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稿人:李楠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社
发布日期:2025-03-03 16: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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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师爷和他的猫谱
作者 王宏凯
谱录是中国古代记载植物、动物和器物等以“物”为专题的著作类别,具有早期博物学性质。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首创“谱录”作为图书分类的一个类目,《清史稿·艺文志》将谱录细分为“器物之属”“食用之属”和“植物动物之属”。动物谱录编写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周穆王有《相马经》,春秋战国时师旷著《禽经》。清代是动物谱录编写的繁荣时期,动物谱录的范围从农牧业的家畜扩展到各类陆地海洋动物,开始融入近代博物学的探究方法,玩赏宠物类谱录著作不断产生。猫谱是玩赏宠物类谱录中的一种,现存三部猫谱都由清代人编著,即孙荪意的《衔蝉小录》,王初桐的《猫乘》,黄汉的《猫苑》。清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总结期,文化繁盛,名家辈出且著述繁多,许多领域的成就都超越前代。中国猫文化几千年的积淀,到了清代便有了《猫苑》等猫谱著作的出现。
西方铜版画,中国猫的市场
《猫苑》的作者黄汉是清代县级官府的师爷,史书中原本是寻找不到其人的事迹的,因他写了《猫苑》《瓯乘补》等著作,他的家乡浙江永嘉县志上才有了《黄汉传》。光绪《永嘉县志》卷十七:“黄汉,字秋明,号鹤楼。性孝友,不苟取與,颖悟嗜学。家贫,傭书自给。既而弃举业,幕游四方,北历山左、平原,南至江右、广南、粤东。所在辄搜阅志书,见事涉吾瓯者笔记之,久而成帙,名曰《瓯乘补》。……所著有《猫苑》《瓮云草堂诗稿》及《瓯乘补》二十卷。”黄汉,浙江永嘉县人,字秋明,号鹤楼,别号“瓯滨逸客”“小若山人”。黄汉生于嘉庆元年(1796年),卒于咸丰四年(1854年),享年58岁。黄汉出身贫寒,勤勉嗜学,曾仿效阚泽佣书,替人抄书苦读,但屡试科举不第。黄汉《瓯乘补》自序中说:“汉少习举子业,缘家贫,尝效阚泽佣书。既而橐笔四方,聊糊子口。第自愧沟瞀无识,莲幕滥竽,而结习未忘。”他是清代纯粹的布衣文人,才华出众,博学儒雅,以笔耕、游幕和坐馆为生。“阚泽佣书”的典故出自《三国志》,吴国名儒阚泽家贫,替人抄书以佣金购买笔墨,勤奋成才。黄汉替人抄书,阅读大量的书籍,以博闻强记、擅长文墨而受到许多官员的赏识聘用,成为协助官员处理地方政务的幕僚,也就是师爷。
温州图书馆藏黄汉的诗集《瓮云草堂诗稿》,从他的诗文可以了解黄汉生涯轨迹。黄汉26岁离开家乡,开始辗转南北的幕府生涯。道光二年至六年(1822—1826年),黄汉先后赴浙江太平县(今温岭县)、蒲阳县(今浦江县)、淳安县(今淳安县)任幕宾。此时的黄汉意气风发,“乘风破浪原吾求,漫海秋涛自不惊”。对前途充满信心。道光七年至八年(1827—1828年),黄汉返回永嘉,闲居故里。道光九年(1829年),黄汉接受同乡山东平原县知县郑汝楫之邀,至平原县任幕僚。道光十一年(1831年)黄汉再返家乡。游幕之途不顺,令黄汉怅然感慨:“己丑秋七月,北游出古杭。造庐乃不遇,怅然趣行装。三载客齐鲁,音书滞一方。”此后黄汉在家乡闲居了12年,此期间,黄汉编纂了温州地方志《瓯乘补》二十卷。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夷攻温州,因船大沙浅,不能进瓯港,以是无恙”。黄汉与妻儿躲过一劫。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黄汉再次出幕,赴江西赣州,先后在赣州辖南安府(今大余县)、龙南县(今龙南市)、南康县(今南康区)、寻乌县任幕僚,其间也在南昌坐馆教书。这时的黄汉年近五旬,孱弱多病,苦闷、乡愁与寂寥交织:“风雨旅人愁,病魔缠未休。黄花怜我瘦,青镜对颜羞。乡梦不离枕,江寒易袭裘。故山怀旧侣,极目雁行秋。”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黄汉受张应庚之邀赴广东嘉应州所辖平远县、镇平县任幕僚,后再赴潮州做太守吴均的幕宾。黄汉在潮州三年,至咸丰三年(1853年)返回浙江永嘉故乡,咸丰四年(1854年)去世。
