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魏邦良

“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让他“转向内走”

1922年8月，闻一多抵达美国芝加哥，就读于芝加哥美术学院。虽然专业是美术，但闻一多当时的兴趣却是文学，课余花了大量时间钻研文学。

1923年9月，闻一多好友梁实秋赴美就读于美国科罗拉多温泉（简称珂泉）旁边的一所大学，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高校。梁实秋报到后给闻一多写了封信，并附有十二张珂泉风景片，在上面写了句话：“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闻一多接到这封信，没和任何人商量，直接提着一个小皮箱，乘火车来这里和梁实秋做同学了。珂泉大学有所美术学院，规模极小。在给闻家驷的信中，闻一多说，他之所以来这里学美术，一是厌倦了芝加哥大学，二是在此休养一年，再去波士顿求学。在这所学校，由于和梁实秋共同选修了丁尼生与布朗宁、现代英美诗两门课，闻一多对文学的兴趣更浓了。

1924年春，纽约举办一年一度的画展，经梁实秋的劝说，闻一多决定参加画展。他杜门不出，画了一个月，其中一幅画的是一个美国侦探，十分传神。为完成一幅风景画，梁实秋开车送他上山，山路陡峭，出了车祸，两人差点丧命。闻一多废寝忘食，苦战一月，完成了几十幅画，配了框，寄往纽约。不久，纽约回函，只有那幅“侦探”得了一颗银星，获得“荣誉的提名”，其他作品均未入选。梁实秋说：“这打击对于一多是很严重的，以我所知，一多本不想作画家，但抛弃绘画的决心是自此始。”

1925年5月，闻一多提前结束留学生涯，选择回国。回国后的闻一多虽然以教书为业，但也写出一篇又一篇包括《七子之歌》在内的传诵至今的诗篇。

在美国芝加哥留学时的闻一多

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成立，闻一多被聘为该校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闻一多只写了两首诗，其中公开发表的那首叫《奇迹》，另一首他寄给好友梁实秋保存，拒绝发表。知道内情的梁实秋告诉我们，闻一多写《奇迹》事出有因：“……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这不仅是他三年来的唯一诗作，也可说是他最后的一篇。”

如果说《奇迹》还比较含蓄，闻一多另一首题为《凭藉》的情诗就让读者对作者的恋情一目了然了。闻一多将这首诗寄给了梁实秋，坚持不发表。多年后，梁实秋为让读者了解真相，还是将其发表了：

“你凭藉什么来和我相爱？”

假使一旦你这样提出质问来，

我将答得很从容——我是不慌张的，

“凭着妒忌，至大无伦的妒忌！”

真的，你喝茶时，我会仇视那杯子，

每次你说到那片云彩多美，每次，

你不知道我的心便在那里恶骂：

“怎么？难道我还不如它？”　　

诗中的“你”即其时正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方令孺女士，当闻一多意识到两人之间滋生了一种不该有的感情时，第一时间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

此后，闻一多很少或几乎不写诗了，而是一头钻进故纸堆中，全力以赴从事《诗经》《楚辞》的考证工作。没有感情写不出诗，而感情之火一旦被点燃，很可能逾越道德的藩篱，甚至会短暂地焚毁理智。闻一多在青岛大学的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写诗的“危险”，于是索性告别诗坛，躲进故纸堆里钻研学问去了。

早在美国读书期间，闻一多就有过一次“一闪而过”的“爱的春晖”。他曾用英文写过一首《相遇已成过去》，友人将其翻译如下：　

但只那一度相逢，旋即分道。”

我们不必苛责闻一多婚后有过两次“一闪而过”的恋情，他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为了让他接受这门婚事，家人费尽口舌，而他在家书中也直说，自己接受包办婚姻，“诚为一大牺牲”。

闻一多在给饶孟侃的一封信中，非常含蓄地谈及他为何告别诗坛而潜心学术：“近来最怕写信，尤其怕给老朋友写信。一个人在苦痛中最好让他独自闷着。一看见亲人，他不免就伤痛起来流着泪。我之不愿给你写信，一面是怕钩（勾）引起数年来痛苦的记忆，一面又觉得不应该将可厌的感伤的话在朋友面前唠叨，致引起朋友的不快。总括地讲，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

