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立祥

袁可立（1562—1633年），字礼卿，号节寰，河南睢州（今河南省睢县）人。历任苏州府推官、巡城御史、左通政、登莱巡抚、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袁可立是明朝后期著名的能臣廉吏和抗后金名将，为官刚正不阿，政绩卓著，巡抚登莱，用兵如神，使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后金军吃尽苦头。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袁可立的生平及事迹文字，遭后金（清）当权者禁毁，清朝修撰《明史》也将袁可立拒之门外。　　

一、苏州推官，小蚂蚁扳倒大象

　　袁可立祖籍安徽凤阳府颍州，其先祖袁荣追随朱元璋打天下，于洪武二年（1369年）以武功受封睢阳卫百户，后代世袭卫百户，遂世居于睢州，到袁可立已是第八世。

　　据明朝大臣、书画家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公生而早慧，与群儿嬉戏，即为登坛部署兵马状，人共奇之。七岁就外傅，受《毛诗》，又授《礼记》，十一岁始专治《尚书》，文采彬蔚。”万历十七年（1589年），袁可立进士及第，万历十九年（1591年）八月，29岁的袁可立赴任苏州府推官。

　　其时，初生牛犊不怕虎，初入仕途的袁可立凭着一身浩然正气、满腔报国激情，明察秋毫，剖决如流，连审御批大案，名声大振。

　　苏州自古为江南重地，经济发达，文化繁盛，明朝时的苏州，更是全国响当当的“一线城市”，俨然是江南区域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应天府巡抚衙门所在地。与发达繁荣的经济相对应的是教育兴盛，人才荟萃，从这里走出的莘莘学子跻身达官显贵者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当朝内阁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权贵豪强众多，刑狱之事比其他地方更为复杂难断，所以，来苏州履职的官员无不如履薄冰。同僚们见袁可立如此率性爽直、锋芒毕露，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劝他要多加小心，当心惹祸上身。袁可立一笑置之。

明·仇英 《清明上河图》 局部

　　不久，发生了石昆玉蒙冤下狱案。苏州知府石昆玉清廉刚直，执法如山，因公正执法触怒了应天巡抚李涞，李涞勾结内阁首辅申时行等朝中权贵，以“擅动吴县库银”罪将石昆玉拘捕，关进大牢。石昆玉的冤情虽天下无人不知，但慑于李涞的权势及其身后的强大背景，没人敢站出来为石昆玉说公道话。

　　袁可立以锄奸为己任，在众人噤声“同列为缩项”“相顾愕盱”的情况下，慨然叹道：“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他勇敢地站了出来，亲自担任主审官，依法为石昆玉洗雪冤狱。案子侦查完毕，是非曲直水落石出，袁可立当着巡抚李涞和众官的面，大声宣读判词，“其声琅琅。中丞（李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同上）。

　　石昆玉冤案终于昭雪，袁可立以区区七品推官将四品应天巡抚李涞拉下马，李涞自觉颜面丢尽，尽管有朝中权贵做后台，还是不得不自劾去职。内阁首辅申时行受此案的牵连，也被迫离职。　　

二、明镜高悬，巡海断案昭沉冤

　　明朝的倭患由来已久，虚报剿倭之功的案件伴随着抗倭战争屡有发生。袁可立在苏州推官任上查办涉倭案件，有一次，他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竟多达千余人，其中不乏被诬陷或屈打成招者。为拯救身陷冤狱的无辜者，袁可立不惜得罪高官权贵，以事实为依据，重新审理案件，使几百名无辜百姓沉冤昭雪，免遭屠戮。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十三日，军方上报称，在崇明县海域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人，捕获倭船一只，俘虏倭寇34名，缴获大量物资器械。军方急于报功领赏，急切请求迅速坐实结案，处决人犯。

　　袁可立受命审理此案。他发现在押人犯不是34名，而是只有20名，而且已有两名毙命于杖下，剩余的18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偶有能发声者“皆鸟语不可辩”。这些人究竟来自何方，又因何被缉拿，没有任何口供，也没有任何佐证。

《倭寇图卷》中明军与倭寇展开舟战

　　袁可立敏锐地觉察到个中必有蹊跷。尽管军方一日三催，袁可立依然稳若泰山，不为所动。他吩咐立即将人犯关押进吴县监狱，对缴获的物资器械重新仔细查验，等人犯能够开口发声时再行审理。