时人对黄汉有很高的评价。永嘉人林树棻称黄汉是“真读书人也,真吾瓯不可少之人也”。粤东七子之一的黄钊称黄汉为“东瓯诗人”。同乡连平州知州张应庚对黄汉赞誉有加:“吾友黄君鹤楼,博雅君子也,多读书留心典故,虽自以不获用世展志为憾,而其济人利物之念时时不忘。性好山水,壮岁即橐笔走四方,无事则从事于铅椠,无间寒暑,盖乐此不疲也。”清代布衣文人数量庞大,是清代社会结构中的独特现象,深刻影响着清代文化的发展。清代文坛有“诗在布衣”之说,布衣文人穷愁相迫,多寄托于文学,“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独得者聚而成书”。黄汉身兼文人与百姓的双重角色,宽厚儒雅,德行兼备,穷经好古,著书立说,同时家境贫寒,为衣食生计奔波南北,始终身处清代社会的底层。黄汉写下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体现出对现实的批判和悲愁。《凶岁》写道光十四年(1834年)温州灾荒:“茅檐无计话桑麻,草木充粮几万家。”《盲姑行》描写珠江边盲人琵琶女的悲惨生活,感叹“世穷人满活不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黄汉《闻警》《异雪》《夷氛十七首》等诗都真实记录了鸦片战争的过程和关天培、葛云飞、郑国鸿等人事迹。有诗云:“督师愤填膺,四镇恨切齿。撄城冒血战,后先同一死。李丞怀敌忾,捐躯亦烈士。不负守土责,忠诚还天子。”
黄汉是“真读书人也”,养成了读书写作的习惯,“每于晦明风雨,手一编弗辍”。将文献故事抄录下来,随着“游地既广,阅书颇多,而所得笔于简端者愈众,积久成帙,因溯古及今,次第编辑而釐订之”。黄汉自嘲著书是为了消磨客居他乡的愁寂,“聊用著书情,遣此他乡日”。黄汉著作现存《瓯乘补》《猫苑》和《瓮云草堂诗稿》三部,也曾编纂温州地区民谚的著作《瓯谚》。
清代托盘猫和女人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从商周时代开始,古典文献中已经有了猫的记载,但没有以猫为专题的著作,“猫事本无专书,古今典故仅散见于群籍”。清代嘉庆到咸丰年间,一下子出现了《猫乘》《衔蝉小录》和《猫苑》三部猫谱著作。这与清代文坛繁荣,养猫风气盛行有关。《猫苑》写于咸丰二年(1852年),比《猫乘》《衔蝉小录》晚了50多年,但是篇幅最大,体例独特,内容丰富。黄汉在“凡例”中提出八条编纂原则:一是广搜博采古今典籍中猫史文献;二是按文献内容分别归纳于种类、形相、毛色、灵异、名物、故事、品藻七个门类;三是采用按语形式对文献诠释论证;四是所有文献皆注明出处;五是采集当时人的口述史料;六是口述史料的提供者均署名;七是所有文献均按直书、顶格、低二格或居左等格式撰写;八是刊刻后又有补遗。这八条原则包括文献搜集范围、文献分类、文献来源和注释、文献书写格式、口述史采录、文献著作权、文献异同、舛讹、疑问的处理和文献增补续刊。《猫苑》的编纂思想明确,体系完整,符合文献学的基本原则,体现了黄汉严谨的著述态度和高超的学识水平。
《猫苑》体现出厚今薄古的遴选原则。黄汉在搜集古代文献的同时,非常重视对清朝养猫状况的记述和研究,这是《猫乘》《衔蝉小录》所不及的。中国谱录类著作存在著述与辑录两大编纂体系,《猫乘》《衔蝉小录》属于文献的搜集整理,《猫苑》将两种体系结合起来,既有古代文献和清朝口述史料,又有诠释、讨论、研究,创新了谱录体系,使中国猫文化史的脉络更加清晰,关键问题的辨析论证使谱录类著作有了学术研究的味道。《猫苑》的学术研究主要体现在黄汉的按语上。黄汉在绝大部分文献后,都以“汉按”或“汉自记”的方式对文献加以考证、释义、讨论和引证新史料,即凡例中所说的“引证辩论”。
自古以来,人们对猫的认识大都局限于猫的功能阐释和怜爱之情,缺乏对猫文化的全面评述。黄汉《猫苑·自序》蕴含着黄汉对猫的情感和文化的认知,通篇强调“猫之所以视群兽有独异”,在于“系人事而结世缘”。猫的独特在于它具有的社会性。猫进入人类社会,与人类发生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在自身动物属性外,又被赋予了社会属性,从而才有了人类社会的猫文化史。猫的聪慧乖巧,高雅端庄,“于物殖有守护之益,于家人有依恋不舍之情”,令人们尊猫为神,爱猫如子。黄汉对猫社会属性的认识超越普通人对猫的观念,使《猫苑》有了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黄汉和他的朋友都养猫,黄汉说:“我独爱吾猫,盖爱其有神之灵也,有仙之清修也,有佛之觉慧也。”没有对猫这种动物深深的情感是写不出《猫苑》的。
