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雨潇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婚姻家庭，将婚姻的变故视为对家庭沉重的打击。因此在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流传有不同形式的“负心婚变题材”作品。戏曲作为民间的通俗艺术形式，在故事情节上也充分表达了普通民众“棒打薄情郎”的心理期待。浏览历代戏曲舞台上的“负心”故事，我们可以透过它们的结局挖掘出其内在的价值观念。

一、舞台上“负心”故事

常见的负心故事，一般是男子在婚后（或有婚约后）离弃女子，乃至迫害女子的故事。“痴情女子负心汉”是这类故事的常规模式。但经过历代的流传和受众自发的筛选，负心故事的结局也逐渐定型。

目前可考最早的完整的负心故事是莆仙戏《张协状元》。书生张协赴考途中在五鸡山遇盗，病困山庙，当地贫女多方给予救助，二人结为夫妻。张协赴京应试，状元及第。贫女闻讯寻至，张拒不相认，反将贫女毒打逐出。张赴梓州佥判任，再经五鸡山，又刺伤贫女，欲斩草除根。后贫女为枢密使相王德用收养为义女，经人说和，又与张协重圆。这个故事中“负心书生”为求富贵抛弃前妻，后又加以迫害，情节较为恶劣，但妻子最终选择了原谅。这种破镜重圆的结局为类似作品打下了“大团圆”的基础。

豫剧《对花枪》在负心故事的处理上有一定的独特性。《对花枪》出自《隋唐演义》，讲述了罗艺上京赶考，病滞南阳姜家集，与姜桂芝成婚。姜教以花枪七十二路。罗艺病愈赴京，得中后又与秦氏成婚，生子罗成，将花枪授之。数十年后桂芝闻知罗艺在瓦岗聚义，携子罗松、孙罗焕到瓦岗认夫。罗艺不敢相认。罗成怒战罗松父子，被罗焕擒拿。桂芝又战败罗艺。经程咬金说合，夫妻相认，举家团圆。这个故事的独特性在于，虽然最终女子选择了和解，但和解的过程中增加了女子“战胜”男子，对其施予惩罚的情节，体现了女子的独立性。

京剧《杜十娘》是从清代流传至今的一出剧目，百年来情节上变化不大。《杜十娘》主要剧情叙述了名妓杜十娘与浙江书生李甲相恋，设法自赎脱籍，随李甲乘舟回浙江原籍，途中被李甲高价转卖给商人孙富。杜十娘出示所藏百宝箱，怒责李甲，愤而抱箱投江。这个故事中，女性表现了较强的反抗性，不但没有委曲求全，反而以激愤投江表达了强烈的愤恨之情。一些剧团的演出中还会增加“活捉李甲”等桥段，以“厉鬼索命”的方式使女性角色达到“复仇”的结果，更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惩治负心人的心理期盼。

综合来看这几组负心故事，前期男子负心情节较为相近，而区别在于结局中女性对男性的态度。《张协状元》中女性的原谅大抵是男性对女性的所谓“道德要求”，是封建男权背景下社会价值观对女性的“规训”；《对花枪》中的女性以强势的“英雄”面貌出现，又以“宽容”的结局收尾，是女性在反抗和妥协之间选择了一种更能彰显自身价值的平衡点；《杜十娘》中女性以含恨投江表达悲愤和抗争，柔婉之躯与刚烈之性的对比更给人以强大的冲击力，后又有“活捉”等剧情，虽然诉诸神鬼之力，也可见女性的抗争之心。由此观之，在负心故事的流传中，女性逐渐从“逆来顺受”成长为“宁为玉碎”，体现了女性独立性的不断健全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

