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裴文媛

太上皇不是太上皇帝，只是皇帝的父亲。按《说文解字》说法，“皇”的意思是“大”，“帝”是“王天下之号也”。“皇帝”是天子的专称，天子登基是称帝，而不是“称皇”。蔡邕说：“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颜师古说：“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政治，故不曰帝也。”也就是说，太上皇只是一种尊号，虽然地位高贵，但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得太上皇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微妙起来：在父为子纲的伦理规则之下，太上皇作为皇帝的父亲，在父子伦理上当然是高于皇帝的；在君臣伦理中，太上皇又是皇帝的臣子，地位当然低于皇帝。君臣优先于父子，皇帝强于太上皇，这是理论上太上皇处理与皇帝关系的准则，这个准则听起来是清晰的。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历史上不少太上皇在将权力移交新皇、和新皇日常相处的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顺畅。这与太上皇的产生方式密切相关。

加尊与内禅

太上皇的产生，一般有加尊与内禅两种。

加尊，就是儿子做了皇帝，成了统治天下的天子，就尊奉仍健在的父亲为太上皇，所谓“子有天下尊归于父”。这一般发生在创业之主身上。例如，秦朝嬴政称始皇帝后，加尊父亲异人为太上皇。再比如，刘邦在建立汉朝成为皇帝后，尊他的父亲为太上皇。《汉书·高帝纪》记录了汉高祖的诏书：“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这通诏书明白地表示：刘邦的皇帝之位，是自己平定天下而为天下人所尊奉的；只是因为出于对父亲的孝道，所以刘邦才为刘太公上了“太上皇”的尊号。

内禅，则是皇帝还健在时，因为某种原因，提前退位，将皇位传于太子，所谓“父有天下传归于子”。一般认为，赵武灵王传国于其子赵惠文王，自称“主父”，虽然不是用的“太上皇”的尊称，但仍然是内禅的开始。历史上皇帝内禅事件不少，粗略统计至少有15次。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5次，唐代4次，宋代4次，明清各1次。这些皇帝禅位事件自然有各种各样原因，有的是因政局所迫，或者因病不能视政，又或者天象异变。

因政局动荡，不得不禅位的皇帝，至少有北齐后主高纬、唐高祖、唐玄宗、宋徽宗、明英宗五位。

公元577年，北齐后主高纬在他21岁的时候，因为与北周的战争失败了，就把皇位内禅给了年仅8岁的太子高恒，自己当起了“太上皇帝”。年幼的高恒不能力挽狂澜，北齐很快就灭亡了。

有唐一代，政局动荡比较严重，帝位传承是一个大问题，顺利禅让的少，夺位政变频出。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随即，秦王被立为皇太子，开始处理政务。同年八月，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尊唐高祖李渊为太上皇。翌年，改元贞观。贞观三年（629年），太上皇李渊徙居大安宫。因玄武门之变，唐高祖李渊不得不禅位给秦王李世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唐高宗李治死后，武则天掌握朝政大权，先是立李显为皇帝，是为唐中宗。李显登基后，试图通过重用韦皇后的父亲韦玄贞来分权，被母亲武则天废除帝位，在位时间仅55天。继唐中宗之后的，是唐睿宗李旦。唐睿宗不过是傀儡皇帝，武则天垂帘听政。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李旦则被降为皇嗣。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禅位于唐中宗李显，李旦则因功劳担任太尉一职，并加尊号“安国相王”。唐中宗死后，爆发韦后之乱，李旦的儿子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唐睿宗李旦第二次登基，并立李隆基为皇太子。先天元年（712年），唐睿宗因为彗星出现，禅位于太子李隆基，成为太上皇，并于翌年将所有权力交给了唐玄宗李隆基。玄宗前期，任用姚崇、宋璟等贤臣，开创了著名的开元盛世。可惜在他执政后期，出现了一系列失误，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在天宝十五年（756年），唐玄宗禅位于太子李亨（唐肃宗），自己也当上了太上皇。

除唐高祖、唐玄宗外，另外两位被迫禅位的皇帝也大大有名。一位是宋徽宗，一位是明英宗。宣和七年（1125年），宋徽宗赵佶因金兵入侵，慌忙把皇位传给了太子赵桓（宋钦宗），自称道君皇帝。这是北宋唯一的一次禅位。靖康二年（1127年），徽、钦二帝都被金兵俘虏。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为了保卫京师，皇太后与于谦等大臣商议，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是为景帝。景帝继位后，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后来，也先送还英宗。景帝去世时，则发生了夺门之变，英宗再次登基。

