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马军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不愧为大家，这首《元日》不意间即成此题诗作之翘楚。字里行间不只洋溢着满满的欢快与昂扬，还将当时大年初一的民间习俗展示得纤毫毕现。一阵爆竹声送走了旧的一年，人们饮着醇美的屠苏酒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家家门上的桃符都换成了新的。

“桃符”者，何谓也？原来古时的人们，为了趋吉避凶，对新的一年寄予美好的期望，遂于春节之日，在大门两侧挂上画着门神的桃木板，谓之“桃符”。继任后蜀皇帝的孟昶认为这样的形式之于这个特殊的节日显得过于简陋，不够有品位和格调。遂命翰林学士辛寅逊书妙词佳对于其上，可是文句却未能让文学功底深厚的孟昶满意。他认为词采有欠华瞻，对仗输于端严。于是亲操笔墨，挥毫奋书：“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自此，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就诞生了。旁观的大臣们一致鼓掌叫好，其实并不清楚好在何处，直到一年后他们才从酣梦中醒来。965年正月，北宋军队攻入成都，后蜀灭亡，受命接掌这个地方的首任行政官员是吕余庆，而“长春节”又是北宋为庆贺皇帝赵匡胤诞辰专门设立的节日。一副春联，就完整绘出了后蜀命运的路线图，不知是这副春联唤出一个名垂青史的燕赵长者，还是吕余庆成就了春联这个独特的文化载体。

一、忠诚可靠是底色

吕余庆（927—976年），为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官员，幽州安次（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人。本名原为吕胤，为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故易以其字余庆为名。在北宋初年人才济济的文臣武将之中，吕余庆并不算特别耀眼的那颗星，但他的弟弟吕端却可与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并名：“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吕余庆固然不如其弟成就大、名头响，但是他却是吕氏家族枝繁叶茂的重要奠基人。在他之前，其祖父吕兖，五代时期官至横海军节度判官。父亲吕琦，也为五代时期大臣，先后在后唐、后晋担任诸多要职，史称“俊美丰仪，颇有气度”，“仁厚宽容”。在这样优渥的家庭环境中，吕余庆耳濡目染，吸收了足够的精神营养。他不急不躁，步步为营，通过自己聪慧和坚韧的毅力，深耕细作，厚积薄发，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特殊历史时期，牢牢站稳脚跟，并不断成长。从后晋开始，吕余庆因为父荫顺利步入仕途。他的第一个职位是千牛备身，职责就是陪侍皇帝左右，保护皇帝的安全。虽然起点不是很高，但却十分关键，必须是忠诚可靠、素质过硬的青年才俊才能被授予此任。吕余庆心无旁骛，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从无纰漏。由于出色的表现，吕余庆漂亮地交出了人生的第一份答卷，被提拔为开封府参军。这本来是一个行伍中的军职，类似于行军参谋，但到了宋代，其职能和权限有所变化，是开封府任的基层行政官员，但是吕余庆从此正式进入了北宋官员的行列。《老子》曰：“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淮南子》亦言：“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都是在说明一个至理，那就是树木的根扎得越深，这棵树就越牢固；城墙的墙基砌得越好，这堵墙就越坚固。一句话，人生的大厦能筑多高，关键在于他的基础有多牢。吕余庆根基深厚，起步扎实，自然能经得住时局的变幻与人事更迭的考验，他的稳健、坚韧、勤勉、果毅以及只做不说的工作作风，别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所以不久，又被提拔重用，担任管理民户、杂役、祠祀、农桑的户曹掾。后晋少帝的胞弟石重睿任忠武军节度时，对他非常赏识，将他弄到自己身边，请他为幕僚，将“推勾狱讼”、负责刑事与判决的推官之职给他。此后，无论时局怎样演变，吕余庆都以不俗的表现挺立在潮头之上。

实力到了，想藏都藏不住。当时还是地方节度使的赵匡胤就一眼看中吕余庆这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好苗子，不只向周世宗柴荣鼎力举荐，还干脆将他一直带在身边做亲信幕僚。宋朝建立伊始，内忧外患，百废待兴，迫在眉睫的棘手问题一大堆，急需得力干将分忧解难。于是，太祖赵匡胤便迅即将远在亳州任观察判官的吕余庆召回朝廷，官封给事中。不久，又将首府衙门开封府尹一职给他，意在用他的沉稳和机略稳住政权的大本营。

