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龙波

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兴起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就是其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1910年的上海鼠疫中，《申报》利用传媒的优势，从各个方面报道疫情，充分发挥了传媒引领社会舆论的作用。疫情期间，《申报》发表了大量有关鼠疫的新闻和评论，不仅阻击了谣言，引导了积极正面的舆论，还推动了中国人自主检疫的实现。同时，该报借机刊载关于防疫的科普文章，在帮助民众树立现代卫生观念的同时，促进了现代卫生知识的传播。

一、阻击谣言，净化抗疫舆论环境

　　1910年10月，上海公共租界内发现鼠疫，当时鼠疫正在东北肆虐，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此时，上海公共租界由上海工部局管理，工部局未充分考虑华人的实际情况，粗暴地推行防疫措施，造成华人群起抵制检疫工作，导致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1910年11月11日上午，当工部局的防疫药水车经过武昌路转角处时，忽然冲出一群地痞流氓，他们围攻防疫人员，并且捏造谣言称工部局正在捕捉中国小孩，药水车里面便装着中国小孩。一时之间街市上哄集数百人，将车夫唐阿狗等四人揪住肆殴，唐阿狗身受重伤，防疫车辆也被击损。当时工部局为了阻断鼠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故而强制病人入院治疗。有谣言称，工部局强制病人入院是为了获得中国人的身体，然后用中国人的身体制药。再者，患上鼠疫的人面带黄色，腹部肿胀，有人便造谣说工部局正在到处捉拿面带黄色和腹部大的人，让大家小心提防。一时之间，谣言蜂起，以讹传讹，人心惶惑，无论茶坊酒肆莫不谈论此事。

1922年建成的工部局大楼

　　随着谣言在社会中蔓延，租界中的华人群起抵制工部局的检疫工作。为此工部局连续12天在《申报》头版刊载“示谕”予以澄清。《申报》也认识到谣言的荒诞及危害，并旗帜鲜明地表示：“英美工部局卫生西员对于查验鼠疫一事甚为认真。奈无知愚民，大起疑惧，且有好事者，捏造谣言，耸人闻听。”不唯如是，《申报》还特意就工部局捉小孩一事辟谣。《申报》希望中国同胞认识到工部局捕捉小孩的谣言是极其荒谬的：工部局捕捉中国小孩有什么用呢？谁家的小孩被捉了呢？中国人应当冷静思考，不可偏听偏信，自相惊扰，“致为造谣生事者之从旁暗笑”。

　　在重大疫情出现时，谣言误导社会舆论，传播悲观情绪，加剧社会不安与紧张，影响防疫工作的正常展开。租界内的华人原本就是弱势群体，直接面对着鼠疫可能导致的恶劣后果。租界内谣言风行，华人不配合工部局的检疫工作，受伤害最大的还是华人。《申报》及时辟谣，对于维护民众的健康，舒缓紧张的社会心态，推动防疫工作正常进行，极为有利。此亦不难看出，在追求新闻的真实性以外，《申报》与民众利益的一致性，这也是其能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大报的重要原因。

　　《申报》的辟谣是从“情”和“理”两个角度着手的。但是要快速打击谣言，还得引入“法”。为此《申报》多次报道造谣滋事者被处罚的案例。《申报》的报道颇具匠心，正文中是案件的经过和处罚内容，在标题中表明了自身的立场，希望以此影响人们对于事情的看法。诸如《讯究滋事华人》《惩办阻挠检疫之华人》《遇事生风之惩戒》之类的标题，一看就极具威慑力。此类“法制”新闻的刊载，强有力地震慑了造谣者和潜在造谣者，净化了谣言滋生的土壤。

申报馆大楼

　　在《申报》看来，谣言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工部局的强制检疫。中国人喜欢安逸舒适的环境，厌恶被打扰，强制检疫之下，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趁机捏造各种谣言，“乘间散播，希图滋事”。另外，工部局检疫人员不懂汉语，与中国人在沟通上存在困难，于是检疫人员的粗暴行为便促成了谣言的滋生。一旦遇到面色黄瘦的人，不细加甄别，便认为是感染了鼠疫，强行送到医院治疗，难怪居民恐慌，相信谣言。在多重因素的激荡之下，恐惧与无奈的心态更加促使华人相信工部局的行为带有邪恶的意味，谣言自然而生，而且迅速生风激浪，广泛传播，引起社会恐慌。虽然《申报》忽视了长久以来工部局对华人实行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因素，但其所论仍不失为灼见，对于华人甄别言论真伪，正确认识谣言和抵制谣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支持中国人自行检疫

　　上海公共租界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而设，由纳税人会议、工部局、会审公廨分别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鼠疫的防治工作中，工部局漠视华人社会固有的风俗秩序，工作粗暴，以致检疫风潮频发。冲突的结果，不但防疫工作推行困难，还影响到租界其他事务的正常开展。例如，会审公廨的工作人员与巡捕房探员前往虹口查案，经过西华德路时，附近居民眼见荷枪实弹的巡捕房探员便误认为是工部局西医为了顺利查验鼠疫，因而带工作人员来拘捕华人。一时以讹传讹，民众轰动，竟然将会审公廨的工作人员和巡捕房探员殴打致伤。类似事情层出不穷，以致租界内的秩序一时处于混乱状态。

