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曙明

一

二战结束后的十年，收音机逐渐进入香港中产家庭，人们不用再到凉茶铺听新闻、听赛马了。1949年“丽的呼声”开播时，在香港只有70个用户，而到1950年2月，增加至29707个用户，到当年年底，增加至4.3万个用户。虽然每个用户每月要交费10元，安装费25元，但增长速度之快，仍然十分惊人。

1956年，香港首富何东去世，其子何世义（又名何佐芝）继承了5万港元遗产。当时他代理了一个牌子的收音机，市场占有率超过七成，但销售额并不高，他认为是电台节目太过单调的原因，吸引不到听众。于是，他用那5万港元，拿到了澳门绿邨电台的广播权，并用一年时间，扭亏为盈，再返回香港，申请电台牌照。

当时一共有四家机构投标，何世义击败了其他三家，于1957年12月夺得“香港商业广播有限公司”（商台）牌照，但他并不急于开台。因为日本生产的原子粒收音机（即晶体管收音机）正准备进军香港，为了等它，何世义把商台启播时间，足足推迟了一年零八个月。直到原子粒收音机大量上市，商台中英两条频道，才从1959年8月26日开始，提供每日16小时的广播服务。何世义用两毫一尺的价格，租下荔枝角油库（今美孚新邨）附近一处大厦，做商台临时台址，发射天线也在电台，信号覆盖港岛及九龙。1960年，歌赋山的超短波（VHF/FM）发射站正式启用，中英文台开始以FM广播。商台第一年的利润，全部用来奖励员工，第二年才开始向股东派息。

自此，香港出现了港台与商台两大集团的竞争。第一年，商台举办“爱心圣诞大行动”慈善筹款活动，邀请著名电台人李我主持《天空小说》栏目；港台则以新剧种广播剧《火星人进攻地球》吸引听众，推出全港第一个电台“烽烟”节目《电话说心声》。

至此，港人安坐家中，从那个方方正正的木匣子里，就可以收听到各种资讯、时事、文艺及娱乐节目；在大街上、茶楼上、商店里，也可以捧着一台原子粒收音机，边走边听李我的《天空小说》、潇湘的《伦理小说》、陈弓的《历史故事》、林汉英的《妇女讲座》、何咏琴的《儿童节目》和幽兰的《朋友你寂寞吗》等，还有林彬、尹芳玲的《大丈夫日记》，林彬、张清的《三人行》，岑相、李雁、丁樱、文风的《小康之家》等节目。那年头，没听过这些节目的，简直不能算香港人。

1968年那个火红的夏天，当街道被旗帜、标语、传单的海洋淹没时，7月3日中午12点半，商台第一次响起“收挂号信啊，18楼C座”的叫声，新广播剧《18楼C座》面世了。它以湾仔某大厦18楼C座的“周记咖啡室”为背景，通过一群市井小人物，演绎社会热点，针砭时弊，倾诉市民心声。节目一周五集，大受欢迎，剧中的周老板、祥嫂、胡须仔、冇牙三姑、孤寒铎等角色，市民太熟悉了，就好像是自己身边的朋友一样。节目不仅在香港，而且在珠三角地区，都有无数拥趸。几十年过去，香港不少旧大厦已经清拆，但18楼C座却屹立不倒，一集一集播下去，欲罢不能，跨越了“九七”。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它竟会成为世界第二长的广播剧，在华语广播剧中，雄踞寿星榜首。

为了恢复人们对香港价值的信心，修补撕裂的社会，营造祥和气氛，香港电台也推出了一系列宣扬社会和谐的节目。1969年创作的歌曲《香港之歌》，是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由邝天培作曲、邹方里填词，洋溢着“乐满华堂”的欣欣之情。最特别之处，演唱者不是专业歌星，而是一班普通市民：　　