事实证明，吕余庆不负所托，也不负众望。在内部叛乱此起彼伏，外部敌国蠢蠢欲动，风高浪急、险象环生的恶劣局面下，他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未尝一日得安，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朝廷交给他的任务，将首都汴梁建成了风雨不透的稳固的大后方。

960年，驻守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的悍将李筠打出后周的旗号，勾结北汉政权公开反叛，抓了北宋朝廷的监军周光逊，派遣军队袭击泽州（今山西省晋城市），杀掉刺史张福，占领泽州，朝野震动。为鼓舞士气，太祖赵匡胤御驾亲征，在泽州城以南打败李筠的三万主力部队，迫使其自焚而死，晋南叛乱遂平。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兼中书令李重进在扬州举兵反叛，赵匡胤再一次亲率大军征讨。至十一月，宋军攻破扬州，李重进走投无路，举家自焚而死，叛乱平定。在这惊心动魄、血雨腥风的大半年里，吕余庆使出浑身解数，上下筹谋，多方运作，令京城民心安定、秩序井然，各项军需物资和粮草给养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有力保障了前线平叛的胜利。

二、宽简干练是名片

经过数年的东征西讨、励精图治，新生的北宋政权逐渐稳固下来。965年，北宋终于腾出手来，一举将偏安于大西南的后蜀政权化为历史，并且将亡国之君孟昶押到宋廷。先贤早就认识到，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依靠武力征服不难，难的是各得其所，长治久安。孟昶这个末代皇帝虽然腐败不堪，但是在后蜀经营多年，思念故主的吏民大有人在，一旦天下有变，死灰复燃，遍地烽火恐怕是分分钟的事。因此，迅速施行对蜀地的有效治理，安定社会秩序，就成为摆在宋朝君臣面前的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宋太祖首先想到的就是忠贞不贰、稳健厚重、果决干练、足智多谋的吕余庆。

吕余庆到达成都后，迅速进入角色，他深深地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是异常艰难和险恶的环境，稍有不慎，就可能酿出大变。朝廷安排的架构是这样的，吕余庆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主要负责民政管理。还有一支与他并行的人马，就是朝廷，驻军，负责此地的防务，由王全斌负责，手下还有王仁赡、崔彦进等将领。文武各管一摊，互不节制，这就需要吕余庆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同时还要协调好与王全斌等宋军的关系，以争得他们的配合与支持。可是实际情况比他预想的要糟糕得多。王全斌等一众将领，不仅不能有效节制手下军兵，反而恃功不法，胡作非为，竟然擅自打开后蜀府库，把本该上缴国库的财富肆无忌惮地装进自己的腰包，还纵容属下扰乱市场，强抢民女，“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本来是维护稳定的支柱，可是却比土匪的破坏性还大，他们的倒行逆施自然引起蜀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域内人心浮动，家家惶恐不安，暴力反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吕余庆的施政可想而知会受到多少掣肘，审时度势在前，深谋远虑在后，他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

以菩萨心肠，惠民安民。一是安抚蜀地官吏和黎民百姓，规定凡是愿意随孟昶入京的，朝廷给他们留出官位，并建好房屋。二是减少税役，自965年始，连续四年蜀地夏租减半，废除后蜀时期各种繁苛的税赋和杂役。三是降低盐价。四是对于战乱中的盗贼，允许他们在一个月之内自首，就可从宽处罚。

以霹雳手段，猛药治疴。对属下官吏借巡查之机寻衅滋事、勒索财物、扰民害民的，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对驻守宋军擅出军营，危害治安的行为绝不姑息。一天，某倒霉的军校趁酒醉之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持刀抢劫商人财物，此举不只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秩序，也是对北宋新任知府不遗余力治理蜀地的蔑视和挑战。接到举报后，吕余庆毫不犹豫地立即命令将其逮捕到府衙，当众斩杀。这些平时无法无天、连杀人越货都不当回事的军校们，顿时受到极大的震慑，再也不敢将法律随随便便踩在脚下了。“余庆立捕斩之以徇，军中畏伏，民用按堵”（《宋史》）。从此，这些嚣张跋扈之徒魑魅胆碎，收手敛迹。百姓安心，百业复兴。

在成都知府任上的三年中，吕余庆施政宽简，劝课农桑，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逐步使满目疮痍的蜀地呈现出一派祥和的烟火气。他的辛勤付出和卓越的治理才干，令蜀地吏民心悦诚服，不牧而化，朝野上下，也无不赞叹有加。吕余庆的有效治蜀为一众后继者所效仿，其中就有他的弟弟吕端。

