后来通过问卜，因蛊神只许他们敬事王阳明，他们才“日来亲狎”。面对夷俗“崇巫事鬼”的原始信仰与“渎礼任情”的礼治困境，王阳明创造性地实践了《礼记·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策略，因其俗而导之。

　　王阳明慧眼独具，发现此间乡俗犹存“淳庞质素”的可塑性基因。他将此地夷民比作“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显“粗砺顽梗”，却弥漫着原始生机，正待圣贤施以“椎斧”般的教化之功。这种“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文化自觉，促使他建构何陋轩、君子亭，寄寓圣贤觉民行道、化民导俗之意。

　　这种因俗而治的柔性策略，在处置安宣慰使争地事件时更臻化境。这时，他既不效法汉代移风易俗的刚性改造，也不屈从于地方势力搞宋代“羁縻”式的妥协姑息，而是直言相劝，晓以大义，明以利害，可谓一言定乱。这种乡俗治理的实践智慧，经《南赣乡约》的系统淬炼，发展出“旌善纠过”机制与“患难相恤”伦理共同体建设，彰显了心学“知行合一”的治世品格。　　

结语

　　回溯王阳明思想轨迹可知，他从衙前格竹的认知困境，到龙场石室中迸发的心学突破，恰构成精神突围的双重隐喻。这段淬火之旅，无疑印证着一个思想史的铁律：生存绝境往往会成为思想突破的源动力。诚如王阳明“精神冶金术”喻所论，思想者如“金之在冶”，必经“烈焰钳锤”的试炼，“当此之时甚苦”；然经此淬砺，必“自喜其挫折煅炼之有成”（《与王纯甫》）。这种将罹患绝境转化为证道契机的智慧，既照见“吾性自足”的本体光明，也遥契了《孟子》“天将降大任”而“先苦其心志”的心性磨砺。

　　王阳明指出，心学晦暗之源，在于此学“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尝诚诸其身”（《与席元山》）。唯有通过“实见得此学”的体知实践，方能达到《中庸》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境界。王阳明坚信文教具有化民成俗的文明伟力。他立志为学，通过“学圣言—体圣道—行王治”的为学路径，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转化为施教化而行仁政的治理实践。王阳明谪居龙场期间所作的《龙冈漫兴》组诗，以“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彰显其超越地理困境的精神高度，以“拟把犁锄从许子，谩将弦诵比言游”展现他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更以“寄语峰头双白鹤，野夫终不久龙场”预言个人肩负的心学革命的使命。这些诗句，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文学投射，成为诗歌疗愈资源，而且成为引发儒学范式转换的思想宣言。

　　质言之，龙场悟道所实现的，绝非仅是王阳明个人命运的自我超越，更是对儒家价值体系的一次深刻重构。当我们重访五百年前那个“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的精神现场，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生命激情，感受到那种在生存绝境中迸发的思想光芒。这种独特的“罹患叙事”，还能给予当代人以如下深刻的启示：在技术理性日益异化人性的今天，任何真正的认知革命与思想突破，其根本路径仍在于回归良知本体，永远要坚守人性的光辉，坚信良知的力量。

　　时至今日，学界早已跳出将阳明学简单标签化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认知窠臼，不再简单化、神秘化地理解“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儒学命题，更摒弃了传统华夷之辨的狭隘视野。在当代重新审视心学价值时，我们需要在“致良知”的本体维度与“行良知”的实践维度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从中提炼出基于高度道德自觉的“善治”智慧，为构建现代文明秩序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当前的阳明学研究，不仅要持续深化“阳明前学”与“阳明后学”的谱系建构（参拙文《阳明前学：阳明学研究“扩容”的重镇》，《中华读书报》2025年5月14日“学术版”），更亟待拓展王阳明诗化哲学的艺术疗愈、心学的治理智慧等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这些研究向度，都蕴含着巨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