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钢

石瑛（1878—1943年），字蘅青，湖北阳新人。在民国政坛，石瑛素有“民国第一清官”“湖北的圣人”时誉。石瑛从政清廉自守，处世刚正无私，在文化教育、社会经济等领域亦成就不凡。早在青年时代，对于中国为何积贫积弱以及如何挽救国家危亡，石瑛就有着自己的深入思考，认为“国势日削，非改弦易辙，振业崇武，不足救危亡”。石瑛自1904年两度赴欧洲留学，先后在比利时、法国和英国深造，从学习铁路专业到改学海军和海军设备制造，再到攻读采矿冶金和机械制造，无不以国家需要为选择，无不以实业报国为旨归。

石瑛学成回国后，致力于服务国家建设，历任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是一个身体力行、奋发有为的实干家。面对艰难困顿的时局，他力任其难，兴利除弊，探索建设现代国家之路，为推动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竭尽心力，建树颇多。及至晚年卧病在床，他依然不忘“如何兴办实业，如何以在野之身，力助中国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正轨”。石瑛的社会经济活动蕴含着丰富的内容，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

1905年春，孙中山与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合影（前排左一为石瑛）

一、实行开放主义

孙中山说过：“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石瑛追随孙中山多年，深受孙中山政治、经济等思想影响。更重要的是，石瑛在欧洲留学和考察多年，目睹了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先进技术，深知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建设上存在着巨大差距。为了追赶先进国家，石瑛规划地方经济发展蓝图时，总是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借鉴与学习当时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

1922年3月，石瑛从欧洲留学归来，1926年任广州石井兵工厂工程师。1927年春，北伐军占领上海，石瑛被任命为龙华兵工厂厂长。该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也是北伐军武器弹药供应的重要基地。甫一上任，石瑛即大刀阔斧革新厂务，参照德国和英国的管理方式，对工厂实施严格的科学管理，同时引进留学英、德、日等国的青年技术人才，让他们负责炮厂、枪厂、弹药厂和炼钢厂等各分厂的生产，以应北伐军所需。因为石瑛管理有方，力除积弊，他的改革立见成效，工厂“支出减二分之一，而出品加倍”，所造枪炮质量甚至可与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媲美。

1927年12月，应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所请，石瑛首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于次年3月正式到任。历经长年战乱，湖北各项建设停滞已久，百废待兴。石瑛在市政、工矿、农业等方面大力革新，全面吸收西方的现代经验，并特聘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指导工作。湖北为千湖之省，得水独优，亦饱受水患。水利事关湖北经济发展命脉，他聘请挪威水利专家爱利生任湖北水利工程师。为发展湖北农林建设，石瑛聘请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学位的叶雅各担任农林技正，又聘请留学美国的余籍傅负责湖北公路建设。在当时湖北经济建设中，这些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经济建设的诸多方面，石瑛都向西方国家学习，顺应时代潮流。1932年3月，石瑛就任南京特别市市长兼财政局局长时，便在施政方针中提出：“廉洁政府在欧美法治国家视为当然，官吏果有贪污行为，法律舆论均可加以制裁……本市财政必须公开，取之于市民的，必用之于市民。”石瑛效法欧美公开政府财政预算，确保廉洁施政。

石瑛在经济上对外开放并不是全盘西化，盲目崇洋，而是因地制宜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的成功做法，以弥补国内经济建设的短板。不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外国经验，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效益的外国人才，宁可不要。1930年12月至1931年12月，石瑛出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在治理西湖水患时，他辞退只拿巨酬而无所作为的数名外籍水利顾问，“矫正盲崇外人无功豢养之陋习，人心为之一奋，行政效率因以骤增”。而重新选用的本省水利工程师，其工程设计合理，使西湖水患得以根治。

作为一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者，石瑛认为民生事大，“平民之生计问题，实为一重大之社会问题”，人民如无幸福，国家亦无昌盛可言。正如长期追随石瑛的赖琏所说：“他有远见，有计划，有高尚的理想。他既不粉饰门面，更不应付政治环境。只知道很率直地、很切实地为人民解除疾苦，为社会增进福利。”

