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大鹏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率军平定淮南王英布的叛乱，回到了故乡沛县。庆功宴上，家乡父老箪食壶浆，对荣归故里的皇帝顶礼膜拜，可刘邦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觥筹交错之间，即兴而起的刘邦随口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词句之间，洋溢着王者归来的豪壮，却也流露出一丝孤寂与无奈，能为汉室守卫四方的壮士到底在哪里呢？遍顾四海，曾经与刘邦并肩作战的功臣大将不是叛他而去，就是被他诛杀，汉朝的江山将来依靠何人呢？政局的动荡使刘邦认定“非我同姓，其心必异”，想要汉朝江山永固，外姓人是靠不住的。于是在他的亲自主持下，与群臣斩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从此刘邦大封同姓王，想要依靠宗族的力量为汉帝国守护疆土。

刘邦的想法对稳定汉初政局起到了关键作用，诸吕之乱中，丞相陈平正是借助当年的盟誓，窃符调兵，最终与周勃等人一起，凭借刘氏诸王的力量，诛除吕氏一党，稳固汉室江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姓分封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这些刘姓王爷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他们又有治理藩国，统带军队的权力，俨然成了一方天子。皇帝自然不会坐视诸侯王势力坐大，便千方百计地削弱他们的实力，双方利益的碰撞终致祸乱爆发。吴楚等七国竖起异帜，数十万叛军杀向长安，要不是太尉周亚夫用兵如神，汉景帝的皇位都可能被颠覆。

与西汉诸侯王的叱咤风云相比，东汉藩王却显得默默无闻，遍观整个朝代，参与辅政的藩王仅东平王刘苍一人，而诸王叛乱者也不过刘杨、刘荆等数人而已，其他藩王大多远离政事，安享富贵。等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强并起，按说刘姓诸王应该挺身而出，重整河山，可举起复兴汉室大旗的偏偏却是织席贩履出身的庶人刘备，这不禁让人心生疑惑，难道东汉的王爷们真的只会逆来顺受，甘守本分？真相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其中必然另有缘故。

一、分封前汉宗室不过是权宜之计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自立，夺取了汉室江山。他大力打击前朝宗室势力，招致四方忌恨，而其所推行的“托古改制”又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流民遍地的问题，导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赤眉、绿林纷纷起义，而身为汉室宗亲的刘縯、刘秀兄弟也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起兵舂陵，历经数年征战，刘秀最终击垮了新莽政权，重建汉朝，但这一切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

大哥刘縯被更始帝杀害，包括二哥刘仲、二姐刘元在内的数十族人也在小长安之战中遇害，致使东汉建立之时，刘秀近宗族人所剩无几。为了壮大宗室的力量，凝聚刘姓宗亲的人心，称帝后的刘秀先后封叔父刘良，侄子刘章、刘兴（刘縯子）等八人为王，而对于其他汉室宗亲，刘秀特下诏令：“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殁，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刘秀此举顺应了当时的人心，赢得了前汉遗孤的广泛支持，使他在与赤眉刘盆子政权的角逐中逐渐占据上风，最终得以定鼎长安。但在内心深处，刘秀对自己的这些远房亲戚们却疑虑重重。

虽说刘秀起兵打的是兴复汉室的旗号，但从法理上来讲，他显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刘秀出身于汉景帝第六子长沙定王刘发一系，但却不是该藩的嫡传血脉，所以到他这一代已是无官无爵的庶人，顶多算是皇室远支。当时长沙王一系的嫡传血脉尚未断绝，虽说末代长沙王刘舜被王莽废黜，但其子刘兴尚在，可作为长沙王一脉的代表；且哀、平诸帝虽已绝嗣，但宣、元二帝尚有后人在世。说起来，这些刘氏宗亲在法理、血缘上都比刘秀更有资格继承大统，而且在这些汉室宗亲中，一些人在其原封国所在地域颇具影响，并在刘秀起兵后给予了他很多支持。像真定王刘杨，本就是拥兵十数万，雄踞河北的枭雄，在刘秀出兵河北之时，转而投其麾下。为了拉近与刘杨的关系，刘秀不得不暂时放下与结发妻阴丽华的感情，转而迎娶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以政治联姻的方式争得河北各路豪强的支持。可在刘秀称帝后，自认为集团股东之一的刘杨不甘于久居人下，蓄意制造“赤九之后，瘿杨为主”的谶语，暗中积蓄实力，妄图自立为帝。虽然后来刘秀派耿纯等人铲除了刘杨，但为了内部的安定，刘秀不得不让刘杨之子刘得承袭了真定王爵，并册封郭圣通为皇后，其所生长子刘彊为太子，以此来安抚河北派系的情绪。然而这件事却让刘秀对这些西汉皇室遗孤产生了深深的芥蒂，可彼时天下未定，为争取更多的支持，刘秀只得选择隐忍，直到建武十二年（36年），刘秀攻灭“白帝”公孙述，实现了海内一统，便立即着手解决诸侯王的问题。

