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汪莎莎 

这是一个外貌清秀、斯文儒雅的青年才俊，厚厚的眼镜片也难掩其明亮如炬的双眸；这是一个兼具学者和革命家气质的真正斗士，一头乌黑干练的短发，一袭质地垂顺的中式长衫，凸显出行动的果决和从容不迫的定力。他是我党历史上早期青年运动领袖、著名红色翻译家，还是中国革命理论和党的军事理论的奠基人，更是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他有一个洋溢着青春和激情的名字——恽代英。他短暂而辉煌的三十六载生命，既是一位革命青年的个人成长史，也是革命先辈筚路蓝缕的创业史。

一、青年运动的“急先锋”

　　1895年8月的武昌城中，祖籍江苏武进的清朝八品小吏恽爵三迎来了次子恽代英的诞生。此时的武昌虽然没有经历革命炮火的洗礼，但是却沐浴在洋务运动带来的欧风美雨中。武汉地区位处长江和汉江相汇之处，有“九省通衢”之称，自古就是楚地繁盛之所。西学东渐之风使得民智渐启，革命浪潮开始风起云涌。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恽代英青少年时期就以“砥砺行为，敦进学业”自警自励，并对神圣的革命事业充满向往。

　　20世纪初，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在真理之光的照耀下，刚步入武昌中华大学的恽代英就表现出了过人的理论天赋，他用如椽巨笔，先后为《新青年》《东方杂志》《青年杂志》等当时颇有社会影响力的报刊撰文，成为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积极投身时代的洪流之中，参与创立无政府主义社团“互助社”，希冀通过青年人普遍的道德提振，为投身社会政治、建立良善美好的理想社会作准备。

　　此时的古老中国在内忧外患中艰难前行。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在京高校数千名学生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抗议巴黎和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至武汉，恽代英和互助社成员积极响应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鼓励青年学生采取罢课、游行、演讲等方式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此时恰逢“五七国耻日”来临，武汉三镇各机关、学校放假一天，以示不忘国耻。为了鼓励尚武精神、振扬国威，6000余名中华大学师生怀着满腔热情在学校运动会上汇聚一堂。四年之前的1915年，日本人强迫北洋政府承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到了1919年，中国再一次陷入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机之中，人民的满腔怒火再次被点燃。为了进一步激发民众的觉醒，互助社成员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散发恽代英起草的《勿忘五月七日之事》等传单，吹响了动员武汉民众投身爱国运动的伟大号角。

　　为了便于领导青年学生开展爱国运动，武汉学生联合会应运而生。武汉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在学联会的组织下，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1919年6月1日，面对汹涌的革命洪流，武汉督军王占元凶相毕露，下令用刺刀对付学生的爱国运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风云突变使恽代英意识到：运动单靠学生是不够的，必须与社会各界联合。此后，在他的主导之下，武汉各界联合会正式成立。武汉三镇的爱国商人和工人阶级随即先后开展罢市、罢工，有力地声援了学生爱国运动，“三罢斗争”汇成了汹涌澎湃的巨浪。凭借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恽代英当之无愧地成了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恽代英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逐步摆脱了先前的错误认知，愈发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主动与之前信奉的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他甚至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中，指出无政府主义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暴力革命的热情歌颂。

二、革命理论的“擎旗手”

　　1920年2月，陈独秀首次来到武汉，并在武昌文华大学作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学术报告。在汉期间，他同恽代英深入长谈，对恽代英的才华和激情极为欣赏。在陈独秀以及《新青年》杂志的盛邀之下，恽代英翻译完成了德国工人运动理论家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并将书名定为《阶级争斗》。这本书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一道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三本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受此启发迅速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鉴于书籍对于革命思想传播的巨大作用，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在武昌创办了“利群书社”，主要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共产党》等书刊。书社是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社友们把书社看成“修养社会的结晶体”和“服务社会共同生活的雏形”。利群书社每天吸引着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和群众，成为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它和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社等往来密切，经销各种进步书刊。同年9月，长沙成立“文化书社”后，毛泽东恳请恽代英作信用介绍，便于书社购书。两家书社的关系日渐紧密，成为一双盛开在中国的新文化与新思想的并蒂莲，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共济互助。

