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程

一、柳宗元治理柳州

大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43岁的柳宗元溯湘江而上，经灵渠下漓水，再顺桂江、浔江而下，深入岭南大地。作为一名仕途失意的中层官僚，他此行是赴任柳州刺史。

柳宗元画像（左）；韩愈画像（右）

这是柳宗元首次踏足岭南，这个传说中的烟瘴之地，如今以一幅新异奇特、动人心魄的景象冲击着他的感观：山林间云烟缭绕，极目南望，遍地黄茅的尽头应该就是波涛汹涌的南海。岭南的雨，说下就下，来得快去得也快，雨过天晴后大象出没于山腰间；炽热的阳光灼烧着水潭，水蛭浮游在潭水中。柳宗元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中原流传的诸多南方风物，比如射工伺影、飓母惊人，再低头看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华发悄悄在两鬓蔓延，岁月早已镌刻在了额头。

柳宗元心中装满了新奇、茫然，以及对任职的忧虑，却没有消极放弃，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发出“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的感慨。早生华发，时不我待！柳宗元的出身、教育和志向都不允许他在岭南自我荒废，而是事在人为，不负从政一场。

柳宗元，字子厚，出身著名士族河东柳氏，年少得志，21岁便进士及第，26岁中制举。他锐意改革，与刘禹锡等同为“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推动了诸多改革措施。永贞革新失败后，改革团队遭到打压，全部外贬，爆发“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外贬湖南永州司马，永州一任，便是十年。十年江湖无人问，柳宗元成了那位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也坚持发出“赋敛之毒甚于蛇”的呐喊。元和十年（815年），当年外贬诸官奉召回京，朝廷拟酌情调迁他职。不承想，好友刘禹锡在京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刺激了当权者脆弱的神经，连累柳宗元等人再遭贬谪。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刺史为一州之长，至少为正四品官，相对司马而言是高升。但永州尚且是偏远小郡，柳州则地处唐朝的边缘，穷山恶水小城池，放任为官者自生自灭。柳宗元和刘禹锡结伴南下岭南，在衡阳各奔东西。他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中感叹：“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柳宗元赴任柳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这个刺史，也不是柳州的选择。然而，二者的偶然相遇，碰撞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柳州在唐代仅为一个“下州”，人口稀少，地位微不足道。《元和郡县图志》载，柳州“开元户一千三百七十四，乡十四；元和户一千二百八十七，乡七”，可见全州户籍人口尚不及一万。尽管已经列入王朝图籍超过一千年，这块土地仍然是一方异域，远离王化，“惟柳州古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斗暴”。柳宗元看到的治下之民，争强好勇，信巫术而毫无教育，人相买卖而无社会规范。岭南的瘴气与荒蛮，也使得中原地区的士大夫避之若浼，视官柳州为畏途。有唐一代，柳州刺史可考事迹者仅16人，其中有姓名可考者11人，他们或因被贬柳州刺史，或只是遥领而没到任，事迹既不可考，更勿论为柳州百姓谋福祉了（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在朝廷体制中，任职柳州者，多为谪贬之员、失意之人。不得不来到柳州的官员，要么把柳州当作跳板，时刻琢磨着如何离它而去，要么自我放弃，在柳州蹉跎岁月，总之都遗忘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

柳宗元下船伊始，看到柳州城内府舍倾塌，道路不通，一派百废待兴景象。他俯下身去，一桩桩一件件做起……四年后（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逝世于柳州刺史任上，享年47岁。第二年，在上司和同僚们的帮助下，柳宗元归葬于长安万年县（今西安市长安区）柳氏家族墓地。

二、官民奉柳宗元为“罗池神”

长庆三年（823年）的一天，长安城。

吏部侍郎韩愈迎来了一位访客——柳州军官谢宁。

谢宁不远万里、冒昧来访，是想求当时执文坛牛耳的韩愈给故去的长官柳宗元撰写碑文。韩愈与柳宗元，思想观念各异，政治立场也不相同，并非一类人，后来更是身份悬殊。但二人曾在贞元十九年（803年）冬短暂地同在御史台担任监察御史，也算是同事一场。更重要的是，韩愈与柳宗元都是心思单纯、待人真诚的文人，才学相当，文学主张相同，同为古文运动的主将——后人将二人并称“韩柳”，名列“唐宋八大家”前两位。韩愈不以官位、际遇看人，始终敬重柳宗元。所以，谢宁才选择了求韩愈撰文。韩愈略加思索，应承了下来。于是，在长安靖安里的韩愈宅邸里，谢宁将柳宗元的柳州岁月娓娓道来。