这里的“向外发展的路”，是指诗歌创作。创作诗歌需要激情，而在激情的驱动下难免会在心里激起爱的涟漪，他在美国和那位不知名的女子“相遇”，在青岛和方令孺的相识相知就是因写诗而结缘的；“转向内走”就是埋首书斋钻研学问，研究《楚辞》《诗经》等古代经典，天天与书卷打交道，避免和异性接触，自然就不会再有类似美国那次“已成过去”的“相遇”，不会滋生类似与方令孺之间的那种感情。闻一多由绘画转向诗歌创作，再由创作转向古典文学研究，原因复杂但也有迹可寻。

闻一多（左一）与王统照、杨振声、梁实秋等人的合影

时代的浪潮促他由书生变为斗士

1920年，由于直皖战争爆发，北京政府财政陷入困境，公立学校的经费不能及时发放，该年4月，北京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八所公立学校举行罢课，要求当局给老师发放薪水。6月3日，多名教师、学生代表前往国务院请愿，要求面见总理，结果与军警发生冲突，不少教师、学生遭军警毒打，酿成震动全国的“六三惨案”。

清华大学有庚款支持，经费充裕，一开始，清华大学师生并未卷入这一罢课行动中。“六三惨案”爆发后，包括闻一多在内的大批学生，决定以罢课行动声援公立学校师生。清华校方当局则要求学生必须准时参加考试，不得罢课、罢考。当时闻一多那届学生为毕业班，很多学生害怕影响学业，妥协了，放弃罢课，按时考试。闻一多和其他几十名同学则坚决罢课、罢考，声援北京公立学校的师生。本来，毕业班同学只要按时考试，随后就可以出洋。因为罢课、罢考，校方惩罚他们留级再等一年方可赴美。

闻一多和几十位同学宁可留级一年，推迟出洋，也坚持罢课、罢考，显示了年轻人追求正义的执着。他的热血行为多年后仍让我们敬佩不已。

1930年9月，闻一多应聘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当年11月，该校爆发罢课。当时校方发现有一些学生报考青岛大学时用的文凭有问题，校方决定取消这些学生的学籍，但学生认为，他们凭考分被录取，既然考试成绩没有问题，就没有理由取消他们的学籍。校方对学生的呼声置之不理，最终学生罢课失败，有60多名学生遭开除。闻一多和其他老师一样，对学生的呼声并未认真思考，反对学生罢课，坚持开除学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学生也成立了反日救国会，11月16日，青岛大学学生要求南下请愿，敦促政府表态抗日。11月30日，青岛大学反日救国会召开大会，会上学生们群情激奋，呼吁抗日。次日，179名热血青年乘火车奔赴南京请愿。

校方未能阻止学生南下请愿，随即举行校务会议商议对策，在会上，闻一多慷慨陈词，力主开除为首的若干名学生。

由于对学生的爱国行为不予支持，反而给予严厉的处罚，青岛大学学生对闻一多十分反感。后来青岛大学多次爆发风潮，学生主要诉求之一，就是要求闻一多离开青岛大学。1932年6月29日，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被迫离开青岛大学，不久，国立青岛大学也被国民政府解散。

当年，闻一多作为热血青年，为支持其他院校师生，不惜付出牺牲学业的代价坚持罢课，面对校方的强硬要求，决不退让和妥协；而作为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他更关心校园的秩序，更注重学生的学业，反对学生南下为抗日请愿，且力主开除为抗日而向政府请愿的学生，可见随着身份的变化和年龄的增大，人到中年的他行为趋于保守，思想已然退步。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当他力主开除积极宣传抗日的进步青年学子时，他，闻一多，已经和昔日清华那个热血青年判若两人了，青岛大学的闻一多走向了清华大学的闻一多的对立面了。

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高校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反对华北自治，遭军警镇压。其时，闻一多任教于清华，他和清华其他教师一样，对学生的爱国行为表示同情，但不支持学生罢课、游行。当得知自己几个侄子也参与了游行示威活动后，他大怒，斥责他们不该参加这样的活动，并狠狠打了其中一个侄子一记耳光。

成为大学教授的闻一多之所以一再反对学生游行示威的爱国运动，一个主要原因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认为政府正为积极抗日做准备工作，而学生的游行示威，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给政府添乱。