赞赏东方之珠香港。

爱东方之珠香港。　　

歌声飞扬之处，1969年4月九龙塘广播道30号广播大厦落成，成为港台总部。商台随后也迁入广播道，分为一台和二台，一台波段为FM88.1—89.5，称“雷霆881”，以资讯、时事及娱乐节目为主；二台波段为FM90.3—92.1，称“叱咤903”，以新闻、流行歌曲、广播剧为主，面向青年听众。

电台让枯燥的日子，变得妙趣横生。那些熟悉的嗓音，熟悉的曲调，熟悉的广告，“当报时信号一响”，统统都会出现，延续着昨天没有过完的日子。慢慢地，电台节目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哪天没听，便心中若有所失。一位资深听众回忆听广播的时光：“‘多面手’林氏三姐弟（林珊珊、林海峰、林晓峰），‘软硬天师’林海峰、葛民辉，‘四面佛’郭启华，‘白兔仔’魏绮清，‘猪仔包’周美欣，‘青蛙王子’胡启荣，‘八爪鱼’欧阳应霁以及梁安琪、钱佩卿、刘倩怡、殷惠仪等一大批年青有活力、主持风格活泼清新的DJ；陈海琪的《碟海奇兵》、张丽瑾的《飞越癫狂院》，还有《好时光剧场》《悲欢离合，你心我心》《叱咤乐坛流行榜》等节目令无数青年男女听得如痴如醉，热烈追捧。”

二

电台不仅拥有广大的故事迷，还有一个巨大的拥趸群体，那就是千千万万足球迷。世界上球类运动很多，只有足球能让港人如此疯狂。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足球的黄金年代，南华、精工、怡和、流浪、光华、加山、警察、宝路华等球会，山头林立，互争雄长，每周都会有两三场精彩对垒。每当有球赛，街上都会掀起抢飞（票）热潮，抢不到飞的球迷，便爬上球场周围的山冈，人手一部原子粒收音机，边看比赛，边听讲波。

当时还没有电视转播，市区内的咖啡室、凉茶铺、茶餐厅、冰室便聚了一堆一堆的街坊，围着一部收音机，紧张地听着讲波佬（在直播比赛中即时传述比赛的人员）一轮嘴像开机关枪的解说。讲波有个特点，就是到上半场快结束时才开始讲，因为主办方担心，如果人们可以听足全场，就不到现场看球了，可见讲波魅力之大。尽管看不到画面，人们却好像很清楚比赛的每个细节，时而欢呼，时而惋叹，时而狠狠跺脚，时而猛拍大腿，情绪完全被讲波佬牵着走。

每个电台都有自己的王牌讲波佬。最受欢迎的讲波佬，港台有何鉴江、何静江兄弟，商台有林尚义、蔡文坚等人。这份工也是不易打的，三伏天时，屈在狭窄的讲波箱里，眼睛紧盯球场，一分钟也不能停，讲得声嘶力竭、青筋暴凸、大汗淋漓。有时球迷“三急”，爬到讲波箱上解决，一阵尿雨从天而降，熏得讲波箱骚臭难顶；有时比赛输赢引起球迷骚动，汽水罐、臭鞋、杂物乱飞，讲波佬难免身陷“战场”。

不过，最大的考验还不在此，而在于既要讲得专业，还要够生鬼（生动），听众受落（满意）。一场球赛下来，总要有十句八句让人绝倒的金句，才对得起听众。因此，讲波佬个个都得练就舌尖嘴快、妙语连珠的本事。用“医院波”“坟场波”形容赛事气氛，用“鸡栏收市”形容球场一团混乱，球员带球扭过拦截叫“湿水手巾”（歇后语，后半句是“死扭”），盘球时把球从对方胯下踢过去叫“通坑渠”，形象而有趣，深入人心，不少一直流传至今。

几十年后，何鉴江、何静江对采访者回忆：“相信是因为当时缺乏娱乐，加上听波又是免费的，所以很受大众欢迎。当时十个男人中有六个都会听波。未能入场的固然会听波，入了场的都会听。”林尚义说：“工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听波，吸引大量听众，特别是职业司机，学生也很喜欢听波。”港台与商台有没有竞争？蔡文坚的回答风清云淡：“各有各做，有不同风格，商业电台有自己的听众，没有什么好竞争。”