　　1921年7月16日至21日，恽代英和林育南、李求实等进步青年成立“共存社”。共存社的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这表明它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的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恽代英（右一）与家人合影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一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经陈独秀介绍，恽代英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8月，恽代英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宣传部主任，不久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25年1月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恽代英到上海同邓中夏筹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他除精心编辑刊物外，还为《中国青年》撰写了200多篇文章和通讯，受到广大青年的衷心爱戴和崇敬。恽代英撰写的这些文章，为我们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当全党集中力量专注于工人运动的时候，恽代英却独辟蹊径开始关注农民问题，成为最早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及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1924年6月，他在《中国青年》上专门撰文《农村运动》，论述重视农民问题、开展农村运动的重要性。他号召广大共产党人：“去结交农民！去团结农民！去教育农民！而且最重要的去研究农民！这是中国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预备！！！”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逐步改变了以前对农村工作的认识，从1924年底开始注重农村调查，逐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并将主要精力放到农村，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 

　　恽代英文风犀利、诙谐生动，他以辛辣的笔触抨击社会现实，同时又对反动势力予以轻蔑的嘲讽，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24年11月，他在《中国青年》发文《怎样进行革命运动》，提出“帝国主义是一戳便穿的纸老虎”，认为外国势力并非不可战胜，只要坚决依靠人民群众，积极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注意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能赢得胜利。数年之后，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陕北就国内外形势进行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阐明的这个观点，绝非他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概括了恽代英等革命先驱和广大革命战士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总结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

三、武装斗争的发起人

　　革命斗争的腥风血雨和国内局势的波谲云诡，让恽代英成为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党指挥枪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2年，他就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民治运动》一文中呼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

　　黄埔军校作为首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是国共两党联合培育军政干部的摇篮。1926年5月，为了加强对黄埔军校的领导，党派遣恽代英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此时蒋介石正加紧阴谋篡夺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黄埔军校逐渐异化为时任校长蒋介石培植私人势力的工具。鉴于恽代英在青年军人中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力，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拉拢他，甚至用军校高级军官“吃小灶”等优厚待遇来诱惑他。恽代英始终不为所动，并在识破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后，开始支持周逸群等共产党人组建“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扶植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了被蒋介石切齿痛恨的“黄埔四凶”之一。 

　　1926年9月，恽代英在黄埔军校走马上任才四个月，便提出了完整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他在文中明确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第一步使武力与人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恽代英对军队政治工作的论述，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军队不能违背党的主义；二是在军队中间，部队一定要有严明的纪律，只有严整的军纪可以集中革命的力量，可以打倒一切敌人；三是在国家中间，要使军队与人民结合，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恽代英不仅在理论上强调“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的重要性，还在军队实际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比如，在黄埔军校学员区队中“每队加设一指导员，选择政治观念好的人来担任”，责任是“代替政治部做工作”，“地位和区队长差不多，于必要时可以代替区队长”，等等。为了把黄埔军校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推广到当时的北伐军中，恽代英在1926年10月28日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执委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上，极力提议并支持通过关于军队中必须设立党代表的决定。这些思想，为后来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建军原则积累了经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21日，驻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发动了残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也公开叛变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走向失败。反革命的屠杀，让包括恽代英在内的共产党人意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此后，恽代英全身心投身于武装起义，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成为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

周恩来手书恽代英《狱中诗》

　　广州起义失败后，恽代英没有灰心丧气，他激励周围的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革命，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只有不怕失败的人才是能取得胜利的人。”1928年秋，避居香港的恽代英奉命从香港回到上海，在党中央组织部任秘书，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1929年初，恽代英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辑党刊《红旗》。1930年3月初，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此期间，由于中央主要负责人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并大力推行其“左”倾路线，使一切经常性工作陷于停顿。恽代英站在对中国革命前途和道路负责的高度，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进行了坚决批评和抵制，遭到李立三的打击，先后被调任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韬朋路老怡和纱厂门前等人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

　　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恽代英化名王作霖。敌人将他押至巡捕房，轮番毒打，他坚不吐实。他经常对难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并写下了一首气吞山河的《狱中诗》来警醒和自砺：“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拚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恽代英被捕后，党组织设法营救，就在他即将被提前释放时，不幸被叛徒顾顺章出卖。蒋介石闻讯后，亲手下令就地处决。敌人将恽代英从牢房押往狱中刑场，难友们噙泪送别。他泰然自若、昂首挺胸、引吭高歌，并发表了满怀激情的演说，他慷慨赴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让难友们无不掩面垂泪。

　　英雄虽逝，精神永存。1953年5月，周恩来饱含深情地抄录下恽代英遗作《狱中诗》，深切缅怀这位为党的事业英年早逝的战友。这幅苍劲的墨宝既是二人并肩战斗的革命友谊的写照，也是对于革命英灵最好的告慰。国家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中国革命的“盗火者”和“殉道者”。2009年，恽代英当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为理想信念英勇牺牲，将党的初心使命外化于行，无愧于中国青年永远的楷模！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6期」

「汪莎莎，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中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