好在随着时代的剧变，思想认识的提高，特别是认清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蛮横、腐败无能之后，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的闻一多，走出书斋，走向街头，最终因痛斥国民党的暴行而血洒会场。杰出诗人、著名学者闻一多在时代的浪潮中转变为敢于和恶势力抗争的民主斗士，面对枪口，他大义凛然，拍案而起，抗议反动派暴行，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舍生忘死，与反动派抗争到底的行为，令后人肃然起敬，也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朱湘惨死改变了他对困境友人的态度

朱湘比闻一多晚几年考入清华大学，喜欢写诗，但他性格桀骜不驯，读书期间因旷课多而遭开除。两人因为是清华校友，且都热爱诗歌，彼此常通信。1926年5月，朱湘发表《评闻君一多的诗》，这篇文章对闻一多诗歌的用韵、用词大加批评，对闻一多诗歌的长处则一笔带过，观点不无偏激之处，用词也颇苛刻。两人关系由此产生裂痕。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表达了对朱湘的不满。不过两人毕竟是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朋友，一旦冷静下来都意识到自己的言辞过激，两人之间的误会与裂痕也渐渐消除。

1929年，闻一多任武汉大学文学院负责人，得知朱湘在美国心情不好想回国，就托友人请他来武汉大学任教。1929年9月20日，经闻一多推荐，武汉大学正式聘请朱湘为文学院教授，但朱湘选择去安徽大学外文系任系主任。这段时间，朱湘还写了一篇《闻一多和〈死水〉》，这篇文章对闻一多的学术研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正因如此，闻一多不同意朱湘发表此文，他觉得朱湘此文把他说得太好了，而他“向来不愿听恭维话”。

朱湘生性散漫，脾气不好，又不惯与人打交道，不久失业了，四处漂泊，生活无着。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闻一多得知朱湘窘况后，给饶孟侃写了一封后来令他十分后悔的信：“前天接到一张明信片，署‘杭州里西湖惠中旅馆朱寄’，反面只有一句话‘我来了杭州——靠作文支持这几个月的唯一的地方’。他在北平时，屡次到我这里，言谈及态度的失常，已经够明显的了。现在似乎连文章都写不通了，看上面这一句话便知道。我想他靠作文支持生活，恐怕也不能长久罢！前途不堪设想。坏的是并非我们不想救不能救，而是他不受救。所谓救并非借几十元钱的问题。若是如此，问题便简单了。譬如你若替他出点主意，教他如何如何生活，教他完全相信你，他若能依从，或许生活能渐渐上轨道。但你一跟他谈这一套，他不是一声不响，便是胡扯，骗你一顿。这有什么办法！你若有更好的办法，还是不必借钱给他。他二嫂似乎在杭州，所以他真需要的不是钱。”

这封信写于1933年10月16日。12月5日朱湘因找不到工作，在自上海去南京的路途中跳水自杀。闻一多获悉朱湘跳水自杀，大为痛心，并为前不久给饶孟侃信中说过不要借钱给朱湘的话而深感不安。在给饶孟侃的信中，闻一多说：“前回你问我要不要寄钱给他，我劝你不要寄。当然寄了给他，不见就救了他的命，但我总觉得不安，仿佛我给你建的那议应付点责任似的。理智的说法，诚然这不是事实。但朋友死了，而且死得那样惨，总不免令人动感情。”

朱湘自杀这一悲剧让闻一多改变了他对另一位友人的态度。那位友人是位画家，名叫唐亮。他回国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就写信向闻一多求助，闻一多没有回信。惊悉朱湘自杀之后，他才想起困境中的唐亮，一打听方知，唐还困守在老家。闻一多这次改变了态度，决定拿出40元，再请饶孟侃借40元，帮唐亮凑路费，让他来北京办画展，寻机会。在闻一多的热心帮助下，唐亮赶到北京，住在闻一多家，顺利举办了画展，找到了出路。

闻一多原本以为，几十元钱，杯水车薪，对困境中的友人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朱湘之死让他深受刺激并改变了态度，那就是对困境中的友人，只要有一线希望，即须竭尽所能予以援助。袖手不管，不闻不问，一旦酿成惨剧，不仅悔之晚矣，而且会让自己陷入自责与负疚中。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