二、严控宗藩以实现中央集权

刘秀的削藩手腕着实高明，他先是下诏“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邵为乐成侯，茂为单父侯”，一纸诏书明确东汉正统，当即排除一切对皇权传承的质疑，之后又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兴为鲁公”。当时刘秀诸子都还年幼，尚未封爵，将叔父刘良，侄子刘章、刘兴这几个至亲降爵是为了堵住众人的口舌。等到舆论平息后，刘秀又暗中授意心腹功臣窦融、邓禹等人上书：“今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陛下恭谦克让，抑而未议，群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时，定号位，以广藩辅，明亲亲，尊宗庙，重社稷，应古合旧，厌塞众心。”而他便顺水推舟，封自己的几个儿子为公爵，之后又将所有的公爵晋升为王。这一波操作直接将那些前汉宗室排斥出了权力的核心，将东汉王朝的主导权归入到自己的近亲中，而这仅是刘秀巩固皇权的第一步，在确立建藩封国的制度上，刘秀也采取了与刘邦不一样的措施。

东汉开国的政治环境与西汉大有不同，清代学者赵翼曾在其所著《廿二史札记》一书中讲到“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当年刘邦不过一泗水亭长，趁秦末天下大乱而起兵沛县，所从樊哙、卢绾、夏侯婴等人皆出于市井，这样一支乌合之众在与项羽所率的江东子弟兵作战初期自然是败多胜少，后来靠着萧何、张良等人的运筹，刘邦将英布、臧荼等人笼络到阵营当中，使楚汉实力对比发生逆转，最终垓下一战，项羽在四面楚歌之中兵败自刎，刘邦才得以统一中原。可以说西汉的建立非刘邦一人之力所能主导，项羽的西楚国准确地说是他组织下的反楚联盟攻灭的，所以在众人看来，作为盟主的刘邦自然不能独享胜利果实，刘邦不得已才封了韩信、彭越、臧荼等人为异姓王，但内心却对这些人颇为猜忌。等到江山既定，刘邦便开始剪除这些异姓王，可在他诛除了韩信、彭越等人后，却引发了其他势力的不安，英布、陈豨这些枭雄借机起兵叛乱，致使关东一带烽火再起。虽然叛乱最终都被一一平定，但刘邦对这些异姓功臣已不再信任，于是便有了后来的“白马之盟”。但刘邦的想法还是不够周全，他给了子孙太多权力，刘氏诸王们不但可以管理本国内政，还可统带军队，俨然成了一个个土皇帝，这种强藩的措施虽然对稳定汉初政局起到了一定作用，可一旦政局稳定，这些羽翼丰满的刘姓藩王们自然也不会甘做朝廷的臣属。大家本是同宗，凭什么未央宫座上之人可以对天下发号施令，而我们就只能甘为臣下呢？最终，中央王朝与地方诸王的矛盾激化导致七国之乱爆发，汉朝险些就此分崩离析。

对于西汉分封诸王的隐患，刘秀当然心知肚明。与西汉开局不同的是，刘秀的帝业始于舂陵起兵，当年他与哥哥刘縯虽已无官爵，但在家乡舂陵一带，刘氏家族还颇有影响。刘縯本人“性刚毅，慷慨有大节”，乐于交往天下豪杰，所以身边聚集了一批才俊，而刘秀早年也曾游学长安，像邓禹、朱佑等人都是其游学期间的同窗好友，所以刘秀的班底大多是其同乡旧友，感情基础较好，而且这些人普遍知书崇礼，随刘縯、刘秀兄弟起兵是为了推翻王莽、兴复汉室，君臣名分早定，即使后来加入起义队伍的吴汉、岑彭等人也大多不是慕名而来，就是势穷而归顺，所以舂陵军一直都是由刘氏兄弟一手主导。东汉建立后，刘秀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兴汉室的一代圣主。同时在对待这些开国功臣的态度上，刘秀也没有选择像刘邦那样一应诛戮，而是对他们厚加封赏。这些追随刘秀多年的勋臣故旧都有了好的归宿，自然也会拥戴新朝，所以东汉初期的政局一直较为稳定。因此，刘秀没有必要像刘邦那样通过强化宗藩来巩固王朝统治，反而吸取教训，采取强干弱枝的方式强化中央集权。在这种大背景下，光武朝所封的藩国较之西汉普遍规模较小，像刘秀的原太子刘彊，因母后郭圣通失宠而自请出让太子之位，被封为东海王，刘秀“以彊废不以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沛王刘辅，因母亲郭圣通被降为中山王太后，“故徙辅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以上二王受到刘秀的特殊优待，封国也不过两郡之地，像东平王刘苍、济南王刘康等人封国大多只有一个郡，而不受刘秀待见的楚王刘英封地仅有数县，对比西汉初年那些动不动就坐拥数郡几十城之地的藩国来讲，东汉初年的宗藩就显然弱小得多。