在1932年3月至1935年3月南京市市长任上，石瑛以发展生产、维护民生为第一要务。当时大量人口涌入南京，住房问题随之产生。平民与小职员不能担负高价房租，只好一家数口挤住一屋。露宿街头的贫民更是触目皆是。石瑛当即对房价“行政干预”，通令房租7.5折，表示“本市房价之折低，出于适应国难期间，减轻市民之担负”，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私人建房，还筹措资金大建廉租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很快，南京下关、中华门外的廉租房一片片拔地而起，以每月不足1元租金租给贫民居住，这对无处安身的贫民无疑是雪中送炭。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石瑛重视南京市民生计，严禁粮商囤积居奇，抬高米价。对于无钱买米的家庭，南京市府建有义仓，由个人申请，社会局派员核实后发给米票，即可凭票去义仓领米。南京本为产缎产绸之地，因受经济低迷影响，绸缎业日趋衰落。石瑛支持和救助绸缎机户，鼓励他们提高绸缎质量，使江南绸缎业再现生机。不少市民无钱从事小本经营，以致生活陷于困顿。石瑛在南京创办小本贷款制度，使成千上万小商家得以维持下去。发放耕牛贷款，创办农村合作社，改良种子，使破产的农村经济恢复元气……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逃避日军的铁蹄，大批人口迁往西南方，鄂西人口一时剧增，物价猛涨，物质匮乏，百姓温饱问题令石瑛牵挂于心。他在建始县创办棉麻生产合作社，以解决高寒山区人民穿衣难的问题。1939年9月，在湖北省临时省会恩施，石瑛当选为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他全身心投入参政议政，力主开发鄂西山区经济，推广农贷，增加生产。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棉麻纺织合作社、粮食加工合作社相继成立，产品以平价出售，赢利所得全部捐给前方将士及作为地方奖学金救济贫苦教员，促进了当地粮食生产，保障了百姓衣食住行。

三、注重科学规划

从西方国家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中，从国内地方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石瑛认识到各产业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改变传统社会各行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促进产业结构的完善及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提升。因此，在谋划地方经济发展大计时，石瑛注重统筹规划和科学建设，在促进工商业、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加强市政、交通、水利等建设，让各产业达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工业乃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1928年石瑛到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前，省营工厂绝大多数停产，工人失业，厂房被驻军占用。石瑛上任后，即呈请武汉政治分会、军事委员会通令各军不得驻扎工厂。他或招商承租，或筹措资金，使南湖制革厂、湖北官纸印刷厂、武汉火柴厂等恢复经营；成立湖北省棉业改进所，整顿一纱、震寰、裕华、申新四大棉纺织厂，扩建武昌电灯公司，新建武昌自来水厂；改造大冶象鼻山铁矿，使象鼻山铁矿生产能力大有提高。

数千年来中国以农立国，石瑛主张“吾国此后建设政策当然应极力推荐农业。第一步借以供给人民衣食的需要……第二步以其剩余供给工业上的原料”。他在湖北开办农艺、园艺、林业、棉业、蚕业等九处农林试验场，培育良种，推广农业新技术，成立农林传习所，为农业生产培养技术人才。1928年湖北农业丰收，好几项农产品出口创历史新高。石瑛以农业产品为工业和出口提供原料，推动湖北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升级，堪称贡献良多。

现代交通对经济建设的发展至关重要，石瑛认为“要促进农业工业商业，不从整顿交通上着手，是无从入门的”。他组织拟定《修筑省道计划大纲草案》，对湖北全省公路统一规划和筹建；整顿武汉轮渡和内河航运，设武汉轮渡事务所和内河航运事务所，加强轮渡管理，改善轮渡设施，保证市民过江安全畅通；拆除阻碍交通的武昌汉阳门城楼，修筑汉阳门马路，使武昌交通格局为之改观。在水利方面，石瑛成立湖北省水利工程局，制定水灾防治方案，修建长江水利堤防工程；在电讯方面，则着手创办长途电话，建设七条长途电话网干线，以省会武汉为中心，以干线支线连接湖北各县，使湖北长途电话建设初具规模。

从1928年3月到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至1929年冬卸任而去，石瑛“辄出所学，度以精思，运以大力，于交通、水利、农林、工商诸部门，一一创造规模，荡涤旧污，为后来者取法”。在主政南京时，石瑛组建南京市建设委员会，亲任主任，令实业部作出南京市实业十年发展规划。石瑛以开阔的眼界、科学的方法，统筹工矿业、交通、电信、市政等多个领域建设，追求“经济之合理发展”，以实现地方经济现代化发展目标，在当时可谓颇具革新意识。

四、提倡国货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加紧军事侵华的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大举入侵，故意压低产品价格，让日货倾销中国市场，妄图挤垮中国民族经济。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抗日热潮在神州大地蔚然兴起，抵制洋货、发展实业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也成为社会各阶层爱国自强的普遍要求。为挽回利权，实业救国，石瑛坚决抵制日货，“尤尽力提倡国货，策动国民经济之发展”。