柳宗元在柳州推行文教，修缮城池，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深受百姓欢迎。柳州民间有将子女作为债务抵押物的陋习，久不得赎的人就没为奴隶。到晚唐时期，柳州居然还存在奴隶制度。柳宗元到任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搬出国法，又说服债主同意以佣除本，即以奴隶的劳务费用冲抵债款，相抵后即恢复自由。对于特殊案例，柳宗元拿出俸禄赎回可怜人的自由身。此举是对柳州社会结构的巨大更新。另外，谢宁还对柳宗元大修孔子庙、整治城郭巷道、种植柑树名木等举措津津乐道。

谢宁所述，是否存在夸饰呢？北宋人刘斧在《青琐高议》中对柳宗元治理柳州有详细叙述：

民有斗争至于庭，子厚分别曲直使去，终不忍以法从事。于是民相告：“太守非怯也，乃真爱我者也。”相戒不得以讼。后又教之植木、种禾、养鸡、蓄鱼，皆有条法。民益富。民歌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

柳宗元造福百姓的种种事迹应该都是真实的，深得柳州百姓爱戴也是实情。这是一个政治上屡受打击、北归无望的“罪臣”，恪尽职守、勉力为之的表现。地方官做到此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而柳宗元的作为则更胜一筹。他对这块土地亦抱有深厚的感情，一次与部下军官谢宁、魏感、欧阳翼在驿亭饮酒，柳宗元谈及身后事：“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在他死后第三年、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柳州百姓真的在罗池边上建立了“罗池庙”，奉柳宗元为“罗池神”。

柳宗元升为地方“神灵”后，还真有“神迹”出现。长庆三年孟秋辛卯，柳宗元降临于州衙后堂，欧阳翼等昔日部下看到后，赶紧下拜。当天夜里，柳宗元托梦给欧阳翼：“馆我于罗池。”当月，官民即将柳宗元神像立在庙中，大祭。过客李仪醉酒，在柳宗元庙堂上行为不端，突然得疾，扶着墙走出庙门就暴毙了。

在谢宁的叙述中，柳宗元的形象渐渐神化，甚至有些许荒诞不经。这是在柳州巫术和多神信仰盛行的土壤中盛开的奇葩。出于爱戴，也是对柳宗元福荫的肯定，柳州官民相信柳宗元就是神灵，许多灵异事件就会有意无意地附会在他的身上，使得柳宗元的“罗池神”形象日益丰满、生动。闻者韩愈是出了名的不信鬼神之人，一封《谏迎佛骨表》彰显了他力辟佛老的姿态。但是，韩愈耐心地听谢宁讲完，并将这些都记录了下来。文章既是为柳州官民所求，自然要顺应民众的心理。最终，一代文宗韩愈完成了《柳州罗池庙碑》，详细述柳州百姓对柳宗元的爱戴，以及柳宗元成为“罗池神”的前因后果。至于柳宗元的治绩，韩愈另有更写实的《柳宗元治柳州》一文：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

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

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衡山、湘江以南的进士，都以柳宗元为师。在韩愈笔下，柳宗元俨然是岭南文教的擎天之柱，是岭南文教崛起的引领者。

谢宁拿到韩愈的《柳州罗池庙碑》后，返回柳州，摹刻立碑于罗池庙中。遗憾的是，韩愈亲书的碑刻毁灭于唐末五代乱世之中。北宋文豪苏轼曾手书过一份韩愈的碑辞，即从“荔子丹兮蕉黄”至最后。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柳州人又以苏轼的真迹刻石，重立于罗池庙。苏轼的书法正书为主、神兼行书，10行，每行16字，字大如拳，无书写年月。碑文虽然是将苏轼真迹上石刻成的，下真迹一等，但刻工极佳，深得苏轼书法精髓。苏轼书法丰腴遒劲，藏巧于拙，率性而作，富有情趣。《罗池庙碑》记录了柳宗元踔厉奋发的柳州岁月，又融合韩愈的文章、苏轼的书法于一体，堪称“三绝碑”。

罗池庙碑拓片局部

三、贬官推动岭南发展

柳宗元在柳州仅仅四年，却深刻塑造了柳州的社会与文化。这块化外之地在两百年后就各方面与中原无异了，北宋曾巩在送朋友李材叔赴任柳州太守时，便说“其风气吾所谙之，与中州亦不甚异”。柳州在唐宋之间的发展骤然提速，柳宗元功不可没。他的种种惠政福泽后世，就连花草树木都受惠其中。明人张翀在《柳河东传》中说：“泉石草木，经其品题，皆为人所称慕，想其风流。”柳州官民也给予柳宗元巨大的正向反馈，不仅将柳宗元抬升为神灵，四时香火不断，时至今日，柳州人依旧自豪地称柳宗元为“老市长”。