除了限制封地的规模外，东汉朝廷对藩王权力也有很多约束。七国之乱后，为了削弱地方藩王的势力，汉景帝剥夺了诸王的置吏权和治国权，王国属官都由朝廷任命。等到武帝时期，由于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案，汉武帝又颁布了《左官律》，明确规定不经中央派任而私仕于诸侯即构成“左官罪”，重者可腰斩弃市。这一举措使地方藩王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从此“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东汉开国之后，沿袭西汉的宗藩制度，对藩王的权力严加控制，从一开始就没有赋予这些藩王治国统军的权力。藩国内所有军政都由国相等属官直接对朝廷负责，使得诸王丧失了对各自藩国的控制能力。除此之外，朝廷对宗藩的财力也严加管制，明确诸王俸给以钱谷为准，由朝廷拨付，与本人封国的财政经济无关。诸王有封藩之名，却无裂土之实，在实际政治中毫无地位，而各州刺史却可对辖区内的郡国实时纠察，藩国国相等属官也有监督藩王行为的职责，使得这些诸侯王的一举一动都被朝廷牢牢掌控，根本无法对中央王朝构成威胁。像东汉初年楚王刘英、山阳王刘荆等人的反叛，大多仅在谋划之初就被人举发，尚未起事就已被朝廷平息，可见东汉对宗藩监督之严密。诸王实质上仅是食朝廷俸禄的一方富豪，根本无法插手地方事务，在藩国之内毫无存在感，不被吏民所尊。在这种大背景下，对于诸王的一些不法行为，东汉的皇帝们又充分展示了他们“海纳百川”的一面，他们很少诛戮这些已是砧板鱼肉的藩王，对藩王们的部分罪行也给予了一定的宽容。在这种恩威并施的举措下，诸王逐渐褪去了以往的乖张，变得安于富贵，恪守本分。而在汉和帝之后，由于皇帝大多壮年崩逝，很多没有子嗣，外藩入继的情况屡见不鲜，诸王更急于向朝廷展示自己孝悌仁德的一面，以争得朝内上下的认可，博得继承皇位的机会，宗藩谋逆之事更是鲜有发生。

三、“强干弱枝”的制度终致藩篱尽失

东汉王朝对宗藩的严控使诸王势力逐渐退出了对地方控制权的争夺，取而代之的是世族豪强的崛起。东汉官员的选举主要以任子制和察举征辟制为主，这就给予了官宦之家很大的政治特权。为了能够世代为官，长享富贵，这些官僚相互勾结，推荐亲戚故旧为官，像“四世三公”的袁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些豪门世族以门生故吏的名义暗植势力，利用土地兼并大力发展在家乡、封地的庄园经济，招募破产农民成为他们的私人雇佣，名义上是为其家族生产服务，实际上却让这些人脱离国家户口统计，加入他们的私人属籍，逐渐发展成为其家族的雇佣势力，而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更给了这些豪强世族发展壮大的机遇。汉灵帝的一纸诏书，使得各州郡都可以私募军队。于是，这些遍布各地的豪强世族纷纷招募平民，武装家奴，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他们相互攻伐，置皇帝于不顾，汉室权威大为削弱，最后曹操、孙策等人通过征战逐步吞并了各地割据势力，形成了听命他们本人的军事集团。尤其是曹操，在将汉献帝迁到许都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俨然成了第二个王莽。而此时刘氏诸王们由于无力节制地方，自保尚且不能，更别提拱卫皇室了，因此，当自诩中山靖王之后的庶人刘备举起复兴汉室的大旗之时，宗藩们竟无一人响应，掌握权柄之后的曹操却一口气废除了齐、北海、阜陵等八个藩国。至此，东汉的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代汉称帝，献帝刘协被降为山阳公，而与汉室关系密切的赵、东海、东平、沛、彭城、梁、任城、河间这最后八个藩国也被一一废除，经历了数百年的争斗，汉朝皇帝最终还是与他的宗藩们一起沦为了历史的尘埃。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