政局变动引起帝位变动再正常不过，还有一些特殊原因导致皇帝禅位的例子。第一，因病禅位的皇帝，有后凉吕光、唐顺宗、宋光宗三位。十六国时期后凉的开国之君是吕光，他便将皇位禅让给了自己的儿子。龙飞元年（396年），吕光自称“天王”，即皇帝位。龙飞四年（399年）十二月，吕光在自己病重、国内反叛四起的情况下，册立吕绍为天王，将帝位禅让给吕绍，并自称“太上皇帝”。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但因病不能处理政务，就把政务全交给了太子李纯。翌年，立李纯为皇帝（唐宪宗），顺宗则成为太上皇。第二，因天文异变而禅位的皇帝，除上文提到的唐睿宗外，还有北齐武成帝。北齐武成帝高湛在河清四年（565年），因为大臣上奏说天文有变，就把皇位传给了太子高纬。大臣们援引献文帝故事，上“太上皇帝”尊号。当时，高湛28岁，高纬则只有10岁。

纵观各朝各代，除了被主动加尊为太上皇的，乐意主动禅位给新皇、权力交接愉快的君主凤毛麟角。一个君主让出帝位成为太上皇，虽然形式上已经将权力交接给了新皇，可由于曾经的权力惯性，往往难以完全放弃对朝政的干预。太上皇仍希望保持一定的政治影响力，而新皇则希望树立自己的权威，掌握完全的统治权。这种权力交接的不完全和双方对权力的不同态度，容易导致矛盾的产生。

最理想的太上皇

理想的太上皇第一条标准是自愿，而不是由于种种原因被迫离开帝位。北魏献文帝、北周宣帝、南宋高宗、孝宗和清高宗，都是自愿将帝位禅让的。

在北魏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大概是迁都洛阳施行变法改革的孝文帝元宏。他的皇位则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禅让的。献文帝对于处理政务没有兴趣，一心只想着避世修道。他一度想禅位给他叔叔京兆王拓跋子推，却因群臣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不过，他最终还是实行了内禅，把皇位传给了他年幼的儿子拓跋宏（后来，拓跋宏在变法时将拓跋改姓“元”）。献文帝在位时间7年左右，禅位时年仅17岁，儿子则年仅5岁。他下诏说：“昔尧舜之禅天下也，皆由其子不肖。若丹朱、商均能负荷者，岂搜扬仄陋而授之哉？尔虽冲弱，有君人之表，必能恢隆王道，以济兆民。今使太保、建安王陆馛，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绶，致位于尔躬。其践升帝位，克广洪业，以光祖宗之烈，使朕优游履道，颐神养性，可不善欤？”献文帝在上述诏书中，对元宏大加夸赞，认为他人虽年幼，但是有“君人之表”，将祖宗基业交给元宏他很放心。献文帝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他的儿子拓跋宏，最终进行了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北魏的汉化和强盛。公元579年，北周宣帝宇文赟也把帝位禅让给了太子宇文衍，原因与献文帝拓跋弘相当一致，是他自己想要“高蹈风尘之表”。宇文赟自称“天元皇帝”，居处称为“天台”，朝廷政事则仍由宇文赟处理。当时，宇文赟21岁，宇文衍则只有7岁。拓跋弘和宇文赟自愿禅让帝位，但理由着实自私，没有一点家国情怀和帝王的励精图治之心。

南宋高宗赵构应该是历史上当太上皇时间最久的，共24年。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立赵昚为皇太子。翌年，赵昚即位，改元隆兴，高宗则退处德寿宫，称太上皇。由于高宗早年丧失了生育能力，孝宗并不是高宗亲子，而是太祖一脉，所以孝宗十分感念高宗。宋室的帝位传承很有趣，宋太祖一脉在宋太宗赵光义之后就无缘帝位，却在南宋高宗手中接了过去。高宗在24年的太上皇岁月中，享尽了安逸荣华。宋孝宗是一位有为君主，一生以北伐恢复中原为目标。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已经63岁的孝宗，把皇位内禅给42岁的太子赵惇。公元1190年，赵惇即位，是为光宗，宋孝宗则成为太上皇。不过，光宗患有精神疾病，在绍熙五年（1194年）太上皇去世时甚至不能办理丧礼。于是，赵汝愚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策划了绍熙内禅，扶立了宁宗赵扩。连续三次内禅，这在历史上确实是绝无仅有的。宋人洪迈认为，历朝历代的太上皇故事中，只有宋高宗、宋孝宗二人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融洽和谐。魏晋南北朝的诸位君主都不值得一提，唐代四位太上皇中，顺宗是因为自身疾病不能处理政务，高祖是因为秦王杀兄弟后迫于形势，唐玄宗则在逃往四川的途中太子擅立，只有唐睿宗禅位是发于诚心，但也有不得已的内情。因此，宋高宗的慈爱与宋孝宗的感恩孝顺可谓彪炳千古，最理想的太上皇也非他二人莫属。