三

但强大的竞争，已经出现了。

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媒，当然不会缺席。1957年开台的“丽的映声”（丽的）是香港第一家收费电视台，月费为25元，只有一个黑白英语频道，每日播放4小时，租户只有640家。市民普遍不感兴趣，因为收费太贵，也没什么东西好看，图像模模糊糊，家里摆台电视机，除了占地方和炫耀之外，没什么作用。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20世纪6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改变了。1967年，正当社会喧嚣混乱之际，丽的开始转播赛马，邀请出身于练马师世家，做过骑师、练马师的董骠，担任评述。他讲马的最大特点，就是七情上面，口若悬河，言辞尖酸犀利，肉紧到要爆血管，倾倒了全港市民。就像听讲波一样，每到赛马日，不管赌不赌马，人们都喜欢听董骠讲马，一句“我系董骠，你唔系；我讲马，你要听”，即时把听众的情绪煽动起来。赛马对抚绥人心竟有意想不到的功效，董骠自己也说，就像一服安定剂，“六七年马季开锣，满街的土制菠萝（炸弹）突然少了”。

董骠（站立者）讲马

瘦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1966年海运大厦落成，开幕时甚至请来英国玛嘉烈公主和港督戴麟趾主持揭幕仪式。1967年9月1日香港第二家电视台——香港电视集团（即无线电视）的开台试播，就是在海运大厦进行的。11月19日正式启播时，尖沙咀人山人海，戴麟趾十分夸张地乘坐直升机，降临现场，主持启播仪式。无线台将提供大量中文节目，而且免费收看，仅此一招，抢尽丽的风头。后来，丽的、无线都搬进了广播道，港人戏称广播道是“四台山”。再后来，佳艺电视台成立，台址也设于此，“四台山”变成了“五台山”；但没过几年，佳艺倒闭，“五台山”又变回了“四台山”。

无线开台的第二天，王牌综艺节目《欢乐今宵》，便热闹登场，周一至周五晚9点至10点半，全程现场直播。由于有陈齐颂、梁醒波、沈殿霞、潘迪华、郑君绵、森森、杜平、奚秀兰众多艺员参与，节目形式包罗万象，有歌舞、趣剧、游戏、明星访谈、单元剧和连续剧等，还不时举办各种特备活动，节目一炮而红。主题歌用一首英文歌的曲，填上粤语歌词，观众一天的烦恼与疲倦全忘记。

从开播之日至1994年10月7日告一段落为止，《欢乐今宵》共播映6613次，创下全球最长寿电视综艺节目纪录。一位看《欢乐今宵》长大的观众感叹：“每个年代都不易，但不是每个年代都有这么经典的欢声笑语！”

大众传媒的急剧嬗变，尤其是电视的兴起，悄悄改变着世界，改变着生活。1968年12月5日，无线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大制作《梦断情天》开播，逢周四播出半小时，但观众抱怨两集相隔太久，于是在1969年1月改为周一至周四每天播出15分钟，周日重播，全剧长达197集。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正式宣告电视剧时代的到来。

这时，适逢廉政公署成立，全力打击贪污，也急需塑造公众形象，主动与电视台合作，制作了一系列廉政电视剧，包括丽的13集电视剧《静默的革命》（1976）、无线7集《ICAC》（1978）、7集《廉政先锋》（1981）；亚视（原丽的）1985年推出6集《廉政先锋》第二辑，无线1989年推出13集《廉政先锋》第三辑；亚视1992年制作7集《廉政行动》，无线1997年推出20集《廉政追缉令》。这番热闹景象，尽管有廉政公署的官方推动，但在观众看来，就是两个台斗得难分难解。