二、“陈世美”成为负心男子的代名词

谈到负心故事，不能不讲如今已经被世人当作“渣男”代名词的陈世美。“陈世美案”的故事最早起源于清代的花部乱弹《赛琵琶》。陈世美进京赶考，被招为驸马。秦香莲携子进京寻夫，陈世美不认，并派家将刺杀秦氏母子。秦香莲逃到三官庙上吊自杀，被神仙救活，并授以兵法。后秦香莲带兵抗击西夏，立有军功。适逢王丞相告陈世美有欺君之罪，交予秦香莲审讯。经秦香莲怒斥陈世美，王丞相劝解，夫妻相认，以大团圆结局。

考察“陈世美案”的历代戏曲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赛琵琶》虽然在当时盛极一时，如今却已销声匿迹，或许有两方面原因：

从情节上看，《赛琵琶》将“陈世美案”加入了神话元素。秦香莲在三官庙自尽，死后得神仙授予武艺兵法。大约是一个乡下务农的女性骤然获得超群的武艺难以用现实的原因解释，所以引入了“神传梦授”的元素。但是，这一点使一个现实的故事变得更接近神话，模糊了这一故事的现实主义色彩。人世间的悲剧如果必须借助神仙才可以伸张正义，那必然是劳苦百姓不能接受的。

从价值观上看，《赛琵琶》走向了大团圆的结局。陈世美杀妻灭子，秦香莲与之有大仇。二者决裂并非简单的家庭矛盾，涉及是非善恶的价值观。“正邪不两立”，这是人们最朴素的对正义的追求。这样的价值观念如果仅仅被矮化为“男女婚变”“破镜重圆”，也是受众在心理层面上绝不能认可的。

基于此，我们可以认定陈世美之死的必然性。陈世美不孝父母，杀妻灭子，已经挑战了中国人传统伦理的底线；而其中又涉及无视国法、欺君罔上、逼死义士等等恶劣行径。陈世美忠孝仁义全然不具，秦香莲斥责他为“怙恶不悛”。也正因为他恶的极端性和典型性，负心故事也在他的身上发展到了极致。至此，我们已经不能将“陈世美案”视为基于家庭伦理的“负心婚变”故事，而是基于社会公众价值观的“惩恶扬善”模型。正是因为这部戏曲将故事的内核提升到了社会价值观的层面，它才得以活跃于现当代的戏曲舞台而长盛不衰。

三、“陈世美”故事的不同结局体现了不同角度的价值追求

“陈世美”的故事源于《赛琵琶》，这套戏曲明清两代还有秦腔演出，如今早已鲜有闻说。但是，《赛琵琶》的情节在京剧《铡美案》和淮剧《女审》中有不同角度的体现。

从整体上考察，《赛琵琶》的情节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以“杀庙”为界限，前半段讲述的是男子“负心”的故事，后半段讲述的是女子“复仇”的故事。在相关故事的流传中，京剧《铡美案》的情节受众最多、影响最大；而淮剧《女审》的情节则最为独特和新颖。就目前仍有演出的版本来考察，《铡美案》取了《赛琵琶》中“包断”的部分情节，但删除了秦香莲习武为官、子女求情的内容，结局是陈世美在公堂被包公秉公处死；《女审》则沿用了《赛琵琶》中“女审”的情节，但删除了包公这一人物，结局是女性人物亲手杀死仇敌，携带儿女落草为寇。

两部剧作重新塑造“复仇”情节的共性在于，复仇的结果都是将负心人置于死地。这一点从观众的角度上看自然是大快人心的，也体现了各地观众普遍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追求。但是，惩治负心人的途径展现了这两部剧作在反映社会价值观上的不同侧重。

（一）《铡美案》体现了民众对政治清明和社会公义的追求

《铡美案》是目前流传最广的故事版本。包拯抵抗住皇室的压力惩治恶人，对观众来讲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我们要关注的是，《铡美案》的结局不仅仅局限于对负心人的惩处，而在于对政治清明和社会公义的追求。