就任南京市市长期间，石瑛支持南京各界和行业公会采取一切措施查防日货。当时全国各地抵制日货之风日盛，其他地方多是学生上街查烧日货，只有南京规定庇运日货犯法。身为南京“服用国货委员会”委员，石瑛大力宣扬国货，以与日货相抗衡；扶持传统绸缎业改良品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发起“服用土布运动”，举办土布展览，倡行穿着土布，拒用洋布，自己衣履均土布缝制，被人称为“布衣市长”。石瑛不仅以身作则，也要求市府职员平日穿土布制服，勿着洋装，以示提倡。

上行下效之下，大规模的国货展览会、国货宣传周在南京频频举办。而石瑛必到会演讲，从抗日救国的高度宣扬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之必要。1933年1月16日，石瑛应中央国术馆馆长之邀，来馆发表题为《中国经济恐慌与日本经济恐慌之比较》的演讲，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人能坚持抵制日货，彼即束手无策，将不战而自屈。若贪图便宜，私买日货，以每个子弹价值五分计之，我人买日货值小洋一角，即不啻拱送两枚子弹，而以全家骨肉供其射击。”时人评论说：谈抵制仇货既高屋建瓴，又鞭辟入里，且举例令人胆战心惊，不寒而栗，石瑛为第一人。

在当时国货运动热潮中，石瑛促成南京市国货公司成立，并任筹备主任，致函各界劝认国货公司股本。他对国货公司抱以殷切期望：“公司采办国货，务须慎重鉴别，如发现以洋货冒充国货情事，经办人无论有意无意，概送法院究办……货物价格，应较市面低廉，品质尤应力求精美。”1934年10月，南京市国货公司正式营业，商品质优价廉，深受国人欢迎。公司在之后推动南京国货运动中发挥较大作用，为社会所称道，石瑛的创办之功当记上一笔。

五、务求经济实效

石瑛在经济建设中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盲目投入，主张量力而行，突出建设重点，如他所言：“以实效为期，效不可见，虽有良法美意，亦无补于毫末……道在权衡事势，就其最要、最急者若干事，集中人力、物力以治之，达到预期之成绩，再集力以治其他。”时人称之为“向来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所学的是专门科学，所做的是实际工作”。

1930年冬，张难先接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前主政者先后上马杭江铁路、钱塘江大桥、杭州电厂等一大批工程，导致人力、财力、物力匮乏，工程难以为继。张难先聘石瑛为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将建设重任托付于他。鉴于当时政府财力拮据，石瑛四处筹措项目资金，争取到上海银行界贷款投资，同时他采取紧缩政策，停办不急之务，但对杭江铁路及杭州电厂等重大设施工程则全力以赴，不容懈怠，使陷于停顿的浙江省经济建设再焕生机。特别是兴建的杭江铁路，在后来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战略物资运输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石瑛复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直至次年8月辞职。随着日军步步进逼武汉，他筹划组织武汉工厂设备和湖北省政府西迁，尤其是当时“军事方急，公路之修筑破坏，视作战需要为办，而出以迅速”。根据战时需要，石瑛将抢修公路列为全省工作要务，发动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当时修路里程打破湖北历史筑路最高纪录，有力配合了抗战军事行动，保障了湖北军民物资补给。

1938年武汉沦陷后，恩施成为湖北省战时省会，随着人口大量迁入，粮食供不应求。为坚持长期抗战，石瑛主张紧要之事莫过于促进生产，而粮食生产则为重中之重。为此，石瑛提出垦殖荒地，扩大地亩；改进良种，增加产量；修治水利，防止天灾；推广冬种，解救春荒；实行屯田办法，使兵农合一；开展农村合作贷款事业，以济农民生产资本等建议。为改善后方物资匮乏状况，他支持周苍柏成立湖北平价物品供应处，对机关学校公务人员实行定量、凭证分配。

1943年12月，石瑛病逝后，吴稚晖悼以一联：“抱建造现代国家之才，未能一试；得留遗超人风节而逝，自足千秋。”可以说，这句话对石瑛的一生评价恰如其分。从时代背景观察，石瑛所生活的年代，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石瑛留学海外攻读理工科，从传统士大夫向新式知识分子乃至现代工程技术人员转型，即是希望实现其实业救国的夙愿。但从清末到民国，政局长期不稳，社会动荡频仍，国家经济发展之路布满荆棘，使石瑛的实业报国理想始终缺乏一试身手的舞台。就个人节操而言，由于石瑛“无科名习气”“无白人习气”“无党人习气”“无官僚习气”，一向为人耿介，不事权贵，清正廉洁，被视为“湖北一怪”，与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因而，他为政一方均时间不长，人走政息，经济建设也难以深入持久。从此意义上说，在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下，石瑛的实业追求和经济实践带有挥之不去的悲情色彩。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1期」