975年，宋朝深陷江南战事。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陷入被动，朝廷决定派使臣稳住北方的契丹，可是却无人愿意出使，因为皆知契丹乃虎狼之邦，杀害使臣之事屡屡发生。就在这种僵持中，吕余庆举贤不避亲，以国家大义推荐了自己的弟弟吕端。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认为吕端不过是个酒囊饭袋，干不了什么事。宋太祖因为无人可派，只好派吕端出使契丹。吕端便在一片质疑声中出使契丹，凭着满腹经纶，处变不惊，折服了契丹君臣，最终不辱使命，令满朝文武刮目相看。不久，吕端升任知成都府，他的施政风格极似其兄，俨然是吕余庆的翻版，深得蜀地吏民之心。

三、德行高尚是形象

吕余庆外表疏阔平和，波澜不惊，但内里则是胸有丘壑，智略过人。因此，年纪轻轻就已是个颇具实力、极具声名的幕僚了，就连当时的周世宗柴荣对他都有深刻印象，任他为掌书记。北宋建立之后，原后周宰相范质为太祖赵匡胤推荐宰相人选时，就只推荐了吕、赵二人，说他们富有才干，精通治道，是最为可靠也是最佳的宰相人选。

可见，吕余庆的资历、才干和影响，在北宋人才济济的队伍中，是豪杰中的豪杰，精英中的精英。在宋太祖“黄袍加身”的过程中，吕余庆运筹帷幄，建不世之功。《宋史》记曰“余庆为元僚”，元者，首也。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是最早被宋太祖看中揽入麾下的金牌幕僚。论资历，他遥遥领先，当之无愧；论才干，他腹有良谋，治绩卓著；论贡献，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默默奉献数十载，不输任何功臣。一个“元”字，即将其在宋廷中的地位和作用尽释无遗，定位精准。可是，在朝堂之上、御阶之下，论功行赏的时候，仅有几名文臣获赏，而且似乎单单遗忘了吕余庆。赵普被任命为开国宰相，李处耘也被提拔重用，可是吕余庆却淡定得很，也宁静得很。他宠辱不惊，任花开花落，随云卷云舒，仿佛全然与己无关，“恬不为意”。

赵普由于长期居于相位，难免专擅朝政，多有大臣诋毁，随着流言日盛，太祖渐失耐心与信任，采取措施稀释和分割其宰辅的权力。要命的是又接连爆出对他不利的消息：一是非法收受吴越王钱俶的贿金，二是违法建造自己的官邸，三是庇护部下贪赃枉法。一经查实，怒不可遏的宋太祖立即罢免了赵普的宰相职务，将其贬出京城。遭罢相的赵普顷刻间坠入人生的谷底，一时间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唯有吕余庆始终没有参与这个痛打落水狗的游戏，反而逆势而为，挺身而出，凭良心为赵普说公道话，让太祖心中的恨意化解不少。

李处耘的情况也差不多，居高位久了，难免有些忘乎所以，纰漏渐多，树敌自然也多。后来在领兵平定荆湖时，他残忍杀戮，恶名远播。同时他与主帅慕容延钊势成水火，这一行为终于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了太祖的信任，被贬为淄州刺史。后来吕余庆从江陵知府任上被召还时，宋太祖隐晦曲折地说起李处耘的情况，实际上想听听他的意见。吕余庆秉持公允，实事求是地为李处耘作了一番解释，宋太祖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也符合实情，是个不偏不倚、忠直无私、德行高尚的宽厚长者，于是任命他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没有私心的吕余庆，因他的长者风范被抬入权力核心。

《宋史》对吕余庆如此定评：“余庆重厚简易。”重厚是品德，重如山岳，厚如大地。负载万物，默默无言，利益天下，功高不居，既重且厚，恰如其分。简易是施政，简为简单，亦是简便；易为容易，也为易行。正所谓“大道至简”，可见简的境界之高。范仲淹《用天下心为心赋》云：“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说的就是繁琐苛刻的条条框框，百姓不易掌握，也不堪其扰。反之，用明白晓畅、简便易行的治理方式，万民不仅容易接受，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显然，能够化繁为简才是大本事。“重厚简易”，寥寥笔墨，即将一幅厚德可载万物、才干罕有其匹的长者肖像惟妙惟肖又清晰传神地勾勒出来。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