　　鼠疫初发时，工部局采取了武力弹压、舆论宣传、司法惩戒、检疫立法等多重手段防治鼠疫，稳定秩序。其中尤值一提的是“检疫立法”，1910年11月，工部局董事会议通过了“检疫章程”。章程完全仿效西方抗疫模式而制定，有些规定严重损害华人的实际权益，比如规定将感染鼠疫病者的房屋一律拆除；有些规定更是与中国人固有观念相抵牾，如无论何人只要是因为感染鼠疫而病亡的，必须先知照工部局卫生处，一切殓葬均由卫生处指定人员处理，家属不能自行处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工部局的举措大体上有助于抗疫，但是清末的中国人依然遵循着固有的规范，染病多自由就医，或前往医馆，或延医至家，没有强制就医一说。正如《申报》所指出的：“故历来每值时疫流行，多任患者之自由就医，而未尝有一机关焉，施强迫之制裁，代为疗治。”再加上中国人殓葬讲究时间和风水，这关系到家庭的安稳与子孙后代的气运。在华人眼中，工部局的规定不仅威胁现世安稳还会贻害于将来，焉能不反对。

　　上海的绅商认识到检疫章程的诸多不合理之处，他们在《申报》上刊登“公函”，建议工部局效仿香港，允许设立华人医院，由华人自主检疫和治疗。毫无疑问，中国人对于同胞更具“了解之同情”，自主检疫意味着医务人员在工作中能够遵循固有文化风俗，充分考虑病患的具体情况。《申报》看到了这条建议的价值，并呼吁工部局采纳绅商的建议。但是工部局不愿将既有的权力适度让渡给华人，因此绅商和《申报》的呼吁并未得到工部局的重视。

　　随着动乱的持续，工部局决定邀请租界华董、华医、报馆及当地居民在虹口召开居民特别会议。《申报》立刻跟进，并在报道中希望民众认识到这件事关系极大，“愿各华人多往与会，不可轻忽视之也”。《申报》的希冀与华人对防疫的诉求形成了合力。居民特别会议召开之前，租界各区居民络绎而至，不久会场内便拥挤不堪，会场外亦势如潮涌。民众从四面八方来到会场，为自己的权益呐喊。工部局畏于已呈鼎沸之势的民意，决定将会议延期，但民众在诉求未满足前坚持不肯离去。此时上海绅商沈仲礼借势登台向工部局提出应当设立专门治疗鼠疫的医院，聘请西医，救治华人，检疫权下放到医院，工部局不再干涉。后来民众强烈要求将“西医”改为“华医”，沈仲礼答应向工部局争取后，人群方才散去。沈氏实际上是借机向工部局施压。工部局经过研判，初步决定由中国士绅在租界外设置一所医院，租界内感染疫病的华人送交该院医治。自此民众的要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鉴于形势朝着有利于民众的方向发展，《申报》劝导民众“慎毋轻举妄动”，应当静候最终解决方案的出台；再者，在解决方案出来之前，华人仍须配合工部局的检疫，因为鼠疫传染迅速，杀人猛烈，十发九死。在充分听取上海绅商的意见和建议后，工部局最后同意中国人在染疫区域内自行检疫，还允许中国人在自设的医院救治感染鼠疫的病患，若有病重离世者，一切棺殓事宜，悉照中国风俗办理。中国人获得了自主检疫权，在防控疫情上占据了主动权。可以说，自主检疫成果的取得与《申报》极力支持并在舆论场中为华人发声、号召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成果，《申报》以责备的口吻报道了部分街区华人居民因不注重卫生而被工部局卫生处查处的新闻。从《授人口实之可恨》《授人口实之可忧》《华人竟自愿放弃主权乎？》这样的标题中可见《申报》对于民众卫生观念淡薄的痛切，亦不难看出《申报》规劝民众的苦心。不宁唯是，《申报》还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吾同胞于此辛苦争得之检查权，殆不可不通力合作”“毋使人顺我之情, 而我转拂人之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代卫生观念的养成非朝夕间事，但《申报》一直在努力，甚至于当鼠疫已经基本消弭，该报仍然不忘劝说民众：“以鼠疫风潮如此之可惧，而私街小弄之污秽如故……若长此因循而不痛自改革，窃恐将来之上海必有不堪收拾之一日。”锋利辞色的背后，是《申报》着意引领民众树立正确卫生观念的坚定步伐。

　　需要指出的是，《申报》在报道中多次称赞工部局允许华人自主检疫是“俯顺舆情”，是“租界居民之幸”。这未尝不是一种柔性的舆论约束，因为如果工部局收回检疫权，那就是“有悖民意”。《申报》这样报道，一方面固然是工部局的决定与民意相契合，值得称赞；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工部局继续支持中国人自主检疫。

三、传播防疫知识

　　面对突如其来的鼠疫，人民心中不免恐慌。让公众了解什么是鼠疫，以及如何预防和治疗，就显得尤为迫切。《申报》此时充分利用日报发行的优势，在“新闻”“来稿”和“来件”等栏目刊登了关于鼠疫治疗的文章，大力向公众传播关于鼠疫的基本知识。