　　在查验物品时，袁可立发现有三把倭刀颇为眼熟。他回忆起数月前巡视海上，曾与李把总于船上小酌，席间，李把总奉上三把日本“武士刀”相赠，袁可立接过刀审视一番，但见寒光闪闪，甚是精美，遂致谢，将刀奉还给李把总。袁可立凭直觉辨认出此刀绝非日本武士刀，当属琉球刀无疑。

　　经仔仔细细地辨认勘验，袁可立确认，眼前这三把作为战利品呈现的倭刀，就是数月前李把总手中的“武士刀”。袁可立来不及多想，急命麾下传李把总问讯。李把总信誓旦旦，坚称眼前的倭刀确系从俘虏的倭寇手中缴获，矢口否认与自己手中的“武士刀”有任何关联。

　　李把总死不认账，达官显贵或上门说情，或暗中作祟，一时又找不出其他证据，案子的审理陷入了僵局。

　　此案的转机出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琉球国贡使来访，袁可立灵机一动，请贡使与关押的“倭寇”相见。贡使一眼就认出这些“倭寇”全是琉球国的国民，“倭寇”一见贡使，个个号啕痛哭。原来这些琉球人在海上运输货物时遭遇飓风，随着海浪顺水漂流，不幸被明朝官兵捕捉，被他们当作冒功请赏的“倭寇”羁押。

　　案情终于真相大白。袁可立命令立即将在押“倭寇”全部无罪释放，使他们回国与家人团聚。这18名琉球国国民回国后，为感谢袁可立的救命之恩，在琉球国为袁可立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世代顶礼膜拜，香火不绝。

　　案子审理结果报到京城，世宗朱厚熜御批：“今后沿海地方获有夷人船还要详译真伪，毋得希图功赏枉害远人。”　　

三、巡视西城，冒死抗旨斩弄臣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冬，袁可立因政绩考核名列第一，受到神宗朱翊钧的特别召见，奉调入京，任职都察院，不久，赴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后又回京迁任巡城御史。

　　袁可立奉命巡视京都西城，有百姓告状称，皇帝宠幸的弄臣在西城仗势杀人，逍遥法外，慑于其背景威势，百官装聋作哑。袁可立当机立断，命令立即将弄臣捉拿归案，将其罪行张榜公布，昭示于天下。

　　皇帝弄臣岂是好惹的，袁可立前脚将他绳之以法，后脚持重金上门说情者便纷至沓来，且这些说客中不乏重量级大人物。面对说客盈门，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不容分说，将说客一股脑儿逐出门外。

　　弄臣之所以胆大妄为，无法无天，是因为他们手眼通天。袁可立刚刚把说客逐出门外，便有太监将神宗赦免弄臣的中旨送上门来。所谓中旨，即皇帝绕过内阁，由内廷直接发出交付有关机构执行的敕谕。

　　怎么办？是冒死抗旨执法，还是尊奉圣旨半途而废？

　　袁可立大义凛然，将生死置之于度外，丝毫没有给皇上留面子，毅然决然地依法将弄臣斩首弃市。行刑之日，万民涌上街头，额手相庆，“袁青天”的呼声此起彼伏。

　　袁可立自此声名大噪。无论皇亲国戚或达官显贵，凡贪纵不法、为非作歹者，袁可立必上章弹劾，一时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他也因此触怒权贵，为日后遭罢官埋下祸根。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袁可立因仗义执言忤怒权贵，被削职为民，退居故乡睢州26年。

四、建功登莱，策反金将刘爱塔

　　泰昌元年（1620年），袁可立得以沉冤昭雪，朝廷起复任尚宝司司丞。翌年二月，升任尚宝司少卿，七月，被擢升为太仆寺少卿。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袁可立晋升为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与首辅叶向高等“充廷试读卷官，侍经筵”。

　　其时，辽阳和沈阳相继被后金攻占，整个辽西陷入敌手，辽东岌岌可危，与后金占领的辽南一水之隔的登莱成了两军对垒的前沿，登莱同时又是明军辽海前线的后勤转输和练兵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派谁去镇守这个战略咽喉之地呢？熹宗朱由校思来想去，以为“弹压登莱非公（袁可立）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于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任命袁可立为右佥都御史、登莱巡抚。

　　袁可立守登莱，招募新勇，汰裁老弱，整肃军纪，造舰置器，厉兵秣马，操练水师，士气大振。他运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训练水师，组建起一支5万多人的精锐之师，拥有战舰4000余艘，所向披靡，将后金军杀得望风而逃。他攻防并举，在不断发起攻势的同时，拓地筑城，招集安置大量逃难流民，屯驻各海岛，编织起坚固严密的防御体系，与官军遥相呼应。一向在挥师南侵中屡屡得手的努尔哈赤，在袁可立的凌厉攻势和严密防御面前，不得不敛手屏足。