按照清人赵翼的说法，将太上皇与皇帝的关系处理得最好的君主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乾隆”）。赵翼首先引述了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历代太上皇的评论。对于洪迈评论宋以前的太上皇，赵翼表示同意，但对于最好的太上皇一事则表示异议。赵翼认为，南宋偏安，孝宗又不是宋高宗的亲生儿子，因此宋高宗、孝宗的太上皇与皇帝关系还是不完美的。相比之下，清高宗则是“临御六十年，亲传宝位”。而且清高宗的儿子爱新觉罗·颙琰（清仁宗）表现也很好，比宋孝宗更孝顺，“今上自受禅后，极尊养之诚，无一日不亲承色笑。视宋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数焉”。因此，对于清高宗和清仁宗的关系，赵翼作了一个评价：“慈孝兼隆，福德大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

清高宗在御极60年后，将皇位内禅给皇太子颙琰。因为清圣祖（年号“康熙”）在位61年，所以清高宗决定只做60年皇帝，以示对他祖父的敬意。他认为，历史上像唐高祖、宋徽宗、明英宗等太上皇，都是“丧败余生”，失去了曾经的皇帝尊严。只有宋高宗的太上皇生活勉强可以效法。于是，清高宗便在皇宫的东北区域修建了皇极殿、宁寿宫、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等建筑群，作为他的居所。

在乐寿堂前门上，有一副清高宗自己撰写的对联，左右联分别是：“乐在人和，肯寄高闲规宋殿；寿同民庆，为申尊养托潘园。”意思是说，他要像宋高宗和潘恩一样，晚年悠游尊养。潘恩是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的进士，曾在抗倭斗争中立下功劳，又因为在担任河南巡抚时，制服了贪虐骄横的徽王朱载埨和伊王朱典楧，而得享大名。退休后，潘恩因功劳受到朝廷优待，有一个很好的晚年，直至87岁才过世。不过，清高宗实际上依然把一切军国大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命人镌刻了“太上皇帝之宝”的玉玺，批阅奏章一如既往，起居注官也继续撰写他的起居注。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万法归一”殿里，保存着清高宗的诗文《出山庄北门瞻礼梵庙之作》，其中就说道：“自丙辰授政，子皇帝用嘉庆纪年，而一切军国大事，予仍躬亲指示，不敢遽图暇逸。即剿捕教匪一事，筹笔勤劳，凝盼捷章。”“丙辰授政”，就是丙辰年间（嘉庆元年，1796年），清高宗内禅清仁宗之事。“剿捕教匪”则是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之事。清高宗仍然决定着一切军国大事，因此清仁宗只是在名义上接班，实际上并没有决断权力。清仁宗对于父亲确实是尽到了一个孝子的本分。每逢清高宗木兰秋猎、拜谒祖陵、朝佛拈香时，他都亦步亦趋地跟着，平时也是每天都去参拜父亲，向父亲问安。可以说，清高宗是历史上不仅享有尊位，还最有权势的太上皇。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清高宗病逝，清仁宗立即下令夺去了清高宗宠臣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重要职衔，不久之后就展开了清算。直到这时，清仁宗才正式开始摆脱父亲的影响，成为名副其实的乾纲独断的皇帝。

不能不说，赵翼对清高宗和清仁宗的溢美之词有夸张的成分，也没有点出皇帝与太上皇在君臣、父子两大伦理关系中的纠葛，也就是皇帝作为君与子、太上皇作为臣与父的伦理冲突。作为至尊的皇帝，如何扮演好孝顺儿子的角色，乃至成为天下臣民的表率？作为至尊皇帝的父亲，如何向儿子优雅地称臣？这都是十分微妙的。由此，我们可以提出最理想的太上皇的另外两条标准：第二条标准是禅位的原因是否正大光明，有益于国计民生；第三条标准是太上皇是否妥善处理了与皇帝的关系，是否在君臣、父子关系的交织中找到了微妙的平衡。总之，在皇权专制时代，只有自愿让贤，并且克制住自身权力私欲的太上皇才是最理想的。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