《铡美案》中秦香莲对国太有这样一段唱词：

秦香莲：香莲状告陈世美，破镜不曾望重圆。他身登龙门把心变，杀妻灭子禽兽一般。依权仗势最凶残，逼死韩琪在庙前。似这等不仁不义欺君害民的负心汉，岂能容留在人间。还望国太秉公断，为民除害惩凶顽。

这段唱词说明，秦香莲不是站在女子的角度斥责负心之人，而是站在正义的角度要求社会公义惩治恶人。她诉说陈世美恶行的时候，也将“悔婚男儿招东床”视为“欺君”不忠的表现。她的境界超越了传统的“闺怨”，而是站在大的格局上对陈世美及像陈世美一样的恶人提出控诉，要求维系社会公义。剧中的包公也不仅仅是一个清官，而是官场之中能够打破“官官相护有牵连”的不良风气的一股清流，是普通百姓企盼社会公义的希望。也可以说，这个故事的这段结局，超越了“负心婚变”题材本身的意义，而更进一步展现了人们对清廉和正义的期许和追求。

（二）《女审》体现了女性的独立性和对传统道德的反抗

在“陈世美案”这个故事的叙述中，淮剧《女审》有极强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秦香莲的人物形象和“秦香莲手刃陈世美”的结局两方面。

在人物塑造方面，《女审》体现了女性自身的坚强、智慧和勇气。在《女审》中，陈世美的负心恶行完全体现在了秦香莲的唱词中。其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秦香莲立功还朝后重遇王丞相，向他提及自己怀抱琵琶怒斥驸马的前情，而王丞相对她的主要印象是“好口才”。在其他剧种中，秦香莲的形象更多地突出其“悲苦”的一面，唯有淮剧这一段突出了秦香莲的“口才”。这个细节说明了，秦香莲虽然是民间女子，本身就具有勇气和智慧。她的官封都督不是一夜之间的神传梦授，而是有长期的积累，又在极端的条件下得到了爆发。《女审》充分肯定了秦香莲所代表的贤妇不只有“夫主为亲”的“女德”，也具有强大的智慧和个体独立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女审》的结局部分，秦香莲所指三项大罪，即“背亲”“抛妻”“灭子”，没有提及“欺君”的行为；国太、皇姑都没有出现，前来劝阻的“恩官”和“圣旨”也没有阻止秦香莲的复仇。这个故事中，秦香莲表达了对皇族和国法的失望和蔑视，最终选择了落草。秦香莲杀死的是陈世美，但表达的是对“贤淑”“原谅”等长期压抑女性的“道德”的反抗，所以令观众感到了极大的震撼和动容。

《女审》创作于1959年，编创者是淮剧名家筱文艳老师。她自身就经历了许多挫折，她在现实生活中是女强人的形象，她所创造的女性角色也有着更强的女性主义意识和反抗精神。此外，1959年也是我国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文艺作品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也体现了更强的斗争精神。这些都是社会生活在戏曲舞台上的反映。

时至今日，筱文艳诞辰已过百年，社会环境也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女审》作为淮剧的经典剧目仍然活跃在舞台上，说明了观众对这个故事、这种情节的认可和喜爱。这是因为这部剧作的情节充分满足了广大女性观众拒绝“渣男”的心理，这种心理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限制，极大程度地引起了共鸣。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来看，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剧中人完成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想为而不敢为、想为而不能为的事。秦香莲习武出征、手刃负心人固然有其超现实的色彩，正是因为这种传奇性，满足了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期待，因此才使得此剧常演不衰。

通过考察传统戏曲，我们可以发现，《铡美案》《女审》的两种结局都超越了“二女争夫”的狭隘主题，其“负心故事”吸收了其他剧目的优秀元素，情节完整，具有典型性。其结局都深化了“负心婚变”题材戏曲的主题，从惩治负心人发展为对社会公义的追求或基于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再思考。二者在主题的深刻性上虽然呈现不同的面貌，但不能以高下作为区分。正是因为这些剧目的存在，才为我们开辟了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的新窗口，也为戏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