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宋彦辉/芮少辉

1987年6月13日，在中国福利会成立49周年的庆典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福利会顾问、美籍专家耿丽淑接过了上海市公安局颁发给她的“永久居留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市向外国人颁发的第一份永久居留证书，这份特殊荣誉，耿丽淑当之无愧。耿丽淑的一生是一场跨越文化、信仰和国界的传奇之旅。她以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坚定的信念，为中国人民服务长达近60年，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她的经历不仅折射出20世纪的国际风云，也反映了中美文化交汇和个人信仰对社会变革的深远影响。

一、初涉中国民主革命

1896年3月6日，耿丽淑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的一个德裔乡村家庭，原名塔丽莎·格拉克。父亲格拉哈经常会给耿丽淑讲述东方古国的故事，这使她从小就对神秘的中国充满好奇。1926年9月，耿丽淑受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派遣来到中国工作。耿丽淑来到中国后，先到上海，后转往北京学习汉语。她崇尚民主，关心社会民生，不久便积极投身中国革命事业。1927年，北方军阀张作霖计划抓捕并处决疑似为共产党嫌疑犯的鲍罗廷夫人。耿丽淑和一名女青年会同事冒险协助鲍罗廷夫人逃脱，护送她经天津离境。1928年，她被调往山东，任职于济南基督教女青年会。

1929年5月28日，宋庆龄从德国经苏联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国葬，耿丽淑特意从济南赶到南京。尽管只能远远望见站在“威胜号”军舰舰首的宋庆龄，但耿丽淑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位杰出女性的非凡风采。

1934年，耿丽淑出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主任干事。为了培训青年女性的职业素养，耿丽淑与邓裕志、利尔·哈斯一起在工人聚居地小沙渡路三合里开设女工夜校。同年秋，她参加了由路易·艾黎和汉斯·希普组织的政治学习小组。从这以后，她开始为一些进步团体和共产党员提供帮助和掩护。只是，当时的耿丽淑并不知道这个学习小组是宋庆龄倡导成立的。

1930年，耿丽淑（前排左三）回美国前与青年会同仁在上海火车站合影

1935年11月的一天，当宋庆龄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便前往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家中欢庆这一喜讯。政治学习小组的成员除耿丽淑因回美国探亲未能参与，其余均在现场庆祝。事后，艾黎告诉耿丽淑，宋庆龄特意提起她，并肯定她的工作。这让耿丽淑意识到，政治学习小组自成立以来始终受到宋庆龄的指导。

二、投身中国抗日运动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并派遣吴大琨前往上海与耿丽淑接洽。不久之后，吴大琨携带宋庆龄的亲笔信秘密抵达上海，找到耿丽淑。宋庆龄在信中亲切地称耿丽淑为“我的朋友”，关切地询问她是否收到朋友们的消息，并提醒她在租界要注意安全。她特别叮嘱耿丽淑，此次前来的使者是可信赖的伙伴，并将重大事务委托吴大琨面谈。吴大琨随后详细介绍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宗旨和任务，并转达了宋庆龄的计划：在上海建立保盟分会，专门负责接收国际援助物资，再将其转运至新四军皖南军部，同时邀请耿丽淑参与筹备工作。

几天后，吴大琨、耿丽淑、沈体兰、吴耀宗、张似旭五人在耿丽淑的住所召开首次会议，宣布保盟上海分会正式成立。会议全程用英语交流，耿丽淑是唯一的外籍成员。在会上，耿丽淑被推选为上海分会的秘书，主要职责包括接收国外捐助物资，并协调与其他革命组织之间的联络工作。分会的总体任务由香港保盟直接指导，香港分会负责支援八路军，上海分会则集中力量为新四军提供支持。

保盟上海分会成立后迅速展开募捐工作，并与中共驻上海的负责人刘少文取得联系，获得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和中共江苏省委的大力支持。1938年12月，新四军代表沈其震和吴之理紧急向上海分会求援。耿丽淑筹集到10万元资金，用于为新四军购买制作5万套军装所需的布料以及一批药品，并组织第一批上海各界慰问团，在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安排下，穿越日军封锁线和国民党防区，将物资成功送达新四军军部。

1939年初，上海分会再次成功为新四军提供一批手术器械、药品、被服、食品及文化用品，特别是当时刚问世的最新药品“白浪多息亦”（磺胺前身）。同年夏，得知新四军驻扎地区疟疾肆虐，宋庆龄立即指示上海分会展开紧急救援，组织第二批慰问团，以地方协会的名义将急需物资，包括6000码蚊帐材料、20万片奎宁、几万剂霍乱疫苗等，送往新四军驻地。后来，这些慰问团中约有20多名青年加入了新四军，参与抗战。

此外，新四军军部医院的建立也离不开上海分会的援助。许多伤员在医院得到救治并重返战场，分会还每月提供1500元经费，维持医院日常运作。“孤岛”上海在特殊时期成为新四军获取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要支点。为突破重重封锁，上海分会通过邮局的内线人士，将物资伪装成普通邮包秘密寄出。此外，他们还依托耿丽淑的外国人身份，与国际友人合作，借用各种合法身份和场合运送物资。

随着时间推移，上海分会的其他四位核心成员因牺牲、被捕或其他原因离开，最终只剩耿丽淑一人。尽管如此，她依旧克服重重困难，经常秘密将信息和物资送往香港。每当香港来上海的美国“总统号”轮船靠港时，耿丽淑便伪装成接客者，混入人群登船传递密信。此外，她还冒险储存并安排转运国外捐赠的物资。虽然耿丽淑因为外籍身份得以免遭迫害，但上海分会的实际工作已难以持续。