无线明显占了上风，除了节目质量外，免费更是一块吸铁石，把观众牢牢吸住。迫使丽的不得不急谋对策，先是推出综艺节目《星月争辉》，与《欢乐今宵》抗衡，又推出谐趣剧《老夫子》和游戏节目《象棋比赛》，奖金高达万元，在当时足够买两房一厅的楼房。但出尽百宝，仍然只能跟着无线的车尾灯跑，最后归咎于收费原因。1973年4月6日，丽的作出重大改革，由有线转为无线，由收费转为免费。

大家都免费了，楚汉相峙，龙争虎斗。1976年6月，无线根据武侠小说改编的32集电视连续剧《书剑恩仇录》推出，再创收视高峰。丽的也不甘示弱，以一部演绎江湖儿女义薄云天故事的《大家姐》，与《书剑恩仇录》正面对撼。1977年又以警队为题材的《大丈夫》，与无线取材自美国故事《午夜情》的百集长剧《狂潮》硬碰。

不知不觉间，一种全新的视听娱乐形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走向成熟。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晚晚煲剧，也在市民中逐渐形成。自从磁带式录影机、VCD进入家庭后，煲剧的形式也升级了。一位港人总结说：“录影机（VCR）和录影带（VHS）在上世纪70年代尾出现，彻底改变人类睇戏方式。本来只有电视直播或戏院的实时观看模式，开拓出随时重温模式。”

录影机催生了一个新行业：电影VHS录影带及LD影碟租赁。这类店铺，遍布三街六巷，最著名的是1987年在太古城中心4楼开业的金狮影视超特店，提供录影带、镭射（激光）唱片、电脑应用及游戏软件的租赁和销售，全盛时港九有多家分店，实行预缴形式发售套票，顾客可以享受较为便宜的价格。一位租带店常客回忆：“年纪有返咁上下（年纪差不多）的电影爱好者，都会经历过入租带店如入大观园的感觉，录影带盒脊较影碟盒脊厚，比起薄薄窄身的影碟盒有更多平面设计的发挥空间，外观就像一本厚书的书脊。将录影带一饼饼栋起来并排架上，顿时显得色彩缤纷、琳琅满目。”金狮影视超特店做到“九七”后，遇上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才告衰落，1998年因欠债清盘，宣告租带店时代的落幕。

录影机同时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老翻”地下市场，兰桂坊、旺角、油麻地一带的夜幕下，小贩用纸箱装着盗版影带和光碟，在街头兜售。警方虽然不时扫荡，但老翻就像牛皮癣一样，难以根治。差人来了，小贩一哄而散；差人走了，又依然如故。卖老翻的小贩，大都由黑社会操控，为抢地盘经常大打出手，有时甚至喋血街头。

许多人煲剧成瘾，影响了正常生活，以致健康专家警告：每天看三四个小时电视，会增加15%的死亡风险，每天看超过7小时，会增加47%的死亡风险，但仍阻不住人们通宵达旦地煲剧。一旦形成惯性收看，便像被施了咒一样。黄昏时一家人吃晚饭，打开电视机，就是看无线台，打麻将时也是看无线台，睡觉前也是看无线台，第二天起床吃早餐时，打开电视还是看无线台。1975年佳艺电视台开台，虽然拍出了《射雕英雄传》《金刀情侠》《流星·蝴蝶·剑》等口碑不错的电视剧，但始终斗不过无线。结果，观众的寿命没见缩短，它却寿终正寝了。

擂台上又回到了无线与丽的两家相争。1979年，无线推出连续剧《网中人》。剧中虽然有周润发、郑裕玲、任达华等明星阵容，但最出彩的角色，却是廖伟雄饰演的阿灿，一位内地来的新移民，为人蠢蠢钝钝、土里土气又急于求成，有一次与工友打赌，一口气吃下三十个汉堡包，令观众印象深刻。此剧播出之后，港人把内地来港定居的新移民，统统叫作“阿灿”。一部剧能够创造一种身份标签，可见影响之大。