　　《申报》关于鼠疫知识的文章数量虽然不多，但信息量却是不少。其中包括了疫病起源、致病原理、传播媒介、患病特征、治疗方法、预防手段和药方等涉及鼠疫各方面的知识，为民众提供了丰富的健康资讯。

　　《申报》刊载关于鼠疫的科普文章，文字易读好懂，贴近民众。如在《论百斯笃（即鼠疫）》一文中，作者谈道：“百斯笃则防堵綦难，若处家中，则病毒必蔓延于周围。故罹病之人，若为一族及公众计，则不可不去家就治，发病后屋内之器物寝具等，悉宜严行消毒，能烧却之，则尤为万全。”短短七十余字，既说明了鼠疫的危害，还指出了就医的迫切性以及患者和家人需要注意的事项。再如《鼠疫说》在介绍鼠疫名称由来时说：“本病之发生也，先中于鼠而鼠又传染于鼠，故鼠实为传播本病之第一媒介物，鼠疫之名，即基于此。”言简意赅，在白话文尚未风行的时代，这类近于白话的表述方式，朴实生动，且不失严谨，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点石斋画报》中的“西医治病”

　　值得一提的是，《申报》能够刊载高质量的科普文章与其注重作者资历是分不开的。其刊登的文章均是出自像丁福保、郁闻尧、绵贯与三郎、俞凤宾等一批在上海声名卓著的医家。

　　丁福保，江苏无锡人，1903年赴北京出任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教习。丁氏任教期间编写的《生理卫生学讲义》还曾被《大公报》刊登。1908年，他出任上海自新医院院监。次年，他前往南京督院应医科考试，获得了最优等内科医士证书。这一年，丁福保还应两广总督端方之聘，赴日本考察医学，并在日本千田医科学校进修了一段时间。1910年5月，他创办《中西医学报》并负责具体编辑事务，一时蜚声上海滩。

　　郁闻尧，江苏江阴人，早年师从一代名医张聿青临症数年，日俄战役后，曾以上海红十字中医主任之职赴沈阳开展战后防疫工作，成绩昭著。郁闻尧医术颇佳，1909年有患者专门登报致谢。行医之余，郁闻尧撰写了《医界现形记》一书。《医界现形记》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卫生小说”，书中不仅揭露了当时医界的种种丑恶行径，还针对一些疾病开有药方。1910年鼠疫暴发时，他还与丁仲祜、杨心梅一同编订了《鼠疫良方汇编》。

绵贯与三郎，日本人，1878年出生于群马县，1895年进入群马医学专门学校，1900年赴沪，在武昌路开设博爱医院，又名绵贯医院，患者以中国人为主。1907年上海霍乱时，其所著《霍乱说》就已在《申报》上连载。1908年，绵贯与三郎赞助浙江人陈继武创立了中日医学堂，培养医学人才。

《申江胜景图》中的早期申报馆

　　俞凤宾，江苏太仓人，190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医科，后自费留美，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与邹韬奋、柳亚子等近代名人过从甚密。俞凤宾就职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起源于盛宣怀于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在当时负有盛名。

　　不难看出，《申报》选登的科普文章均出自名家之手，他们专业且知名。专业性保证了医学知识的科学性，知名度增强了医学知识的可信度。由于医学的专门性，一般刊物的采编人员很难具备足够的医学知识从事医学文章的写作与编辑。因此，在具体的医学知识上，非医学类刊物如果阐释过多，反而显得不可信。《申报》引入权威人士的论述，不但有效地处理了刊物相关人员医学知识不足的情况，还有利于卫生知识的传播。《申报》刊载医学名家的文章，对于民众在接受正确的医学知识后，切实改变从前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大有裨益。在疫情面前，染疫者、潜在染疫者和抗疫者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富有名望的医家言论，自然而然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共同话题。故而《申报》刊布的科普文章，在人际交往时，更容易实现卫生知识在更大范围的传播。

　　1910年上海暴发鼠疫，《申报》在疫情期间介入到防疫的舆论场中，充分发挥了现代大众传媒的影响力。该报不仅以各种方式报道疫情，还着力引导社会舆论向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为社会各界及时获取疫情信息提供了一个可信赖的专业平台，充分发挥了媒介的沟通功效，缓和了民众因疫情产生的恐惧和焦虑情绪，促使社会回归理性，还推动租界当局和上海绅商建立了专业、有效的防疫体系，为上海后来的抗疫提供了蓝本。考虑到民众卫生知识缺乏的现实，《申报》向民众普及了关于鼠疫的知识，其中一些做法，对于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申报》在推动民众改变陋习、逐步养成现代卫生观念的同时，还传播了现代卫生知识，对于处于近代卫生事业萌芽阶段的中国具有积极意义。总之，从《申报》在1910年上海抗击鼠疫中的角色和作用来看，新型大众传播媒体正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在社会的有机运转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系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一般项目“《风下》周刊与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研究”（WMHJ2024C14）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