1940年秋，耿丽淑不得不结束她在保盟上海分会的工作，返回美国。临行前，耿丽淑在香港西摩道21号的保盟总部与宋庆龄告别，宋庆龄亲自出门迎接。两人虽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耿丽淑与宋庆龄的这次深入交流，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和友谊。回到美国后，耿丽淑继续通过演讲和募捐活动支持中国抗战，并担任美国社会服务工作者工会主席。一年后，她原计划重返中国，但由于日本侵略态势加剧，偷袭珍珠港后封锁加严，她的返华行程被迫取消。

三、援助中国解放事业

1945年11月，耿丽淑与爱泼斯坦、陆懋德、斯诺和史沫特莱等参与美国进步民间组织“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公开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及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次年7月，耿丽淑如愿回到上海，继续在女青年会工作。宋庆龄邀请耿丽淑加入中国福利基金会（1945年11月，保卫中国同盟迁至上海，并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推荐她担任执行委员。

1947年1月，加拿大医生夏理逊克服了国民党重重阻挠，将中国福利基金会等救济机构募集的30吨医药器械和20吨纺织品运送至邯郸国际和平医院，自己却在途中因寒冷、饥饿和疲劳献出了生命。在为夏理逊大夫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耿丽淑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发出呼吁，号召继续完成夏理逊的未竟工作，将物资送到最需要帮助的人们手中。这一年年底，耿丽淑被纽约女青年会召回美国，宋庆龄与金仲华、沈体兰等友人亲赴机场送别，并表示随时欢迎她返回中国工作。

1948年，因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美国援华会决定不再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华北援助国际和平医院等项目，耿丽淑与爱泼斯坦等人当即退出援华会，并筹划成立新的机构，宋庆龄对此表示支持。1949年4月，耿丽淑与爱泼斯坦等人在美国正式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耿丽淑出任理事会主席，这一机构专注于呼吁美国人民在医疗物资和儿童保育等方面对中国提供援助。

新中国成立前夕，宋庆龄收到了耿丽淑发来的被延误了几个月的信件后，当即回信，祝贺她当选中国福利呼吁会理事会主席，并介绍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未来的规划与改组情况。宋庆龄在信中提道：“中国在国家组织和运转方面仍处于筹建阶段，因此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问题将暂时搁置。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将继续开展慈善救济的工作，主要在上海儿童福利站、儿童剧团及医疗卫生等领域，同时作为中国友好组织间的联络桥梁，推动国内外合作。”宋庆龄就福利基金会与福利呼吁会的工作安排向耿丽淑作出答复，并表示热切期望她能够回到中国，一起为建设新社会而奋斗。

四、献身中国福利事业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国内掀起了“麦卡锡主义”的浪潮，耿丽淑成为这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她因公开谈论中国革命而被扣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彼时，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宋庆龄始终关注着耿丽淑的安危。宋庆龄曾多次给耿丽淑发出电报，邀请她回到中国工作，但迟迟没有得到她的回音。直到后来，宋庆龄才得知这些电报和信件都没有送到她手上。

1951年9月，耿丽淑被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分子指控参与“支持红色中国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临近退休的她被纽约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解雇，结束了她多年的服务。遭遇如此不公待遇的耿丽淑愤懑不已，决定立即前往充满希望的中国。宋庆龄为耿丽淑的归来做了周密安排：先是让她绕经欧洲，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抵达香港后，宋庆龄又派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亲赴香港接她北上。抵达上海后，一位朋友递给耿丽淑一张表格，请她填写。当她犹豫于“职务”一栏时，那位朋友代她填写了“顾问”。这一举动令耿丽淑感动不已，她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感谢宋庆龄，我将很好地履行我的义务。”

耿丽淑抵达上海后，宋庆龄亲自安排她住在陕西北路369号宋家老宅，她的卧室曾是宋美龄的闺房，而宋母倪桂珍的卧室则用作她的会客室和书房。自此，耿丽淑便定居中国，并满怀热情投入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的工作。

1952年耿丽淑（右一）与宋庆龄（左二）、沈粹缜（左三）、江兆菊（左一）在宋庆龄上海寓所合影

初期，耿丽淑主要负责国际宣传事务，特别是《中国建设》杂志的海外推广。她以自己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社会资源，将杂志介绍给世界各地的朋友，突破了中美关系紧张带来的传播障碍，为新中国的形象塑造和国际交流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她的不懈努力和创新精神，使《中国建设》逐步赢得了国际声誉，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工作进入一个新的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的发展阶段，耿丽淑进一步展现了她的组织才能和社会责任感。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妇幼保健事业初创时期寄予厚望，而耿丽淑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这份信任。在耿丽淑的指导下，中福会幼儿园以实验性和科研性为特色，成为全国儿童工作的典范。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福利会工作的专业化和科学化，也展现出耿丽淑将个人信仰融入实际行动的卓越能力。

耿丽淑的贡献得到了中国各界的高度评价。从荣获上海市政府的表彰，到被授予中国永久居留资格，再到获得“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她的成就和精神影响了无数人。耿丽淑不仅是一位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实践者，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人物。她的经历体现了在多重身份中寻求信仰与价值统一的智慧，以及在逆境中依然坚守信念的勇气。

1995年2月12日，这位将大半生精力奉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国际主义战士溘然长逝。她被安葬在宋庆龄陵园，与老朋友长相厮守。

耿丽淑的生命是跨越国界与信仰的见证。她选择了中国，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国也以感恩之心接纳了她，并给予她应有的尊重和荣誉。她的故事是20世纪全球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温暖篇章，彰显了个体在大时代中的选择与担当。她的精神也将继续激励后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探索如何以真诚和信念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

（本文系2024年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宋庆龄国际传播思想与实践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