海伦·海德的蚀刻画 1897年中国小孩和猫
《猫苑》的编纂得到众多友人的协助,友人们不仅提供文字史料,而且将自己的养猫经验和听到的有关猫的逸闻趣事提供给黄汉,并参与议论、商榷和征引,这些内容极大地提升了《猫苑》的学术价值。黄汉在《猫苑·凡例》中说:“诸交游因予有兹纂,或代征故实,或代借书籍,大有襄助之益,至为厘订而鉴定,采辑而商榷,尤足起予故陋,厥功皆不可泯。”见于引入正文的友人有58位之多,其中襄助最多的是吴均、黄钊、张应庚、裘桢、胡秉钧、丁杰、朱铭、姚龄庆、陶汝镇、张集、华滋德、余士锳、陶炳文、陈杲等人。咸丰元年(1851年)黄汉在广东潮州知府吴均处做幕宾,此后两年完成《猫苑》的编纂,“是辑因作客余闲采录以成,两阅寒暑”。实际上此书的搜集整理,考订撰稿历时十余年。《猫苑》初刻于咸丰二年(壬子年,1852年),有清咸丰二年瓮云草堂刻本。国家图书馆善本藏清咸丰二年瓮云草堂刻本扉页刻“咸丰壬子冬新镌,瓮云草堂藏板”,有郑振铎藏书印。
清代对《猫苑》的文献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黄钊《猫苑序》说:这部著作“博采兼收”,涉及今古寰瀛、异域、史志、简册及雅俗时论。张应庚《猫苑序》说此书“条分缕析,巨细兼载”。以广博而标新立异,弥补前人的缺漏。裘桢称赞此书“妙趣横生,无义不备”,必将传之久远。
从中国猫文化史的角度分析,《猫苑》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古代猫史文献的搜集和辨析论证,以及对清代猫口述史料的采集。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今群籍典册,黄汉“无论事之巨细雅俗,凡有关于猫者皆一一录之”。采录史料后如何处理?黄汉并没有沿袭古人述而不作的方法,而是结合自己的研究对史料逐一注释论证,在原文后,采用按语或自记的方式对所抄录文献注解和评论。《猫苑》的按语式研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一是对原文的补充说明,如猫与狸的区别,在抄录《埤雅》等史料后,以“汉按”“汉又按”的方式引用《韩非子》等文献,指出“古者猫狸并称”“狸与猫古称不一,但能捕鼠即猫之属也”。二是以清代养猫的经验论证文献。如有关“麒麟尾”、雪猫和短尾猫的记述,记录了友人关于鉴别雄雌的方法,弥补了《相猫经》的内容。三是读书笔记。《猫苑》是在黄汉的读书笔记的基础上整理刊刻的,书中除“汉按”“汉又按”的方式外,还有“汉记”“汉自记”的方式。这些自记的内容带有随笔性质,或是问题存疑待考,或是人物、著作的说明,或是议论阐述。比如关于猫与蛇相交生狸猫之说,“姑存其说,俟质博雅。汉自记”。黄汉的按语和自记涉及中国猫文化史的诸多内容,虽然文字带有浓厚的个人读书札记色彩,但有关猫史的论述具有研究价值。
黄汉对清朝猫史文献的广泛搜罗最具价值,可谓是对清代猫文化史料的集大成。《猫苑》共引用清代著作59种,占全部引用图书的三分之一,涉及广泛,包括官修类书、邸报、刑部案卷、农书、医书、历书、小说、文集等等。一些著作已经失传,如赖智堂《普救败毒汤药方》、王朝清《雨窗杂录》等著作,一些猫史文献因《猫苑》一书得以流传至今。
口述历史是一种阐述历史的独特方式,偏重于对普通民众生活的记录。中国典籍中缺乏对养猫这类生活内容的记载,口述史料可以弥补许多空白。黄汉重视清代口述史料的采集。《猫苑》口述史料约有138条,主要是关于猫的品种、饲养、鉴别、习俗的内容。比如猫的生育规律,包括猫怀孕时间的长短,单双胎,什么季节生育,预防小产等。与猫有关的风俗也是《猫苑》口述史料的重要内容,比如,猫儿神,聘猫礼仪,端午挂猫画,猫玩具,猫戏曲,猫俗语等等。猫的口述史料来源于民间,不见于文字史籍,得益于作者黄汉的采集和友人之间的交流,对研究清代猫文化史极有价值。《猫苑》较完整地收录了民间养猫经典《相猫经》。《相猫经》是中国古代鉴别猫优劣的著作,起源很早,在宋代著作《分门琐碎录》中已有相关内容,经过1000多年的不断积累和完善,到清代已经比较充实。《相猫经》单刻本已失传,《猫苑》的抄录保存了《相猫经》的主要内容,对研究中国猫畜养史极为重要。
卢浮宫藏品,小孩玩猫
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期,官方组织编纂《四库全书》等大型图书,以及御定《广群芳谱》等谱录类著作,促使士大夫阶层崇尚高雅情趣和广博学识,著书立说之风盛行,谱录类著作的数量猛增。黄汉其人其事和《猫苑》的产生正反映了清代历史文化的时代特征。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