四年光阴，仅仅是柳宗元人生的一个小片段，对于柳州而言更是转瞬之间。可是这四年让柳宗元以“柳柳州”的别称传世，从此在罗池边矗立了上千年；这四年也让柳州大踏步向前，开始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柳宗元与柳州，相互成就了彼此。

诚然，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跨越发展，是无数无名之辈挥汗洒血造就的。众多在史料中难寻踪迹的普通人，他们有的从北方历尽艰辛迁徙而来，有的是走出山林到城池定居的越人，有的是在南方山岭中游荡的部落居民，大家都相中了河谷平原上的沃土，一起造桥铺路，一起建造城垣，一起实验中原的农耕技术。这些普通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文化精英的到来，极大加速了区域社会的发展，把人们原本朴素的认知升华为规律，用儒家观念统一了混乱的思想，用先进的科技与文明让土地迸发出轰隆隆的奋进声响。这些文化精英通常兼具官员身份，具有驱使制度的力量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有抚育黎民、造福一方的天然责任。因此，像柳宗元这般被贬士大夫的到来，在岭南发展史上书写了耀眼的华章。

被贬谪官员推动岭南跨越式发展，恰巧开始于唐朝。

或许因为史料湮灭，或许因为被贬谪官员本就不多，唐之前贬官发展岭南地方的案例罕见。唐之后的案例频繁见于史籍。《罗池庙碑》的作者韩愈，也是和柳宗元一样对岭南区域发展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贬官。韩愈两度任职岭南州县，都是因为写不合时宜的文章。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因上疏《论天旱人饥状》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是阳山第一位有正史可考的县令。韩愈治阳一年两个月，推广农耕、兴办教育，一洗当地鸟言夷面之俗，是阳山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元和十四年（819年），年逾五十的韩愈又因为一封《谏迎佛骨表》外放潮州刺史，再次跋山涉水奔赴千里之外。在潮州，韩愈除了关心农桑、兴学育才外，还消除当地的鳄害，并学柳宗元赎放奴婢，“赢得江山都姓韩”。韩愈离任后，潮州的山水皆以韩姓冠名，韩山耸立、韩江长流，昌黎遗风常存粤东大地。

同时期，柳宗元挚友刘禹锡贬谪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期间，也大力发展农耕、重文兴教，疏通与周边州县的交通。清乾隆《连州志·名宦传》评价：“吾连文物媲美中州，禹锡振起之力居多。”朝廷确实将岭南，尤其是海南岛作为贬官场所，幸运的是一代代黯然南下的贬谪士大夫中总有筚路蓝缕、用光明覆盖蛮荒的士林典范。贞观二十年（646年），王义方贬官吉安（今海南昌江）县丞，“吉安介蛮夷，梗悍不驯，义方召首领，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清歌吹蕣，登降跽立，人人悦顺”，开海南学校教育的先河。中唐宰相韦执谊贬为崖州（今海南海口东南）司马，尽管从云端被贬到了地底，他在任期间依然兴修水利，恩泽一方。几十年后，名相李德裕也来到了此地，贬任崖州司户参军。他在崖州任职不到一年，遭受政治高压，最终郁郁而终，依然奖掖孤寒。李德裕是举家而来的，据说他的后裔留居海南，繁衍生息。在他之后，还有胡铨、寇准、苏轼、黄庭坚等名臣、文豪接踵而来。虽然是贬官谪宦，他们无疑接力引领岭南地区后来居上。

进入明朝后，广东和广西的多地，不再是朝廷命官视为畏途的边陲州县，与中原正州无异。相反，岭南出现了多个要缺、肥缺，清要之臣非竞争而不可得。

至于柳宗元，罗池庙已经扩建为更加恢宏的“柳侯祠”。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敕封柳宗元为文惠侯。之后朝代屡有加封、追赠。柳宗元也从民间神灵跻身法定神灵行列，享受国家祭奠。荔枝红，香蕉黄，柳州人民载着瓜果、蔬菜，一同送进柳侯祠。人们幻想着柳宗元能够驾驶骏马进入庙堂，再看看这里的山水和百姓。如今，柳州城中道路整齐，道旁桂树飘香、秩序井然，老百姓欢声笑颜。后人根据韩愈的《柳州罗池庙碑》，提炼了一副对联立于柳侯祠前：

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