　　天启三年（1623年）春夏间，袁可立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挥师一举收复金州、复州；七月，又乘胜进攻，打得不可一世的后金军丢盔弃甲，接连收复要塞旅顺、望海堡和红嘴堡等战略要地，使辽南数百里国土失而复归。

　　策反诱降后金将领刘爱塔，是袁可立在登莱巡抚任上的得意之作。

　　刘爱塔，汉名刘兴祚，朝鲜文献称之为刘海，辽东开原人，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被后金掠去。由于他才干出众，且“伶俐善解人意”，深得努尔哈赤的钟爱和器重，被吸纳到大贝勒代善的正红旗，并被努尔哈赤招为姻婿，地位迅速飙升，官至副将，受命管辖南四卫（金州、复州、海州、盖州）之地，成为后金声名显赫的汉官。

　　刘爱塔身陷后金18年，良知未泯，素有归明心愿，屡次秘密通书于登莱巡抚袁可立，表示欲寻机脱离虎口，弃暗归明。登莱总兵沈有容担心有诈，踟蹰不决；袁可立当机立断，多方巧妙运筹，力促刘爱塔尽快归降。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叛徒王丙告密，刘爱塔的归降之路一波三折，历经坎坷。

所幸的是虽历尽劫难，刘爱塔最终还是于崇祯元年（1628年）逃离金营。归明后一直奋战在抗金前线，屡建功勋，于崇祯三年（1630年）在与后金军鏖战中捐躯疆场。

　　由于后金军在南侵的征战中久处上风，对明军不屑一顾，万万没有想到在登莱对阵袁可立竟形势陡转，屡屡被打得落花流水，丧师失地，一筹莫展，其当权者顿觉颜面丢尽。特别是袁可立策反刘爱塔这样一个有特殊身份的战将，更使得后金皇室恼羞成怒，倍感耻辱，有关袁可立抗后金事迹特别是策反刘爱塔的记录文字，遭当权者禁忌毁弃，以至于清朝修《明史》时，将袁可立挡在门外。

　　清朝大兴“文字狱”，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袁可立的传记和著作进一步遭禁毁，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同有关岳飞的《岳鄂王精忠祠记》，同时遭清廷封杀。　　

五、魏珰擅政，被迫辞官归故里

　　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擅政弄权，炙手可热，一手遮天，人称“九千岁”，甚或称“九千九百岁”。其时，阉官有王体乾、李朝庆、王朝辅等30多人听命环绕于魏忠贤左右。外廷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称为“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称为“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称为“十狗”，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种种名号。这些人都死心塌地追随魏忠贤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搞得乌烟瘴气。

　　其时，熹宗朱由校一门心思痴迷于他的木匠活儿，魏忠贤总是乘他沉溺于木活儿中不能自拔时，送上重要的奏章请他批阅，熹宗总是不耐烦地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

　　就这样，魏忠贤渐渐专擅朝政，陷害忠良，败坏朝纲，国势日危。

　　天启五年（1625年）十一月，边患告急，袁可立调任兵部右侍郎，第二年七月，改任兵部左侍郎。魏忠贤阉党擅权乱政，大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道，袁可立则大义凛然，横眉冷对，宁死不肯阿顺，每议事与阉党“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终于惹恼了魏忠贤。袁可立深知国事已不可为，被迫请求辞官归故里。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熹宗念袁可立登莱功勋，天启六年（1626年）十二月特授兵部尚书，准予致仕。

　　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袁可立病逝于故乡睢州，终年71岁。

六、品评

外患内忧摇国基，

天降干城鸣霹雳。

苏州折狱蚁扳象，

登莱抗金虎驱鸡。

抗圣旨，斩弄臣，

刚正不阿死不屈。

明史不载人心载，

桃李不言下成蹊。

（《调寄鹧鸪天》）

　　明朝名臣、民族英雄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谓之：“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为沦陷。”

　　明朝内阁首辅孔贞运《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谓之：“悲夫！公郎中而霁外，宏摹而密理。其治狱多阴德，肺石无冤，似于定国。其不事风采，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其奏议剀切，有当帝心，似陆宣公。至若决策，击贼蹙之远徙，则裴晋公淮蔡之断也！客兵尽汰，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入虎穴焚岛巢，则主济楼船之水军也！”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