四

1978年，丽的第一台提拔了一位新总监，名字叫麦当雄，年仅29岁，曾经为丽的监制连续剧《十大奇案》，又拍过《十大刺客》，收视成绩都不俗。他掌班之后，落重本制作《变色龙》（1978年）、《天蚕变》、《天龙诀》、《沈胜衣》（以上均1979年）等剧，《天蚕变》更是大卡士（阵容豪华）的代表作，光是导演就有18位，首播平均有超过100万观众收看。不过，最成功的一役，还是1980年开播的《大地恩情》。

《大地恩情》由《家在珠江》《古都惊雷》《金山梦》三个系列组成，其中以《家在珠江》声誉最隆，讲述珠江三角洲一户平凡农家，在大时代中悲欢离合的生存故事。乡土气息浓郁，节奏舒缓，仿佛徐徐展开的一卷水墨画。此剧一出，横扫千军，关正杰唱的主题歌“河水弯又弯，冷然说忧患”，唱红了大街小巷，唱红了珠三角，唱红了大江南北，一时风头无两，迫使无线不得不腰斩正在播放的电视剧《轮流转》，改请杜琪峰拍摄《千王之王》应战。丽的大赢一局，在广播道的栏杆上，挂满了旗帜，迎风招展，以“千帆并举”炫耀胜利。

这一年，电影大亨邵逸夫入主无线。两年后，远东银行创办人邱德根的远东集团收购丽的电视，改名为“亚洲电视”（亚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场新的问鼎之争，又在蓝绿红三色与铜钱之间（无线台的台标是蓝绿红三色，市民戏称为“三色台”；亚视的台标像一枚铜钱）掀起鲸波鳄浪。

香港电视究竟有何法宝，能够把万千家庭观众吸引到小小屏幕前，甚至催生了一种“电视捞饭”的生活模式？1986年，内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广东电视人移樽就教，到香港取经，而香港同行传授给他们的“真经”很简单：电视剧就是文化快餐，就是汉堡包，它“仅仅是一种娱乐”。只要抓住“娱乐”二字，就抓住关键了。当然，娱乐是要健康的、阳光的，而不是低俗的、媚俗的。

丽的推出《大内群英》（1980）、《武侠帝女花》（1981）后，麦当雄退出了，自立门户，创建独立制片室。无线在1984年推出的40集《新扎师兄》，讲述一位年轻人入读少年警察学校，凭着毅力，晋升为督察的故事。比起古装武侠剧，该剧更贴近时代，更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在健康娱乐之余，亦不乏教育意义。播出后改变了社会对差人的恶劣印象，打破了“好仔唔当差”的旧观念，许多热血青年就是看了这套剧后，义无反顾地投考少年警察训练学校。

电视剧的社会影响力，还有一个例子可资证明，就是1992年无线的40集连续剧《大时代》。该剧一开始，郑少秋饰演的丁蟹，因炒股惨败，在天台推四个儿子跳楼的场面，令观众深感震撼，全剧围绕股坛发生的风云大事展开。直到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风暴，人们回头再看，才惊觉《大时代》这部剧，简直是神一般的预演。后来每当股市大跌时，人们就会归咎于“丁蟹”。“丁蟹”这个名字，成了股市狂跌的代名词，甚至被一本正经地称为“丁蟹效应”。

20世纪70年代前后，香港社会的特点是青少年的人口比例最高。青少年充满了朝气，为社会注入了一股活泼、进取、冲劲、动感、开放的活力。香港电台在1974年开设了《青春交响曲》节目，追步青少年的喜好，内容围绕音乐、时尚、潮流，每天下午4时至6时播出，后来风靡一时的“DJ文化”，由此而发端。唱片骑师成了青少年的偶像，如果偶像也登台唱歌，那就是“偶像中的偶像”，更令青少年疯狂追逐。

当年的“粤语长片”，在新一代年轻人眼中，不过是“粤语残片”。一字之差，凸显世代更替的印痕。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衣饰风格、饮食口味、娱乐需求、做事方式、价值标准，都与上代人不一样，甚至连走路姿势、说话语气，也必须不一样。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电台、电视也在重塑着一代青年的形象。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